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qg13.com - 关于英雄的情感说说】

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很多的事情，记录爱情本身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有哪些浪漫的爱情故事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抗日英雄郝梦龄的故事，欢迎阅读与收藏。

郝梦龄（18981937）字锡九，河北藁城庄合村人，抗日名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军长，陆军上将（死后追授）。酷爱读书、持身以正、治军严明。1937年10月16日，在山西大白水前线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1938年的小学国语课本中就有中国第一个军长的题目描写他。

20XX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98年2月18日出生在河北省藁城县庄合村。他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父亲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后因不堪忍受老板虐待，投奔奉军魏益三部当兵。魏益三看他勤奋好学，先后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军人生涯

从1921年起，郝梦龄在魏益三部任营长、团长。1926年跟随魏益三归属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由于他作战英勇，升任第四军第二师师长。打下郑州后部队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四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后升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等职。

请缨北上

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郝梦龄请求解甲归田，未获批准。1935年被调往贵阳、独山、遵义等地，率第九军负责修筑川黔、川滇公路。川黔公路通车后，第九军又担负起保卫和养护公路之责。1937年5月，郝梦龄再度请求解甲归田。仍未批准，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郝梦龄正在去四川陆大的途中。得知消息，立即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

抗日战争

郝梦龄率所部第四军到达石家庄后，归属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卫立煌指挥。这时山西雁门关已经失守，晋北忻口成了山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道防线。

1937年9月底，日军在平型关遭八路军115师重创后全线撤退，集结在代县附近，准备拿下忻口，直取太原。于是郝梦龄率部队于1937年10月4日夜先期到达了忻口前线。在卫立煌的统一部署、指挥下，任中央兵团长指挥第九军和晋绥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部，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1937年10月11日，忻口战役打响，日军指挥官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集中日军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疯狂向忻口阵地猛攻。郝梦龄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蔽部，待炮火一停，马上出击，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

1937年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双方步炮兵主力在忻

口两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易手13次。wWw.qg13.coM

1937年10月13日凌晨5时，郝将军命令所部开始向南怀化、新陈庄出击，三二二团在前，晋军在后，限三小时攻下。后因军队伤亡过重，两翼未动，还是停留在原阵地上。

壮烈牺牲

1937年10月16日凌晨，担任反攻指挥任务的郝梦龄和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将军亲自到前线督战，反攻大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连克敌人几个山头。到了早晨5点，天已微明，郝梦龄恐怕天明后我军阵地受敌炮火威胁，不能巩固，不如乘胜追击，迅速歼灭残敌，于是挥兵奋进，敌军混乱，以机枪、手榴弹掩护后退。郝、刘二将军已快到散兵线之前，距离敌人只有200米，在通过一段隘路时，郝梦龄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而后壮烈牺牲。

家庭生活

郝梦龄的妻子是剧纫秋。

郝梦龄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

长女是郝慧英，退休前在武汉第十七中学担任生物教师。

小女儿名为郝慧兰。

大儿子郝荫槐，1954年毕业于中南矿业学院，本可以去北京工作，但为了国家的需要，放弃了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志愿支援边疆，到云南东川一个矿上工作。因长期下井染上肺病，死时年仅39岁。

二儿子郝荫楠，当时跟随父亲郝梦龄在武汉定居，60年代初期，是武汉同济医学院的妇产科医生。后因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1965年，30多岁的他报名参加同济医学院郧阳分院的建设，郝荫楠带着妻女，来到了当时还很贫困的郧阳地区。郝荫楠等老一批创业者放下教鞭拿起锄头，开山挑土，垒石砌墙，砍树盖房，边建设边办学，保证了首批40名学员在简陋的校舍中如期开学。

最小的儿子郝荫森因患脑膜炎死在汉口万园医院，草葬于汉阳。

郝梦龄的孙子郝良，1961年出生在武汉，后随父亲郝荫楠来到十堰生活。下过乡，吃过苦，后来考上大学，专业是汽车化工，毕业后在二汽工作，任高级工程师。

人物轶事

严律家人

郝梦龄对家人的要求尤为严格，妻子剧纫秋多年来都带着孩子辗转各地，靠租房过日子。在武汉居住时，剧纫秋曾看中一幢两层小洋房，房东开价要一万块大洋，她向郝梦龄开口要钱，却遭到郝梦龄的强烈反对。郝梦龄说：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

