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雷烨的故事

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很多的事情，记录爱情本身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有哪些浪漫的爱情故事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抗日英雄雷烨的故事，欢迎阅读与收藏。

雷烨，原名项金土，学名项俊文，军名雷烨，曾用名雷雨、雷华，朱靖。191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孝顺镇后村。1943年牺牲，牺牲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人物生平

雷烨原名项金土，学名项俊文，军名雷烨，曾用名雷雨、雷华，朱靖。191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孝顺镇后项村。祖上世代务农。祖父项为远务农兼理发。几代辛勤劳动到项为远儿子元春手中已积累了田地四十几亩，藕塘三口，乌桕几十株。元春娶吴海妹（义乌人）为妻，盖起了粉墙黛瓦的新屋，日子渐渐好过。元春、海妹养了五个子女：项金土（俊文）、桂妹（秀英）、云凤（秀华）、飞凤（秀娟）、顺金（秀文）。

雷烨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派往晋察冀边区任前线记者团记者。1941年11月25日，日寇在丰润县潘家峪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雷烨拍摄下了许多极具史料价值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下了日寇的暴行。1942年4月20日，雷烨在平山县曹家庄撰写照片说明时，遭遇日寇包围，在紧急情况下，他用手枪掩护警卫员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在南段峪村身负重伤，他从容地砸碎了照相机和自来水笔，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壮烈殉国。左图为雷烨拍摄的照片──子弟兵战斗在喜峰口。

主要事迹

雷烨（中）1934年时和弟弟妹妹的合影

雷烨原名项金土，学名项俊文，军名雷烨，曾用名雷雨、雷华，朱靖。191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孝顺镇后项村。祖上世代务农。祖父项为远务农兼理发。几代辛勤劳动到项为远儿子元春手中已积累了田地四十几亩，藕塘三口，乌桕几十株。元春娶吴海妹（义乌人）为妻，盖起了粉墙黛瓦的新屋，日子渐渐好过。元春、海妹养了五个子女：项金土（俊文）、桂妹（秀英）、云凤（秀华）、飞凤（秀娟）、顺金（秀文）。

元春好公仗义，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为后项村（仅80余户）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改经堂为环河小学，自任董事长；二是捐出自家百年老樟，牵头造了项氏宗祠。小学先在经堂后在项氏宗祠。故元春五个子女均能从小念书。

元春，外要办两件大事，内要养活包括祖父在内的八口之家，终于积劳成疾，盛年得重病，全身发黄，没有力气。（俗称：黄胖，估计是急性黄胆肝炎）。家中无人陪伴，他只身坐船到金华城里教会医院看病。不久死于医院。

元春过世，一家重担落在妈妈吴海妹身上。五个子女都还小，顺金才一岁，金土最大也还在念小学。妈妈流着泪说：卖田卖地也要让金土读出山！金土果然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到金华城里读中学了。妈妈靠祖上留下的田地，夜以继日操劳农事，勉强维持全家生活，含辛茹苦终至积劳成疾，一病不起。金土才读完初二，不得不辍学回家种田。不久妈妈也依依不舍地抛下五个幼小的子女，合上双眼，永远休息了！

父母双亡，长兄为父，刚辍学的俊文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担，曾去义乌埠头等地教书，又在金华当土地测绘员，以其微薄的工资养活弟弟妹妹。

俊文为生活而奔波中仍注视着时事，世界法西斯的猖撅，国难的日益深重，使他心急如焚，热血沸腾。经常教弟弟唱《国际纵队之歌》，《松花江上》等歌曲，表达对献身于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勇士们的崇敬；向往奋战于冰天雪地的东北义勇军。他在1934年给挚友许为通的信中表示：自己不会于这世界上空跑一趟。对好友严金明讲：我要出去闯一闯，找一个既可以读书又可以工作的地方。为了准备北上抗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老舍等中外文艺著作，认真作了笔记，在读菲力克斯沙尔顿童话小说《班麋》的感想中写道：本文中又表现出奴隶制度是很坏的他们在讽剌奴隶制度，更讽刺奴隶意识。到处在讴歌着求自由的斗争，使我们看过的人都觉得无论如何得有仁爱，世界才会和平、才会宁静，这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真理，但这样严重的事用这样轻松的笔法写出来，我们却是少见。还有一点，本书含有极深的意思，使我们得到很多教训，例如：生命诚然是艰险的，但无论如何他得忍受一切。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如何生存和如何谨慎的道理等等。到处都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要独立生活，要自立，靠别人是卑鄙的我看这本书可与爱的教育相比。他要出去闯一闯前对弟妹一一作了安排：大妹秀英嫁到浦江完婚；二妹秀华未及婚龄也力促与严金明及早成婚；12岁的秀娟妹妹送人当童养媳。抗战爆发的1937年7月，又毅然把9岁的小弟弟托严金明带到杭州，进浙江省立贫儿院念书。

