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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者的土地

余秋雨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p#分页标题#e#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150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干,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p#分页标题#e#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老去悲长剑,胡为独远征?半生戎马换,片语玉关行!乱石冲云走,飞沙撼碛鸣。万方新雨露,吹不到边城。(《送张坦公方伯出塞》)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王宣〕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闲骑蹇卫频来往,小擘霜鳌忘主宾。明月满庭凉似水,绿莎三径软于茵。生经多难情愈好,未觉人间古道沦。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惟独这儿,〔原文如此--输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p#分页标题#e#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感受:浓阴落尽有高柯,昨日流莺在何处?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回来,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担的,但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的福气而回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更其重要。吴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干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p#分页标题#e#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干、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着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它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延伸阅读

《阳关雪》余秋雨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p#分页标题#e#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余秋雨:我在等你 情感文章


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

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

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

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

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

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

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

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

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

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

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

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

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

流水冻了,我在河畔等你。

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

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千年庭院》余秋雨


千年庭院

余秋雨

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一个人在岳麓山上闲逛。岳麓山地处湘江西岸,对岸就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儿,乘着当时称之为“革命大串连”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山梁上。

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没有被“大串连”的浪潮裹卷过,但又很少有人能讲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国停课,这么大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间教室能够例外,学生不上课又不准脱离学校,于是就在报纸、电台的指引下斗来斗去,大家比赛着谁最厉害,谁最出格。现在的青年天天在设计着自己的“潇洒”,他们所谓的“潇洒”大体上似乎是指离开世俗规范的一种生命自由度;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潇洒”一词,却也在某种气氛的诱导下追慕着一种踩踏规范的生命状态。敢于在稍一犹豫之后咬着牙撕碎书包里所有的课本吗?敢于嗫嚅片刻然后学着别人吐出一句平日听着都会皱眉的粗话吗?敢于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害怕的老师头上去吗?敢于把图书馆里那些读起来半懂不懂的书统统搬到操场上放一把火烧掉吗?敢于拿着一根木棍试试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还是实心的吗?说实话,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学生都有可能在心中一闪而过,暗自调皮地一笑,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实现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时期,这一切全被允许了,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地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份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后来发觉已被“造反派”同学所鄙视,无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懒了。这一切当时看来很像一回事,其实都是胡闹,几年以后老同学相见,只知一片亲热,连彼此原来是什么派也都忘了。

记得胡闹也就是两三个月吧,一所学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轻人追求新奇,差不多的事情激动过一阵也就无聊了。突然传来消息,全国的交通除了飞机之外都向青年学生开放,完全免费,随你到哪儿去都可以,到了哪儿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钱,名之为“革命大串连”。我至今无法猜测作出这一浪漫决定的领导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好像是为“造反派”同学提供便利,好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好像又在为“保守派”同学提供机会,迫使他们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风气,转变立场。总之,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是学生,也包括一时没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师,大学的,中学的,乃至小学高年级的,城市的,乡村的,都可以,一齐涌向交通线,哪一站上,哪一站下,悉听尊便。至于出去之后是否还惦念着革命,那更是毫无约束,全凭自觉了。这样的美事,谁会不去呢?