一次，一位朋友送了剧纫秋一副象牙麻将，剧纫秋极为喜爱。郝梦龄知道后，叫她立刻物归原主，但她没有照办。一天，剧纫秋正在家中与亲友玩这副麻将，被郝梦龄发现。他大发雷霆，并当即送到厨房付之一炬。从此以后，剧纫秋再也不敢收受别人的任何礼品了。

治军严明

在郝梦龄的部队里，纪律十分严明，一不准纳妾狎妓，二不准吸毒赌博，但还是有以身试法之人。有一个姓贾的旅长，就因抽大烟而被革职。郝梦龄的叔叔，当时任师部军械处处长，他偷偷地买了一个小老婆。郝梦龄知道后，毫不留情地下令以军法治罪，开除军籍，永不录用。事后这位叔爷来家苦苦求情，郝梦龄的妻子和父亲看不过眼，都劝郝梦龄看在亲戚的面上放他一马，让他保证永不再犯就行了，但郝梦龄坚决不允，对他的叔叔说：在家里你是我的叔叔，我以长辈待您；但在军队，您是我的部下，如果我今天放过了您，那我以后还怎么管理我的军队呢？我不能徇私情啊！就这样，郝梦龄给了他一些钱后将他遣反回乡。

人物评价

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高度评价郝梦龄抗日殉国的精神）

郝将军以死报国，实为中国国民、为中国革命军人立下不朽的模范。（1941年，郝梦龄将军殉国4周年纪念日，冯玉祥在《新华日报》上评价郝梦龄）

后世纪念

悼念活动

郝梦龄将军殉国后，人民音乐

武汉人民恭迎郝梦龄、刘家琪灵柩

家冼星海谱写了《郝梦龄悼歌》。

1937年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由山西运到武汉。武汉各界举行公祭，之后以国葬仪式安葬于武昌卓刀泉。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

墓园

郝梦龄烈士墓园位于武汉市伏虎山西北侧的山腰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园坐东南、朝西北，墓的四周砌有0.8米高的砖沙水泥结构的围墙，占地面积约80平方米。前面

有一宽25米的墓门，门前有宽1米的33级阶梯。墓分为墓身和墓碑两部分，墓身高0.8米，宽2米，长3米，呈椭园形。墓碑高3米、宽1.1米、厚0.75米，用水泥、砖、沙砌成的小塔，表层为水磨石，呈灰黑色，颇具民族风格。墓碑的正中镑刻着郝梦龄烈士之墓七个隶书大字。

郝梦龄路

为纪念郝梦龄的功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

郝梦龄路

府将汉口北小路改名为郝梦龄路。198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武汉市人民政府为缅怀抗日英烈，重新恢复了以张自忠、郝梦龄、刘家麒、陈怀民4位抗日将士的名字命名的4条路名，并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

追认烈士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20XX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郝梦龄将军位列其中。

qg13.com精选阅读

抗日英雄郁达夫的故事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名文，字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怀鲁迅》《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

人物生平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满州弄（现更名达夫弄）的知识分子家庭。

郁达夫

1899年，郁达夫的父亲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1903年，郁达夫进入私塾读书。1908年，就读富阳县立高等小学。

1910年，郁达夫与徐志摩、厉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和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

1911年，郁达夫进入蕙兰中学读书；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

1912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却因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

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留学。1914年7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1916年，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1917年7月毕业；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留学期间，郁达夫阅读了大量外国小说，尤以俄、德小说居多。

1921年，郁达夫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开始小说创作；10月15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国内文坛。

1922年3月，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同年郁达夫回国，在安庆法政专校教授英语（一说为安庆一中），与当时同为该校教员的陶希圣颇有交往。1923年辞职，出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统计学。1924年，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任教，为期亦仅一年。

1926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年底辞职；返回上海后，郁达夫开始主持创造社出版工作，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着。

1928年，郁达夫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仅四个月。

1932年12月1日，郁达夫在《现代》（2卷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迟桂花》。

1933年，郁达夫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创作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词。

1934年，郁达夫任浙江省政府参议。

1935年，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内的《散文二集》之主编。

1936年，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10月24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写了《怀鲁迅》一文。11月，郁达夫访问日本；12月17日，郁达夫在离日归国途中访问台湾，会见杨云萍、黄得时等文化界人士；抗日战争初期，郁达夫任《福建民报》副刊主编。

1938年，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期间曾赴徐州劳军，在各前线参访；年底，郁达夫携眷抵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晨星》、《星洲晚报》文艺副刊，《繁星》、《星光画报》文艺版的主编。