1937年12月24日杭城沦陷，许多机关、学校迁往金华，大批进步文化人、共产党员聚集该地，使金华成了当时东南抗日宣传的中心。贫儿院也逃难到金华南山里郑村。严金明在金华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介绍人是从延安来的老党员周百皆。贫儿院就成了南山地区抗日宣传中心，地下党联络据点。里郑距后项很近，项俊文常来贫儿院。周百皆有在南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图，俊文自告奋勇带领严、周考察南山地区，周百皆沿途调查生产、经济、群众思想情况，又到义乌冯雪峰的家乡，在冯的亲戚家会见冯雪峰，由于周百皆与冯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早就相交相知，故作了长谈。不久严金明介绍项俊文认识新从延安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总队长童超，由童介绍项俊文参加民先组织。1938年1月农历年边，俊文到贫儿院，叫院童王国梁画了马克思、鲁迅像，让弟弟拿着，一同回家过旧历年。1938年春夏之交，俊文典卖家屋，得银圆100枚作路费去延安。临行前再次到贫儿院告别弟弟及好友许为通，许送了长长一程，作了临别长谈。俊文途经武汉曾写信给许为通，署名雷雨。

项俊文到延安后改名雷烨，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因擅长文学创作和摄影，兼任各报刊特约记者和通信员，并加入共产党。他写的通讯《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斗争抗大献给抗战一周年的礼物》、《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及拍摄的《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先生致训词》、《参加欢送大会之学员》等照片，先后在1938年8月4日和9月1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并配发了毛泽东的题词：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给抗大第四期毕业同学、学好本领上前线去等题词。

1938年8月1日，延安抗大第四期结业。八路军总政治部为加强敌后新闻报道，特从抗大学员中选拔了一批政治素质和写作水平兼优的共产党员，组成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雷烨入选并被任命为记者团第一组（晋察冀组）组长。11月20日，总政治部命令第一组在雷烨带领下从延安出发，跋山涉水，穿越敌占区，于12月下旬胜利抵达晋察冀边区。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接见并合影。受《抗敌报》总编邓拓委托，雷烨写了《谈延安文艺工作的发展和现状》，在《抗敌报》1939年1月1日至28日分十期连载。详细介绍了延安文艺工作的特点、在抗战建国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及贡献、延安的文艺组织等等，对团结和鼓舞文化工作者以文化形式对敌人展开斗争，起到了良好作用。1939年5月前后，雷烨主动要求随军挺进冀东抗日最前线，深入到冀热边境长城内外，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这时正值我党领导的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日寇乘我军主力向南转移之际，对民众进行野蛮屠杀。雷烨目睹这种惨状，义愤填膺，投入到群众工作的海洋。

为了团结冀东文艺界人士，沿着鲁迅指引的道路前进，雷烨发起创立了文艺团体路社，创办了文艺刊物《路》、《文艺轻骑队》、《国防最前线》等，亲自担任部分编缉工作。这些刊物对人民群众和部队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冀东地区很有影响。

1940年后，冀东敌我斗争更加残酷。雷烨根据革命需要，于1941年，先后任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在完成繁忙的日常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新闻采访，成为冀东从事摄影采访最早、报道成绩最突出的前线记者。他随军转战在长城内外、滦河两岸及热南伪满边境，拍摄了很多战地珍贵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冀东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记录了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累累罪行。除写稿拍照外，还爱好写诗和报告文学。他的作品《滦河曲》（诗）、《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报告文学）和通讯《冀东潘家峪大惨案》、《那是，从喀喇沁赶来的牛群》、（散文诗）《新收复的乡村为什么拥护八路军》等，反映了群众呼声，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他不是专职摄影记者，但精心拍摄的照片，是最富有感情、最激动人心的，充分体现了罗光达所说的欢乐或者愤怒。与专职摄影记者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日寇烧杀潘家峪》一组作品，雷烨充分表达了悲壮、深沉的艺术个性。大片的房屋只剩残垣断璧，空地上成堆的尸体，烧焦的尸体成团扭结似在挣扎。雷烨把自己为群众苦难而燃起的悲痛融入人民群众愤怒的海洋，向世界发出了悲壮的吼声。雷烨的悲壮没有丝毫的绝望和伤感，却满含着对敌人的无尽仇恨，对战士无尽的温情和由衷的敬意，这就是他作品的深沉之处。《熊熊的篝火》（1942）的作品里，山林朦胧，篝火腾跃，烟雾飘荡，以余晖映于战士身躯，显示了一种柔韧的诗意美，既有温煦的情调，又有浓郁的韵味，展露了作者的美好心灵。《塞外宿营》（1942）《山岗晚炊》（1942）也是以优美的画面，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情怀，蕴含著作者的挚爱和神情。这些思想性、艺术性兼优的作品，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摄影作品的一部分，至今仍为各类画刊和展览所采用。除《晋察冀画报》（1943年第三期）出了专辑外，《晋察冀画报丛刊》（1946年之一、之四）、《人民战争必胜》（1988年）、《冀热辽烽火》（1991年）、《世纪的回顾》（2001年）、《晋察冀画报影印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等，都采用了雷烨摄影作品。