接下来出现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学生们像蚂蚁一样攀上了一切还能开动的列车,连货车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国的铁路运输立即瘫痪。列车还能开动,但开了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个小时。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我不相信自从火车发明以来会有哪个地方曾经如此密集地装载过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坐着,也没有人站着,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只脚能够着地,大伙拥塞成密不透风的一团,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则横塞着几个被特殊照顾的病人。当然不再有过道、厕所,原先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车,一停车就在大家的帮助下跳车窗而下。但是,很难说列车不会正巧在这一刻突然开动,因此跳窗而下的学生总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托付给挤在窗口的几位,说如果不巧突然开车了,请把行李包扔下来。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夜晚,列车启动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之间,几个行李包扔下去,车下的学生边追边呼叫,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下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们最终找到了下一站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扔下车去的行李包与车上学生抱着的行李包一样,小小的,轻轻的,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包着三四个馒头,几块酱菜,大同小异。不带书,不带笔,也不带钱,一身轻松又一身虚浮,如离枝的叶,离朵的瓣,在狂风中漫天转悠,极端洒脱又极端低贱,低贱到谁也认不出谁,低贱到在一平方米中拥塞着多少个都无法估算。只知道他们是学生,但他们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而且将一直没有下去,不久他们又将被赶到上山下乡的列车上,一去十几年,依然是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依然是被称之为学生。因为是学生,因为他们的目光曾与一个个汉字相遇,因为他们的手指曾翻动过不多的纸页,他们就要远离家乡,去冲洗有关汉字与纸页的记忆。“大串连”的列车,开出了这一旅程的第一站。历史上一切否定文化的举动,总是要靠文化人自己来打头阵,但是按照毫无疑问的逻辑,很快就要否定到打头阵的人自身。列车上的学生们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睡梦中还残留着轰逐一切的激动,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长时间的容纳一群不作建树的否定者,一群不再读书的读书人,一群不要老师的伪学生。当他们终于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列车开出去太远了,最终被轰逐的竟然就是这帮横七竖八地睡着的年轻人。

也许我算是醒得较早的一个,醒在列车的一次猛烈晃荡中,醒在鼾声和汗臭的包围里,一种莫名的恐惧击中了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心底一阵寒噤。我想下车,但列车此刻不会停站,这里也没有任何人来注意某个个人的呼喊。只好听天由命,随着大流,按照当时的例行公事,该停的地方停,该下的地方下,呼隆呼隆跟着走,整个儿迷迷瞪瞪。

长沙和岳麓山,是当时最该停、最该下的地方,到处都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连岳麓山的山道上都是这样。那个著名的爱晚亭照理是应该有些情致的,但此刻也已被漆得浑身通红,淹没在一片喧嚣中。我举头四顾,秋色已深,枫叶灿然,很想独个儿在什么地方静一静,喘口气,就默默离开人群,找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野山毕竟不是广场通衢,要寻找冷清并不困难,几个弯一转,几丛树一遮,前前后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条路很狭,好些地方几乎已被树丛拦断,拨开枝桠才能通过。渐渐出现了许多坟堆,那年月没人扫坟,荒草迷离。几个最大的坟好像还与辛亥革命有关,坟前有一些石碑,苍苔斑剥。一阵秋风,几声暮鸦,我知道时间不早,该回去了。但回到哪儿去呢?哪儿都不是我的地方。不如壮壮胆,还是在小路上毫无目的地走下去,看它把我带到什么地方。#p#分页标题#e#

暮色压顶了,山渐渐显得神秘起来。我边走边想,这座山也够劳累的,那一头,爱晚亭边上,负载着现实的激情;这一头,层层墓穴间,埋藏着世纪初的强暴。我想清静一点,从那边躲到这边,没想到这边仍然让我在沉寂中去听那昨日的咆哮。听说它是南岳之足,地脉所系,看来中国的地脉注定要衍发出没完没了的动荡。在浓重暮霭中越来越清静的岳麓山,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你的绿坡赭岩下,竟会蕴藏着那么多的强悍和狂躁?