1940年，郁达夫与关楚璞、姚楠、许云樵等文人创建新加坡南洋学会。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星洲（现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至苏门答腊避难。

1942年6月初，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西部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在当地华人协助下开设酒厂谋生。因其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被附近地区的日本宪兵队得悉，望其充当翻译。郁达夫自愿充当日军翻译一事，引起当地人的诸多误解和不满。但事实上，郁达夫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5年，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被日军识破。日本投降后不久，郁达夫突然神秘失踪，其失踪原因至今仍然还是未解之谜。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经过研究得出了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下令杀害的结论，写下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198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

20XX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郁达夫为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之列。

个人生活

妻子和子女郁达夫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有。此外，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郁达夫共有子女11人，其中孙氏生育4人：郁龙儿、郁天民、郁黎民、郁正民；王氏生育5人：郁飞、郁静子、郁云、郁亮、郁荀；何氏生育2人：郁大亚、郁美兰。原配孙荃

原配孙荃

郁达夫的原配孙荃在当时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

郁达夫自从大革命时期去广州以后就和孙荃分居，并于1928年2月到上海和王映霞结婚。孙荃与郁达夫分居后就吃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1978年3年29日逝世，享年82岁。

长女郁黎民，1925年生，曾任湖南省桂阳一中教师，还是湖南省政协委员。丈夫名邹笙，已退休。

郁天民，生于1926年，幼名阿熊。他本住在杭州，后来携妻儿回富阳县乡下与母亲同住。他本人在县文化馆工作。天民和他父亲一样，爱喝酒，最喜边喝酒边谈天。他曾是富阳县政协主席，1987年底病逝。妻子陆贞（陆费澄），现是富阳教师进修学校会计。

小女儿郁正民，1927年生，幼名胖妞。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已退休。

第二任妻子王映霞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情事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黄浦江边一见倾心，西子湖畔红袖添香，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为赢得王映霞的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其中一首被时人传诵一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郁达夫是1928年与王映霞结婚的，因为动乱，产生了种种误解。1938年郁达夫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主编，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与他一起到新加坡，但维持了12年的婚姻还是破裂了。痛苦之余，当时32岁的王映霞于1940年8月独自乘轮船返国，在国民党外交部工作。

郁达夫为此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云：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这首凄婉的离别诗令人为之动容。王映霞是郁达夫一生中的重要女人，这从《寄王映霞》可以看出来：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解放后，王映霞的生活旅程不平坦。1986年11月，上海市长江泽民聘王映霞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并发了聘书。她参加了馆内的春潮诗社。她一直忙于撰写回忆录，整理郁达夫书信。她平生有一大愿望，就是要把和郁达夫在一起的第一手资料留下来供文学史家研究参考。已出版的有《半生自述》和《郁达夫书简》。

王映霞和郁达夫所生的儿子，现还健在的有郁飞、郁云、郁荀三人。

郁飞1938年随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新加坡，时年11岁。尔后郁王离婚，王映霞一人返国，郁飞跟郁达夫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因战乱，郁达夫决定把郁飞送回国。本来是想托付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教授，但那时后方公教人员极清贫，怕以后接济中断，给沈从文造成困雄，最后请返回重庆原籍的尤夫人卢蕴伯(四川航运界卢德敷之妹)带郁飞回去，交给已在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仪。陈仪不负故友的托孤，在音讯始终不通的情况下，将郁飞抚养成人。

1992年，郁飞到新加坡访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郁飞诚恳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1949年，郁飞在浙江大学外文系毕业，最初分配去新疆，因不说谎话而开罪于人。1957年反右，郁飞被划为右派，下放改造，被关押长达20年之久。由于政治原因，他原在广播电台任播音员的妻子也跟他离婚。生二子，皆成家立业。郁飞经王映霞介绍，续娶浙江杭州第四医院医生王永庆为妻，两人十分恩爱，对王映霞也很尊重，常有来往。

郁云，1931年出生。王映霞和郁飞去新加坡时，郁云和郁荀使寄居在福建的外婆金氏家中。嗣后又寄居在父亲的朋友家中，再三转居。郁云先在东吴大学读法律，后又读企业管理。较长时间在上海红星轴承厂工作，现已退休。他的夫人娇憨可爱，在盘尼西林厂当技本人员。生二子，大子郁伟，次子郁刚。

郁荀，1936年生，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在昆明大学任教。妻子余绮华在昆明大学工会工作。