雷烨在冀东工作近4年间，承担多种工作，贡献殊多，为此被当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1943年1月22日，边区参议会结束后，雷烨把他在冀东四年来的战地摄影资料送到驻平山县曹家庄的晋察冀画报社，让报社保存使用。社长沙飞看后如获至宝，大为赞赏，当即决定在《晋察冀画报》第三期出版专辑，作为向画报社成立周年的献礼。沙飞请雷烨留下协助选定照片，编写说明，并撰写一长篇纪实文章，对冀东抗日战争作全面报道，配合照片一同发表。雷烨住在曹家庄副村长白十斤家，有时也住在该村南1华里的张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廉芳家，突击进行此项工作。在此短暂的时间里，雷烨还注意做联系群众的工作。他为曹家庄妇救会亲笔书写并刻制一枚公章，至今仍由妇救会主任张美英之孙白曙光珍藏。他还为刚结婚的青抗先队长白建雄拍全家福照片。四四儿童节那天，他和村民一起植树一天，并拍了许多照片。通过这些活动和两个村的村民建立了深厚感情，受到村民的爱戴。

4月19日深夜，雷烨刚刚完成照片选定和说明编写，突发敌情，数百名日军自南而北朝曹家庄方向奔袭。沙飞首先通知雷烨带领两个警卫员率先转移，同时指挥画报社人员迅速坚壁设备与资料，向敌人包抄尚未合围、兵力相对薄弱的西北山沟突围。但雷烨并未立即转移，他首先去察看村民的转移情况，巡视中他发现有几百村民转移到一处容易遭敌轰击的地方，立即指挥村民转移到另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并向张家川党支部书记刘廉芳交代了有关注意事项。果然不出雷烨所料，日寇疯狂地向原来村民的转移地点炮击，事后村民们既后怕又感激地说：多亏雷烨的关照，不然还不知要死多少人哩！把村民安置好后，画报社同志已经转移。雷烨带领两个警卫员匆匆向北突围。因天黑有雾走错了路，至4月20日拂晓走到南段峪石堂村，与尾随敌人遭遇，击毙敌寇10余名。交战中雷烨不幸负伤，在敌人步步紧逼的生死关头，雷烨毫不犹豫地对警卫员说：我来掩护，你们赶快突围！警卫员执意不肯：就是背也要把你背走，要死一起死！雷烨斩钉截铁地说：要死死一个，不能都死，你们快撤！不要管我！这是命令！两个警卫员突出重围。雷烨孤身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自知难免于死。于是，他从容不迫地将心爱的相机、自来水笔、望远镜等砸毁，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

战斗结束后，警卫员返回画报社述说了雷烨壮烈牺牲的经过。画报社的同志和村民闻悉后，捶胸顿足，无比痛惜。在沙飞和画报社指导员赵烈带领下，立即赶往出事地点，在清理遗体时发现一本血染的相册，夹着雷烨的摄影作品。沙飞摩挲着相册，朗声诵读烈士在相册上写下的愤怒谴责日寇暴行的慷慨之词，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失声痛哭。张家川村儿童团长刘树梅拣到了雷烨砸毁的相机的一个铁环和破镜片收藏起来。为了缅怀烈士，他参加革命工作后，走到那里带到那里，一直珍藏到1990年他去世。画报社全体人员与当地群众召开追悼会，将雷烨遗体入殓特制的柏木棺，安葬在其牺牲处对面山脚下。人们将一棵杏树命名为雷烨树，以示纪念。这棵雷烨树至今仍在雷烨牺牲处挺拔耸立，枝繁叶茂。好象在向人们昭示：雷烨精神不死。

5月10日，《晋察冀画报》第三期作为纪念雷烨专辑出版，发表了雷烨51幅照片。刊登了冀东军区政委李楚离《悼雷烨同志》一文。5月18日《晋察冀日报》刊登纪念雷烨专页，刊登了总编肖斯（邓拓）的《恸雷烨》，副总编舒予（张致祥）的《悼烨同志》，5月20日发表《新华社晋察冀廿日电》冀东军分区组织科长雷烨同志抗敌殉国。舒予文中称：他确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没有夸夸其谈，他没有炫耀，他有的只是不声不响的工作；有些人，在不声不响之中，是隐藏着或表露出孤高自赏的骄傲的，但他决不是这样。雷烨同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他参加了前线记者团，与文工团等同志由延安派到敌后来的，党的意旨是明显的：就是要让党的文艺工作者，到实际工作中体验现实的生活，报道敌后伟大的斗争场面，开展敌后新闻工作，并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巨匠。我虽然认识记者团和文工团里的同志不多，但我敢说，雷烨同志是最了解党的意旨的，他没有极个别同志的钦差大臣似的坏习惯；他不把自己看做客人，要别人待以上宾;他没有要求给自己以特殊的环境，来整日闲散地培养灵感，从事写作；他不是像某些文艺工作者，觉得到敌后来只是搜集材料（走马观花地搜集），而敌后环境不适合于创作，不愿接受分配任何工作，待材料搜集得差不多（？）就急于要求到延安去，预备写成巨作，一跃成名。相反，雷烨同志是踏踏实实地，欣然接受了党所分配的部队宣传工作的岗位（雷烨同志在生前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与组织科长），并且认真的在自己工作岗位上锻炼自己，体验现实，因此也就成为优秀的宣传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