正这么想着,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是什么地方?沿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边门,轻轻一推,竟能推开,我迟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进去。我走得有点害怕,假装着咳嗽几声,直着嗓子叫“有人吗”,都没有任何回应。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住了,脚步慢了下来,不再害怕。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这儿我没有来过,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种用途,但它的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祥,也许这儿曾经允许停驻一颗颗独立的灵魂?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兵营。这儿肯定出现过一种宁静的聚会,一种无法言说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与我刚才在墙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属于一个正恰相反的主题。

这个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灵深处连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个层面。这个层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来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神秘的庭院。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脚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来了,觉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现在的住舍还要亲切,那就是你自己。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讲解,给了我如此神秘的亲切感的岳麓书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我当时并不很清楚。凭直感,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文化教育机构,与眼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好大异其趣,但它居然身处洪流近旁而安然无恙,全部原因只在于,有一位领袖人物青年时代曾在它的一间屋子里住过一些时日。岳麓书院很识时务,并不抓着这个由头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发祥地,朝自己苍老的脸颊上涂紫抹红,而是一声不响地安坐在山坳里,依然青砖石地、粉墙玄瓦,一派素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谁愿意来看看也无妨,开一个边门等待着,于是就有了我与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对晤。

据说世间某些气功大师的人生履历表上,有一些时间是空缺的,人们猜想那一定是他们在某种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气的机缘所在。我相信这种机缘。现在常有记者来询问我在治学的长途中有没有几位关键的点拨者,我左思右想,常常无言以对。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一个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完全记不清在里边逗留了多久,只知道离开时我一脸安祥,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记得下山后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后的经历依然坎坷曲折,却总是尽力与书籍相伴。书籍中偶尔看到有关岳麓书院的史料,总会睁大眼睛多读几遍。近年来,出版事业兴旺,《岳麓书院史略》、《朱熹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山长考》、《岳麓书院名人传》、《岳麓书院历代诗选》、《岳麓书院一览》、《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等好书先后一本本地出现在我的案头,自己又多次去长沙讲学,一再地重访书院,终于我可以说,我开始了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那种感觉。

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木式〕、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以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把它描绘成天下英材最辉煌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能不服气。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权力又有经济实力,当然会像模像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天长地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琐哲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意于空名、着眼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落实得不是地方的原因。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较高的官员企图从根本上另辟蹊径,但他们官职再大也摆脱不了体制性的重重制约,阻挡不了官场和社会对于教育的直接索讨,最终只能徒呼奈何。那么,干脆办一点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学吧,但私学毕竟太琐小、太分散,汇聚不了多少海内名师,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离开了这两方面的足够人数,教育就会失去一种至关重要的庄严氛围,就像宗教失去了仪式,比赛失去了场面,做不出多少事情来。

正是面对这种两难,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后找到了两难之间的一块空间。有没有可能让几位名家牵头,避开闹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创办一些“民办官助”的书院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学术文化的传递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但又必须是名山,使这些书院显示出自身的重要性,与风水相接,与名师相称,在超逸之中追求着社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立足于民办,使书院的主体意志不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文人学士的文化逻辑来建立,教育与学术能够保持足够的自由度;但又必须获得官府援助,因为没有官府援助麻烦事甚多,要长久而大规模地办成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获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价,甚至也要接受某种控制,这就需要两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又凭借着权力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种情景,后来果然频频地出现了。#p#分页标题#e#

由此可见,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合理的。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正恰与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但据我看来,这个称呼还包含着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幽默和自在,尽管事实上山长是在道德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好生管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名以山长,自谦中透着自傲。山长薪俸不低,生活优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专门在历代山长居住的百泉轩流连良久,那么清丽优雅的住所,实在令人神往。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内忧十分深重的1840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

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

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

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

在这种气氛中,岳麓书院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远非官学所能比拟。早在宋代,长沙一带就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湘西书院;在湘西书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高标独立,引人仰望。