情人李筱英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再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中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示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小姐搬入郁家同居。但是，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结合遭到当时仅13岁的郁飞反对。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

第三任妻子何丽有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是印尼华侨，广东籍。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南亚后，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义，在李爷公务（PajakoemBceh）和朋友合开赵家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有结婚。何有本名陈莲有，因其貌平庸，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这个名字。她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至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

何有和郁达夫生了二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大学共荣圈之意；次女美玉在郁达夫被日本人杀害翌日诞生。

郁大亚，1944年生，已婚，现住九龙牛头角东华南村。他初到香港是在烧腊店做工，当司机。

郁美玉，1945年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中学，以后分配去南京市南开小学教书，现专职在南京搞侨联工作。丈夫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儿，1984年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十多年中先后分管宣传、文教、统战、政法等方面工作。1993年3月南京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1998年2月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其间：2001年3月2001年6月中央党校部省级进修班学习)；2003年1月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郁达夫恋情

文学与恋爱，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

（1909.十三岁）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1914~1920.十八岁~二十四岁）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玉儿也是侍女。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期间多次嫖妓，并写下成名作《沉沦》

（1917二十一岁）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结合下，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

（1921~1927二十五岁~三十一岁）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的荒唐恋情，在北京与妓女银娣的交往。

（1927三十一岁）邂逅了王映霞，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1928年4月，郁达夫、王映霞在上海举行了婚礼。郁达夫曾作诗《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一首：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锈重帏护玉堂。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1938四十二岁）王映霞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锳（筱锳、晓锳、晓音）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片涟漪。

（1941四十五岁）当时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碰到年仅20岁的何丽有。这位新夫人原籍广东，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陈姓人家收养，所以原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取何丽之有之意给她取名为何丽有。

（1945四十九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推测郁达夫是为日本宪兵所杀害。

轶事趣闻

做官恋爱

郁达夫《闽游日记》中，在1936年3月23日有这样的记载：晚上在中洲家吃饭，作霞信一，十时上床这里的作霞信一，即指写给远在杭州风雨茅庐的夫人王映霞的一通私人家信。原本身在异乡给自己老婆写封家信，也没什么可冏的啊。只是这封信和1936年4月2日南京《新民报》各地通讯栏目的一则《做官不忘恋爱，郁达夫两头忙》对照着一看，就知道当年大才子还真是被冏了一把。

信的最后一段提到：这一封私信，你阅后以为可以发表，请拿去交给报社，头上加一个闽海双鱼的题目就对。杭州的友人，大约要想知道我的消息的总也不少；借花献佛，可以省去我许多作信之劳更可以省下我的几张五分邮票。

原来，大才子的家信在当时也是可以换稿费的硬通货，郁达夫不但节省了几张五分邮票，还要挣稿费贴补家用，也算是精明到家了。只是报社为了做噱头，并未按照他的意思，没有给这封信加上一个闽海双鱼的文雅题目，而是做了一个让他够冏的题目来娱人娱己。这一次，在福州一边冏，一边幸福的文学青年郁达夫再一次冏到极致无怨尤，毕竟还是拿到了稿费，冏一把也不在话下了。

名人的好处在于万众瞩目，触处皆有名利双收；但坏处也在于此，私生活被窥探曝光，名人也会窘态百出。但既做了名人，就应有做公众人物的心理素质，郁达夫的雅量可谓榜样。

秘密失踪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却迎来了他的噩耗。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

1985年9月27日，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铃木正夫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实地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

生死迷局

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所获取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所以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未能得到证实。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失踪还有几种说法：

其一、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以后不利的话，便扼死了他。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此说缘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说成为孤证，因而颇受质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