李楚离悼文称：雷烨同志是个模范共产党员，具有布尔什维克的优良品质，他对民族对阶级，对他负担的工作，具有无限忠诚与热爱。雷烨同志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不迫从容就义的光明态度，使法西斯匪徒在他面前低下头来，这种为民族全气节，为党争光荣的精神在抗战史上又写下了光辉一页。

雷烨殉难至今，纪念他的文章、书刊、影视从未间断，1986年吴群着《中国摄影发展历程》发表模范共产党员，优秀摄影战士雷烨一文；2001年河北保定电视台报制全景记录中国红色摄影历程《瞬间》第五节《血染的底片》介绍了雷烨为红色摄影事业捐躯的事迹；2000年5月海南出版社出版《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汇集了20世纪世界110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中就有血染长城脚下的雷烨。

可是，雷烨的四个弟妹除收到1938年发自武汉，1939年前后发自河北行唐陈庄药店署名雷雨的信之外，音讯全无。三个姐姐望眼欲穿，历经艰辛，梦断黄泉。最后离去的二姐在弥留之际还紧握我的手说：顺金，我又梦到哥哥了，你一定要找到他呀，在香港回归之夜，我又找出哥哥发黄的照片写了《给哥哥的一封信》并以此为序，把姐夫严金明的《怀念挚友项金土（俊文）》一文作为压卷，自费编印了《似水年华》一书以表对哥哥的思念。突然，2001年8月16日收到石家庄高永桢关于哥哥下落的信息。欣喜若狂中立即买了机票，踏上寻兄之途。在北京、石家庄、平山、南段峪都受到亲人般的接待。晋察冀日报研究会的张致祥、伊之大姐看到哥与弟妹的三人合影，热泪盈眶说：你们苦寻多年，我们也苦寻雷烨亲属多年，一块石头现在才算落地，一定留下共进晚餐。沙飞女儿王笑利同我一样是保育院长大的，一见如故地说：我在整理沙飞纪念集中早已知道雷烨叔叔，今天总算见到雷烨叔叔的亲人。田华闻讯立即寄来珍藏59年的她和雷烨合影，信中说：那时我才12岁，现在73岁了，时光如梭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怀念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先烈们！让我们努力工作，为先烈，为祖国贡献我们的余热吧！

《河北工人报》年轻记者袁燚组织了五篇文章介绍亲人寻找雷烨的过程，于2001年9月17日发表于该报并向全国发布电子信息接着《杭州日报》、《羊城晚报》、《中华新闻》、《解放军报》、《中国摄影报》、《金华晚报》、《石家庄日报》等10多家报纸；《名人传记》、《党史博采》《摄影文史》等10多家刊物相继介绍了雷烨事迹、身世。葛文在诗的思念，情的交融一文中如此论述了田间对雷烨的情思：1942年初冬，田间突然约葛文去看望著名战地记者雷烨，到了雷烨住屋，一名战士说，雷烨一早就骑马到战场上去了。他俩出来默默地走在山间小道田间深情地回忆与雷烨并肩战斗的往事，充满激情地说：雷烨诗写的好，枪法也准，革命就需要这样的记者、诗人，文艺工作者本来就是一名战士，没有什么特殊田间轻轻地把手放在葛文肩上，念了裴多斐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双眼凝视着旭日映照的巍巍太行山峰。

在决定人类命运，世界前途的伟大反法西斯战争中，为拯救中华，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雷烨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从报仇雪耻之乡，奔赴慷慨悲歌的燕赵前线，又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以相机的瞬间记录了战士们永恒的愤怒与欢乐；以笔表达了人民的痛苦和希望，体现了一名战地记者不可缺少的品格正义与勇气。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才不会于这世界上空跑一趟！

61年前深秋的一幕又出现于眼前：

太阳下沉了，苍茫暮色从墓地四周升起

《鲁迅先生挽歌》在回响，在扩大：

你的笔尖是枪尖，

啊，同志！

你死了，

在艰苦的战地，

你没有死！

你活在我们心里！

写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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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杨学诚的故事

两个人遇见了那一定会发生很多的故事，等到我们都老的时候就翻出来回忆，怎么样才称得上爱情故事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抗日英雄杨学诚的故事，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杨学诚（19151944）又名奇山，湖北黄陂县人。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人物生平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出台后，素来埋头用功的杨学诚也不得不卷进这剧烈动荡的政治激流之中。他热烈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和翌年1月的南下扩大宣传，回校后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派军警进校搜捕进步同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先被捕，接着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和清华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相继被捕。杨学诚闻讯后，立即组织了爱国同学三四十人，与军警一番搏斗之后，使被捕三人获救。之后，杨学诚还把蒋南翔隐藏在自己屋里，并安全护送他转移。不久，因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在狱中不堪酷刑而于3月9日惨死狱中，北平学联发动和组织了三三一抬棺游行，以示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抗议。在这次斗争中，会前背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去开会的是杨学诚，会后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领头冲锋陷阵的也是杨学诚。1936年夏，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出任支部书记。

1937年4月，杨学诚被选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民先队总队长李昌等，随刘少奇和彭真到延安参加党的一次重要大会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增强了他对党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会。杨学诚回到北平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和西城区委书记。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平津失陷。杨学诚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最后于9月初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以后湖北省委成立，他担任省委青委书记，负责创立和领导了湖北的青年救国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抗日运动。1943年病逝。