办这样一个书院,钱从哪儿来呢?仔细想来,书院的开支不会太小,在编制上,除山长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事、斋长、堂长、管干等教学行政管理人员,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厨子、门夫、堂夫、斋夫、更夫、藏书楼看守、碑亭看守等勤杂工役,这些人都要发给薪金;每个学生的吃、住、助学金、笔墨费均由书院供给,每月数次考核中的优胜者还要发放奖金;以上还都是日常开支,如果想造点房、买点书、整修一下苑圃什么的,花费当然就更大了。书院的上述各项开支,主要是靠学田的收入。所谓学田,是指书院的田产。政府官员想表示对书院的重视,就拨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而很少直接赠送银两。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也不太怕了。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死钱变成活钱。从现存书院的账目看,书院的各项开支总的说来都比较节俭,管理十分严格,绝无奢靡倾向,而学田的收入又往往少于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请补助了。我想,那些划给书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样是黑色的泥土,一样是春种秋收,但千百年来却是为中国文化、为华夏英才提供着滋养,这与它们近旁的其他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现在我的案头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书中谈到书院的学田,说书院借着学田“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收入作为常年经费”,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地租和典息都是“剥削收入”,书院以此作为常年经费也就逃不脱邪恶了。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小农意识,宁肯不要教学和文化!中国的土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只是划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块而搞成了一项横贯千年的文明大业,竟还有人不高兴,这并不是笑话,而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事实。中国的教学和文化始终阻力重重,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常常陷于困境,也都与此有关。而我,则很想下一次去长沙时查访一下那些学田的所在,好好地看一看那些极其平常又极其不平常的土地。

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格力量的贯注。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一旦散了魂,即便名山再美,学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气候。

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订的学规、学则、堂训、规条等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结,尤其是后来成为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哲学--文化人格学。因此,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书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炼所。与此相应,在书院之外的哲学家和文化大师们也都非常看重书院的这一功能,在信息传播手段落后的古代,他们想不出有比在书院里向生徒们传道授业更理想的学术弘扬方式了,因此几乎一无例外的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参与这一冶炼工程。书院,把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这三者,融合成了一体。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想提一提朱熹和张〔木式〕这两位大师,他们无疑是岳麓书院跨时代的精神楷模。朱熹还对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做出过类似的贡献,影响就更大了。我在岳麓书院漫步的时候,恍惚间能看到许多书院教育家飘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则是朱熹,尽管他离开书院已有八百年。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伟大诗人辛弃疾称赞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以一般眼光看来,这样一位大学问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去做教师了,若就社会地位论,他的官职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师来显身扬名,但朱熹有着另一层面的思考。他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习气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又说:“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认为离开了这一途径,几乎谈不上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语类》)在这位文化大师眼中,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事业比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崇山间的座座书院,捕捉从那里传播出来的种种信息。#p#分页标题#e#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木式〕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以前曾与张〔木式〕见过面,畅谈过,但有一些学术环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探讨变成书院教学的一种内容呢?1167年8月,他下了个狠心,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生随行,不远千里地朝岳麓山走来。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木式〕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朱熹和张〔木式〕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却都已身处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谈,所取得的成果是:两人都越来越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而两人以后的学术道路确实也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记载,张〔木式〕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自己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木式〕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寻朋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联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

……

(《有怀南轩呈伯崇择之二首》)

除了与张〔木式〕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几乎与我二十七年前见到的岳麓山一样热闹了,只不过热闹在另一个方位,热闹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朱熹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木式〕愉快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就名之为“朱张渡”,以纪念这两位大学者的教学热忱。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文化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木式〕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木式〕死后十四年即1194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受了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岳麓书院振兴起来,这时离他与张〔木式〕“挽袂”、“联床”已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位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订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会使它困顿,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的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智力过高的知识分子“学术偏颇,志行邪伪”,“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命拆去”的事情(参见《野获编》、《皇明大政纪》等资料)。

这类风波,当然都会落在那些学者教育家头上,让他们短暂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说到底,风波总会过去,教育不会灭亡,但就具体的个人来说,置身其间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撑住的。譬如朱熹,我们前面已经简单描述了他以六十余岁高龄重振岳麓书院时的无限风光,但实际上,他在此前此后一直蒙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诬陷和攻击,他的讲席前听者如云,而他的内心则积贮着无法倾吐的苦水。大约在他重返长沙前的十年左右时间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们攻击为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宜摈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担任太常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学家叶适出来说话。叶适与朱熹并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在皇帝面前大声责斥那些诬陷朱熹的高官们“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才使朱熹还有可能到长沙来做官兴学。朱熹在长沙任内忍辱负重地大兴岳麓书院的举动没有逃过诬陷者们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长沙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