文学作品

著作

名称

备注

初版信息

沉沦

短篇小说集

1921，泰东图书局

茑萝集

小说、散文合集

1923，泰东图书局

小说论

理论著作

1926，光华书局

戏剧论

理论著作

1926，商务印书馆

文学概说

理论著作

1927，商务印书馆

日记九种

日记集

1927，北新书局

孤独者的愁哀

戏剧集

1927，创造社

达夫代表作

小说、散文合集

1928，上海春业书店

在寒风里

小说、散文合集

1929，厦门世界文艺书社

忏余集

小说、散文合集

1933，香港天马出版社

达夫自选集

小说、散文合集

1933，香港天马出版社

浙东景物纪略

散文集

1933，浙江铁路局

屐痕处处

散文集

1934，现代书局

达夫日记集

日记集

1935，北新书局

达夫短篇小说集

小说集（上下册）

1935，北新书局

达夫游记

散文集

1936，上海文学创造社

达夫散文集

散文集

1936，北新书局

闲书

散文集

1936，良友图书公司

我的忏悔

散文集

1936，良友图书公司

藤十郎的恋

剧本

1937，上海文化书局

译作

名称

备注

初版信息

小家之伍

小说集（[德国]F盖斯戴客等人着）

1930，北新书局

几个伟大的作家

文艺论文集（[苏联]高尔基等人着）

1934，中华书局

达夫所译短篇集

短篇小说集（[德国]F盖斯戴客等人着）

1935，生活书店

文学思想

文学主张

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

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代表作品是《沉沦》，郁达夫在《沉沦》中大胆地描写了男女性爱、性心理，同时也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号。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中，除了反映下层知识分子失意、苦闷外，还有一些作品通过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映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怀，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因为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且首创了自传体小说这种抒情浪漫的形式，对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股浪漫派的壮观潮流。郁达夫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时就已出版日记的作家。

创作经历

早期的散文创作

早期：（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首先，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他在散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

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

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

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中期的散文创作

中期：（1933年1938年）。这个时期，是他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忘返于山林江湖。

晚期的散文创作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他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郁达夫早期散文创作的风格于此有所体现。

作品分析

摧折的女性之美

郁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时代人的发现的光芒。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

感伤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在郁达夫散文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与之相比，郁达夫由感伤所发生的憎恨情绪其积极意义就更为鲜明了。郁达夫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在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无奈，几分感慨中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的不幸，来了个痛快的揭露，将自己对社会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强烈的表现。郁达夫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向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感伤情调的积极意味

这种积极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郁达夫的颓废以及这种颓废的具体表现性苦闷，不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这种颓废和性苦闷，是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郁达夫则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病，从而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历史与社会面前，所以，具有积极性。

第二，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包含着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战。

人物轶事

郁达夫爱吃荔枝曾因吃太多腹泻不止

1936年2月4日，大才子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到福州游览。福州自古盛产荔枝，西禅寺的十八娘荔枝更是闻名天下。按照西禅寺老规矩：每逢旧历四月荔红蕉绿时节，荔枝可以任由游客随意大吃，每人只收银角6枚，但吃完了事，不能打包带走，有点自助餐的意思。

郁达夫非常爱吃荔枝，自然更不会放过这十八娘自助餐。据郁达夫《闽游日记》记载，1936年赴任福建省政府参议之后不久，大才子就邀约着八九个浙江籍同乡一起去西禅寺大吃荔枝。据当年自助餐友回忆，他吃的荔枝最多，还一边吃一边吟诗，一副大才子派头。当家和尚访知有郁达夫在座，马上叫小和尚捧出文房四宝，请他题诗。他推辞说：面对这么好的荔枝，尽量吃还来不及，哪有心情吟诗写字？说罢，又埋头大吃起来。但经不住当家僧人的热诚，只见他略思片刻，就在一张宣纸上写了四句：鹓雏腐鼠漫相猜？世事困人百念灰。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

可是就在这一天大吃荔枝之后，大才子腹痛难忍，腹泻不止。回家急请医生，偏偏是星期日，医院停诊，真是要多冏有多冏。还好，在关键时刻，邻居问了一句：是不是吃荔枝了？急忙拿来一小碟酱油让大才子喝下，奇怪，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泻了。

唐弢心折郁达夫

唐弢初睹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风采，是在1934年1月6日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的宴会上，那次《自由谈》编辑黎烈文请客，一来约请经常写稿的人岁首欢聚，随意闲谈，二则就为郁达夫夫妇饯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就是鲁迅先生举行丧仪的那天，他远远地从福建赶来，对遗容作最后一次的瞻仰。

1983年3月30日，唐弢写散文《记郁达夫》，他说和许多青年一样，读过名震一时的《沉沦》，不过说实在话，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特别是游记，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的《屐痕处处》，一见书名便使我喜欢。再就是他的旧诗，《钓台题壁》不必说了，九一八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情意真切，使我十分心折。