主要事迹

1938年8月，湖北省委派他去鄂中工作。他和陶铸一起创立了近百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抗日游击区。后又组建了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参与领导建设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在鄂中6年艰苦卓绝的工作，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部分。他在这个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新四军五师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初，他从鄂南返回江北，已是身患多种疾病，但仍抱病坚持工作。严重的肺病使他卧床不起。1944年3月6日，平汉线各据点日军出扰大悟山南北地区。3月7日杨学诚随军转移，在大悟山北麓高家洼病逝，时年29岁。

人物传记

寒门秀士

1915年8月8日，杨学诚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开子岗杨堡益湾一贫苦农户。父母之外，尚有弟妹各一。尊父有薄田数亩，养家活口不够，常给地主打短工，以换取微薄工银。尊母黄氏，苦撑着家，晨炊夜绩，养育着学诚兄妹。一家五口，含辛茹苦，挨年度月。

杨学诚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七、八岁上，见同村小伙伴都上学读书，自己家贫，无力与往，便到附近一处私塾学堂，侧听老师育读教课。没有纸笔，则折断树枝在地上习字。父母见他如此好学，便将几亩薄田变卖，换得些许银钞，供他入塾就读。他熟读诗文，过目能育，在众童之中，出类拔萃。伯父在汉口经商，见他有出众之才，决计资助他到汉口上学。学诚乃离乡赴汉，至蔡家巷新民小学学习。数年之中，均以品学皆优而获学校嘉奖。1926年卒业于该校。1927年考入武汉一中，越3年进入湖北省立高中，复又转入武昌职业中学就读，直到1934年卒业。在整个中、小学阶段，他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对学业孜孜不倦。他热爱自然科学。做一个自然科学家，是他对未来的憧憬。

铁蹄下的觉醒

1934年夏，杨学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水木清华，校园幽丽，正是读书的好所在；加上物理系教授阵容整齐（有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仪器设备精良，科研成果也已初露端倪；这些，对他的吸引，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一入清华，便一头扎入书本。那时人们常见他挟着课本，规规矩矩地按时到图书馆用功；平时罕言寡语，绝少锋芒，也几乎未见他参加课外活动，国事与政治，他更是了无兴趣，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正统派好学生。

然而，到1935年暑假，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在阅报室内，人人经常可以看见他在聚精会神地阅览每天的报纸，他显然对时局问题关心起来了。原来那时正在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俯首帖耳地接受了日本军部的要求，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河北省内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当时人们怀着极沉痛的心情描绘了那个情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这股强劲的时代逆流，使素来埋头用功的杨学诚，也不能不卷进这剧烈动荡的政治激流之中，再也不能毫无感应地安心读书了。日军铁蹄，踏碎了祖国河山，也踏碎了杨学诚的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厦将倾，何来个人的光明前途。他觉醒了！

数月之后，北平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杨学诚对于政治就更加热心了。他热烈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运动。1936年初他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由清华、燕京、辅仁等校组成）。在出发之前，他同参加南下宣传的全体清华同学一起，在体育馆前举行了宣誓。誓词说：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阻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谨誓！他被委为先遗大队的队员，和清华的李昌、于光远，燕京大学的梁思懿等一起，负责侦察情况，选好路线和交涉食宿。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赶路。北方原野，风沙满天，酷寒刺骨，他们却置之度外，一路有说有笑，边走边观察情况，做好路标。他没有自行车，常常是徒步跟着其他骑自行车的先遣队员一同赶路，因此他一路上就特别的紧张辛苦。一个多星期之后，宣传队到了固安，他由于过度劳顿而病倒。这是他正式参加救亡工作的开始，而他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已流露无遗了。少壮派的美誉

抗日救亡运动也锻炼了他的性情，使他由一个儒雅风流的书生变成了一个疾恶勇斗的战士。他对于恶劣倾向的反对，如像眼睛对砂子一样的不能容忍，一见到有对工作拆烂污的事情，他就会首先发起急来，疾言厉色地批评指责，毫不顾情面。同反动军警的搏斗，他更是攘臂怒呼，一马当先。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出动五千军队包围清华大学的事件，是一二九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逮捕与反逮捕的斗争。这一天是清华大学期终考试的第一天。拂晓，四百多名警察、宪兵、保安队对清华实行突然袭击，侵入校园搜捕共产党员。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先被捕，并被押送到清华西门警卫室，绑在床头木框架上。俄倾，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也被反绑着手推进来了。紧随其后，北平学联负责人姚克广（即姚依林）也被推了进来。这时杨学诚动员了民先队员和爱国同学三、四十人，率先冲了上去。吴承明一脚踢开了警卫室的门。几个看守的宪警急忙站起举枪威胁，一眼看到大群学生蜂涌上来，势不可当，就变计拖枪而逃。陆璀急忙拔出小刀，为蒋南翔割断绳索。三位同学被夺回来了。然后杨学诚即带领同学赶到西校门外同军警展开了搏斗，击败了军警，并把停在那里等候载送被捕同学的8辆军车砸烂。几百名宪警、保安队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被驱出学校。他们回去造谣说：数百名共产党在清华园暴动啦！当晚，宋哲元正式出动五千军队，武装包围了清华大学。那些已经暴露的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都已分别躲开，有的藏在教授家里，大部份同学则躲进了体育馆。那天晚上杨学诚和何礼负责值守。他们鹄立在离体育馆不远的地方，监视军警的活动。直到天明时军警发现体育馆有人，向体育馆走去的时候，他们才后撤至同学中。军警当场捕去的人，没有一个是黑名单上的，他们只是胡乱抓了一些人，交上去应差。