枭首朝市,号令开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

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忧方大矣。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并把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伪学逆党籍”,多方拘捕。朱熹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实在不是味道。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例如1197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怨无悔。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后也许难得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那个通宵。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p#分页标题#e#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1198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直到1199年,他觉得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果然这年三月九日,他病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纷纷赶来,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行状》)辛弃疾在挽文中写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廪犹生。

果然不久之后朱熹和他的学说又备受推崇,那是后话,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让我振奋的不是朱熹死后终于被朝廷所承认,而是他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竟然能把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后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漂亮。在我看来,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写出一部相当动人的悲剧作品来的。他们都不是死在岳麓书院,但他们以教师和学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从岳麓书院迈出的。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点学。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木式〕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是的,在这里,时隔那么久,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次要的了,让人反复缅思的是一些执着的人和一项不无神圣的事业。这项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入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

当然我在这个庭院里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你看我初次踏进这个庭院的当时,死了那么多年的朱熹又在遭难了,连正式出版的书上都说他“把历代的革命造反行为诬蔑为‘人欲’,疯狂地维护反动封建统治”,如果朱熹还活着,没准还会再一次要求把他“枭首朝市”;至于全国性的毁学狂潮,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谁能说,历代教育家一辈子又一辈子浇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养出文明的花朵,则这些花朵又永不凋谢?诚然,过一段时期总有人站出来为教育和教师张目,琅琅书声又会响彻九州,但岳麓书院可以作证,这一切也恰似潮涨潮落。不知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两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之以官场寒喧、市井嘈杂、小人哄闹。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体素质特别在文化人格上,我们究竟比朱熹、张〔木式〕们所在的那个时候长进了多少?这一点,作为教育家的朱熹、张〔木式〕预料过吗?而我们,是否也能由此猜想今后?

是的,人类历史上,许多躁热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接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和悲凉。教育事业本想靠着自身特殊的温度带领人们设法摆脱这个怪圈,结果它本身也陷于这个怪圈之中。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自己受苦受难不算什么,他们在接受这个职业的同时就接受了苦难;最使他们感到难过的也许是他们为之献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远不如人意。“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老一代教育家颓然老去,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从一个十分荒芜的起点重新开始。也许在技艺传授上好一点,而在人性人格教育上则几乎总是这样。因为人性人格的造就总是生命化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又总是有限的,当一代学生终于衰老死亡,他们的教师对他们的塑造也就随风飘散了。这就是为什么几个学生之死会给朱熹带来那么大的悲哀。当然,被教师塑造成功的学生会在社会上传播美好的能量,但这并不是教师所能明确期待和有效掌握的。更何况,总会有很多学生只学“术”而不学“道”,在人格意义上所散布的消极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东西抵消掉。还会有少数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与社会文明对抗,使善良的教师不得不天天为之而自责自嘲。

我自己,自从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闯入岳麓书院后也终于做了教师,一做二十余年,其间还在自己毕业的母校,一所高等艺术学院担任了几年院长,说起来也算是尝过教育事业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人,而对这个目的达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过高。

突然想起了一条新闻,外国有个匪徒闯进了一家幼儿园,以要引爆炸药为威胁向政府勒索钱财,全世界都在为幼儿园里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而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保育员却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预告的游戏,她甚至把那个匪徒也描绘成游戏中的人物,结果,直到事件结束,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保育员无力与匪徒抗争,她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场灾难,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庭院里铺展一场温馨的游戏。孩子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场游戏的意义,也许长大以后会约略领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我想,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教室,这些学生。

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p#分页标题#e#

不仅仅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不,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终局,我们都不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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