这时蒋南翔必须离校暂避。他在交接工作离开清华之前，杨学诚将他秘藏在自己的房里，为他掩护，探听消息，最后帮他转移地点。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杨学诚只是关切着蒋南翔的安全，毫不顾及自己的危险。蒋南翔后来曾说：他这种侠情义肠，第一次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

二二九逮捕后，清华学运暂时沉寂下来。某些清华民先大队的负责人情绪消沉，放弃工作不管。经过队内积极分子的酝酿，召开了队员大会，改选了大队部。已孚众望的杨学诚和凌松如、纪毓秀、李昌等人膺选，组成了新的大队部。清华民先队又生龙活虎般地活跃起来，成为当时整个民先队中最坚强的一个组织。

在1936年3月31日进行抬棺游行的那次著名的行动中，杨学诚也是最为激昂。会前背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会场去开会的是他，会后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领头冲锋陷阵的也是他。

在一二九运动的初期，杨学诚的以上种种表现，使他荣膺了清华少壮派的美誉。他参加救亡运动，是如此积极热情，最有力地支持着他的，可说是一腔沸腾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便是他接受共产主义的基础。

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

1936年5月或6月，杨学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当时清华进步同学把入团叫做入中学，入党叫做入大学。有一天杨学诚和李昌、凌松如等在宿舍闲谈。杨学诚经过多时的观察，机敏地发现李昌似已是在党的人了。因此当时他说：老李，看样子你入了大学了，你不能一个人入大学，把我们丢在外边呀！李昌直率地答道：好吧，我就作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杨学诚入党前后，其政治和思想上的进步，有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入党之前，他在救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只是一位怒目挥拳、见义勇为的斗士；入党以后，经过党的教育，他就逐渐地习惯于考虑问题，分析是非，以智取人，以理服人。1936年秋季以后，他便出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清华，是一二九运动中斗争得最为激烈的一个阵地。在学生会中存在着组织上的对抗，在党内和民先队中，还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每一新的事态发生，在校内总要发生各种激烈的争论；在各种会议上，常常是各种意见纷然杂陈，各不相下。必须首先在各种会议上战胜各种不正确的意见，才能把党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下去并取得胜利。这一严重的任务，这时首先就落在杨学诚的肩上，而他确也是不负众望，屡战屡胜。正如蒋南翔在1944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纪念杨学诚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在大会的讲坛上，在各种讨论会的论战中，他成了一个最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的出色的雄辩家；在一二百人的民先大会上，他常常能以一篇热烈的讲话，一下子转变整个会场的空气，把所有的人都激动和振奋起来。他过人的天禀和在实际工作当中的卓越成绩，使他成为清华学生中最有威信的政治上的领袖。

1937年4月，杨学诚被选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和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北师大党支部书记林一山，随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等，到延安参加党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大会。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增强了他对党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分管白区工作的同志。这时杨学诚等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北方局秘密油印刊物《火线》上发表重要指导性文章的作者K.V.先生，就是刘少奇同志。

在这次大会上，杨学诚和李昌也发了言，反映了北方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考虑。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详细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杨学诚回到北平后，正式参加了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北平学委的工作，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城西区委书记。

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平津失陷。杨学诚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工作的一个主要领导者，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工作，最后于9月初旬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通过武汉华北同学会组织，开展了群众工作。以后湖北省委成立，他参加省委，担任省委青委书记，负责创立和领导了湖北的青年救国团。青年救国团团结了武汉和湖北各界的爱国青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抗日爱国运动。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中原告急，武汉岌岌可危。为了准备游击战争，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指示，通过湖北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统战关系，派遣了一些青年骨干由陶铸同志率领到鄂中农村，举办训练班，积极培训一些青年骨干，为日后鄂中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初步基础。1938年8月陶铸同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无法工作时，省委又派杨学诚同志到鄂中，担任鄂中特委书记。不久，武汉沧陷，抗日战争进入了敌我相持的极其艰苦的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逐渐成为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杨学诚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也于此时走上了敌后抗日战场，谱实际情况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他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五师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也日益充分显示出来。

学诚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具有坚强的党性。这首先表现在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干扰，独立自主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他一到鄂中，就与鄂中特委成员一起，全力以赴地领导鄂中党组织，抓住了武汉沧陷前的瞬息时间，切实地进行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1939年中秋前夕，日军溯长江而上，越大别山，紧逼武汉。学诚同志紧急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要求鄂中党组织千方百计掌握枪杆子，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并作了具体部暑。他在会上说：我就是讨饭也要讨来一支枪，投入战斗！会后，特委分头深入基层，紧急进行组织武装的工作。当武汉与鄂中相继沧陷时，学诚同志亲自赶到应城矿区，率领共产党员蔡松同志所掌握的八条枪组成抗日武装，首先进入大洪山丁家冲。这时，陶铸同志从宜昌赶回。在陶铸同志和学诚同志领导下，迅速汇集和组建了鄂中各地我们党掌握的近百人枪的抗日游击武装，点燃了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复经艰苦经营，终于组成了应城抗日游击区（简称应抗），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鄂中游击区，会同豫南鄂东两地党组织发动的游击武装，为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点。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到了鄂中，同杨学诚和鄂中区党委的同志汇合，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了边区的抗战形势，研究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方针，以及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问题。当时豫鄂边区的形势已十分严峻，正面战场战局相持，敌人已开始扫荡；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五战区桂系势力屈服于蒋介石集团的压力，反共事件迭起；鄂中国民党顽固派正阴谋吞并和瓦解应抗。敌、伪、匪横行，广大同胞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党迅速统一处于分散的武装力量，公开树起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新四军旗帜，独立自主地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中原敌后抗战。学诚同志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形势的敏锐洞察力，在会议上积极拥护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旗帜鲜明地赞成立即统一党的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帜。他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叫我们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我们就首先站出来，打出新四军的旗帜进行战斗。会议统一思想后，鄂中区党委根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决定马上把鄂中、豫南两地所掌握的利用各种名义组成的抗日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那时鄂中的应城、京山、钟祥、汉川等地迅速组成了近四个团的兵力。这支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的诞生，立即成为中原敌后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和团结友军抗战的核心。它对于开辟中原敌后抗日根据地起了奠基性的历史作用。杨学诚同志在这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问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4]

建设抗日根据地

养马畈会议以后，学诚同志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区党委集体领导下，他首先抓了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1940年，豫南、鄂中、鄂东党的组织和武装实现了全面统一。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有红军老干部、一二九运动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有来自外省市的外来干部，还有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绝大部分是新干部。如何适应根据地初创和急剧发展的胜利形势，建设一支无限忠于党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干部队伍是当务之急。学诚同志就在这一情况下，突出地抓了党组织的思想建设，提出了要在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开展反不良倾向斗争，以保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他尖锐地提出：在党员干部中，必须警惕和防止出现把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恶劣作风带到党内的新贵，并把它作为反不良倾向斗争的重点。在党的建设工作中，他还集中精力研究了农村党支部的建设问题。他在戎马倥偬之中，亲自找支部书记、党员谈话，参加他们的支部会议，深入了解情况，发现农民中的党员有不少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保守和私心较重的现象，及时提出加强农村党员教育的意见。要求通过群众斗争，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反对党员中的小农思想，把农村党支部真正建设成为团结群众的战斗堡垒。并明确要求党的组织工作，要以健全党支部为中心任务。1941年，他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刊《共产党人》上的《给各地组织工作者的一封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凡是党的一切工作没有如愿的开展，其关键乃在于党与群众的联系太差。学诚同志这些建党思路，至今仍十分重要。

学诚同志遵循根据地的地方工作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方针，强调一切工作必须服从抗日战争的需要，一切工作必须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他直接参与军事斗争的领导工作时，他就义无返顾地勇挑重担，服从党委对他的工作分配。1940年，边区主力部队东进鄂东时，要求他留在鄂中，他就和陶铸同志一起胜利地坚持了鄂中根据地的斗争。后来，在宜昌沧陷时，又和刘少卿同志一起组织了（平汉）路西指挥部，趁机向西作战略展开，一举击溃了盘踞在天门的反共土顽潘氏父子，开辟了天（门）京（山）潜（江）根据地，为日后开辟襄襄西、襄南提供前沿阵地。1942年，他又与刘少卿同志奉命率部南渡长江，开辟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根据地。当初战告捷后，由于敌情恶化，主力两欠被迫撤回江北，学诚同志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坚持鄂南敌后斗争。在频繁的征战中，他还挤出时间，对敌我力量对比、鄂南的地理与社会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依托江北，坚持鄂南沿江根据地，逐步向山区发展，主力骑江跳跃作战的战略方针，从而把开展鄂南的战略意义，置于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他的正确建议，很快被李先念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和五师师部所采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改，德、意、日全面失败已指日可待。这一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任务，必须加紧积蓄反攻力量，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尤其是豫鄂边区地处中原前线，更须加紧准备。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区党委1943年1月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了扩大会议，确定了加强军事工作的方针。学诚同志积极拥护战争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并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强调提出强化政权的意见，要求把地方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服务。会后，他还勇敢地挑起了强化民主政权的重担，欣然接受了区党委的决定，担任了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的职务，为边区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杨学诚在鄂中和边区根据地的工作，曾受到好些同志的称道，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杨学诚同志在鄂中是受了很好的锻炼，他虽年轻，但处理问题却能深思熟虑，冷静沉着，不再有一般青年人的火气。

抗日英雄姚中英的故事

姚中英，字若珠，广东平远县人。国民革命军第83军第156师少将参谋长。[1]1924年于平远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军，旋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25年参加东征。毕业后参加北伐。后入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后回广东任陈济棠部独立第一师二旅六团中校团副、燕塘军校上校教官等职。陈下野后，调任余汉谋第四路军教导旅上校参谋长。1937年，以上校团长职务由广东韶关奔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因功升为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后在镇江设防。12月初，镇江被日军占领，撤往南京，扼守汤山一带。8日，奉命率部与三十六师预备二团在紫金山以东的青龙山、龙王山一线，掩护第一线守军退守复廓阵地，与衔尾猛攻的日军连日激战，后因伤亡惨重退入太平门。12日，指挥所部向日军兵力薄弱处突击，身先士卒，辗转冲杀，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20XX年9月1日，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人物生平

中学毕业后，1924年秋，来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后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作战勇敢，以战功擢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北伐后，进入陆军大学第8期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时，姚中英任陆军第156师团长，淞沪会战奉命率部由广东韶关奔赴上海抗日前线参加会战，并屡立战功，出色完成任务，被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83军156师少将参谋长。会战失利后，移防镇江。1937年11月初，日军分三路进犯南京，南京保卫战拉开序幕。他所在的156师奉命由沪退守南京，扼守汤山一带。他率部与敌激战，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后为掩护友军，率部冲锋，身先士卒，壮烈牺牲，时年41岁。

主要事迹

投身军旅

姚中英，字若珠，平远县人，1896年生。生于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十余岁

姚中英与黄埔军校

便沦为孤儿，由叔伯抚养成人。自幼饱受贫寒之苦，在校聪颖好学，勤奋努力，在家热爱劳动。中学毕业后，他目睹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势力横行，于是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

1924年，姚中英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军，到汕头在同乡姚雨平部下服役，不久考入黄埔军校学习。

北伐战争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逆军。在校学习的姚中英毅然参加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讨伐陈军的林虎、李易标残部。他作战勇敢，深受上峰的赏识。东征结束后，姚中英复进黄埔军校深造，后考入北平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转回广东，在陈济棠部下任独立第一师第二旅第六团任中校团副，后调任广东燕塘军校任上校教官。陈济棠下野后，在余汉谋部下任第四路军教导旅上校参谋长。

抗日战争

1937年七七事变时，姚中英任陆军第156师团长。他听到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消息，愤怒万分，当即上书军事当局，表达自己及部下誓死救国、杀敌立功的决心。为了排除后顾之忧，专心

杀敌，他把妻子儿女送回平远乡下居住。送回乡后，只在家居住两日，便急着要返回部队，亲人们都挽留在家多住些日子。他慷慨陈言，劝说家人：如今国难当头，我作为军人，不能躲在家里，只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国家才能和平安定，亲人才能团圆。

淞沪会战爆发后，姚中英率部由广东韶关开拔，奔赴上海抗日前线，参加淞沪会战。姚中英凭借简陋的工事和落后的武器，冒着日军陆、海、空猛烈炮火的轰击，率部顽强地阻击敌人。他以作战有功晋升为邓龙光的陆军第83军第156师少将参谋长。

11月5日，日本侵略军在杭州湾登陆，淞沪局势急转直下，我方守军陆续撤离上海。中国守军被迫向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阵地转移。日军在攻占上海、无锡后，分三路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犯。南京告急。

上海沦陷后，姚将军又奉令率部移防镇江。当日军分数路进攻南京时，他所在的156师奉命由沪退守南京，扼守汤山一带，阻止日军沿宁杭路北犯。姚将军与师长亲临前线视察工事，指挥部队调整部署，用保家卫国为军人之天职的道理教育士兵奋勇杀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首都。

1937年11月初，南京保卫战拉开序幕。

12月4日，日军主力在飞机、大炮及坦克的掩护下，发起了对南京的猛攻，我抗日将士顽强抵抗，终因实力悬殊，连失要地。12月6日，日军攻破我既设阵地后开始进攻汤山。姚中英等率部与敌激战，多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然而由于力量悬殊，势不能支。8日，汤山一带失守，率部退守紫金山东北一带，日军衔尾而来，攻势凶猛，他指挥官兵连日与日军激战。9日起，姚中英等部在紫金山连日与日军鏖战，由于伤亡惨重，只得退人南京城内，据守太平门。翌日，日军进攻太平门，姚中英率部与112师协同作战。激战多时，部队伤亡过重，阵地动摇，姚中英等将领奋不顾身，亲临前沿督战，终于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保住了阵地。

1937年12月12日，拂晓，日军用一个师团兵力攻入紫金山东的青龙山。日军攻破中国守城部队阵地，大量涌入城内。南京危急，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决定放弃南京，命令各路守军自行突围。当姚中英望着战火中的南京城，听着震耳的炮声，看着节节败退的中国守军，心里感到莫大的痛苦和愤慨，他决计与日军决一死战。他机智地率部往日军兵力薄弱地带突围，不断与日军遭遇，率整师在紫金山东冲锋，杀出一条血路。激战中，姚中英身先士卒，辗转冲杀，连砍数敌，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在抗战第一线。时年41岁。

人物评价

姚中英将军英勇抗敌、壮烈殉国的事迹在他的家乡平远大地上广泛传扬。1940年，他的名字人祀平远忠烈祠；1957年9月，被追认为抗战烈士，名字又镌刻在平远县人民政府修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他的名字和事迹流芳千古，浩气长存，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