唐弢爱读郁达夫的散文，特别是游记，他自己也在1946年6月10日写有游记体散文《在富阳访郁达夫故居》。当时太平洋旅行社招游富春江，道出富阳，于是唐弢和柯灵、太平洋旅行社的社长张邦铎一行三人拜访了郁达夫的二哥养吾先生，他是一个矮矮的老人，蓄须，挂眼睛；清臞的面貌加上轻快的脚步，和达夫先生一模一样，达夫先生的旧宅是在山腰上，正好面着大江，面着两岸的翠峦晴岚，以及远处的淡到欲无的云山。现在，这旧宅只剩下半堵赭壁，一个破碎的亭子，诗人游憩的往迹不可追寻。立断壁下，我们恋恋地向四周探索，看见的只是从瓦砾中生长起来的野草。唐弢说，我们希望郁先生没有成为古人，早早归来，让朋友们卸下这一肩道义的责任，可惜当时郁达夫已经遇难，但国内尚不知确切的消息。

郁达夫与钱的故事

郁达夫有一次请一位在军界做事的朋友到饭馆吃饭。饭毕，饭馆侍者到他们饭桌边收费，他就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他。他的朋友很诧异地问：郁兄，你怎么把钱藏在鞋子里呀？

郁达夫笑笑，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

快短命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命题。演讲和作文一样，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完了。

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那三个字到说完话的时间，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后世纪念

郁达夫故居建于30年代，属中式花园别墅，位于杭州余杭区路场官弄63号，是1933年4月郁达夫为暂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时购置的寓所。故居由当时学人马君武题为风雨茅庐，由郁达夫自己设计。[5]

另一处郁达夫故居，在富阳市区郁达夫公园内、低矮围墙，一方庭院，楼房的客堂里陈列着郁氏故交互赠的字画，其中有鲁迅先生《自嘲》七律诗轴。

在郁达夫《钓台题壁》一诗中，有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表现出一种浪子情怀。而这种情怀正和现代武侠小说巨匠古龙先生完美应和。此句也被古龙先生定为自己的座右铭。

人物评价

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夏衍

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胡愈之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可是说实在的，他那支自由脱俗且富有情韵的笔更适于写散文和诗。他的小说也是散文的、诗的，宛如一首首抑扬顿挫的独奏曲或回肠荡气的咏叹调。五四时代是短篇小说的世界，郁达夫以其真率和才情，足以风靡一时，成为受众多文学青年师法的名家，鲁迅之外无出于郁达夫之右者。他推进小说散文化和诗化，对于革新以故事情节作为主干的古典小说而言，是功垂竹帛的。

从文学史来看，郁达夫挖掘内心世界一直进入到私密领域，由此出发来表现自我与世界的分裂和对立，并追究其中的纠缠，在中国新文学中可谓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路，由此以往被视为无意义的或理当压制的黑暗领域进入文学领域，并与一些宏大或高尚的话题发生种种纠葛，其后在文学史上产生的种种变化，则更是超出了最初《沉沦》式的朴陋尝试。不过，倘限在中国文学领域追根溯源，郁达夫的率先实践，可说是功不可没的。

刘志荣

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

抗日英雄杨学诚的故事

杨学诚（19151944）又名奇山，湖北黄陂县人。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人物生平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出台后，素来埋头用功的杨学诚也不得不卷进这剧烈动荡的政治激流之中。他热烈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和翌年1月的南下扩大宣传，回校后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派军警进校搜捕进步同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先被捕，接着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和清华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相继被捕。杨学诚闻讯后，立即组织了爱国同学三四十人，与军警一番搏斗之后，使被捕三人获救。之后，杨学诚还把蒋南翔隐藏在自己屋里，并安全护送他转移。不久，因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在狱中不堪酷刑而于3月9日惨死狱中，北平学联发动和组织了三三一抬棺游行，以示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抗议。在这次斗争中，会前背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去开会的是杨学诚，会后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领头冲锋陷阵的也是杨学诚。1936年夏，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出任支部书记。

1937年4月，杨学诚被选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民先队总队长李昌等，随刘少奇和彭真到延安参加党的一次重要大会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增强了他对党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会。杨学诚回到北平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和西城区委书记。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平津失陷。杨学诚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最后于9月初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以后湖北省委成立，他担任省委青委书记，负责创立和领导了湖北的青年救国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抗日运动。1943年病逝。

主要事迹

1938年8月，湖北省委派他去鄂中工作。他和陶铸一起创立了近百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抗日游击区。后又组建了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参与领导建设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在鄂中6年艰苦卓绝的工作，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部分。他在这个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新四军五师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初，他从鄂南返回江北，已是身患多种疾病，但仍抱病坚持工作。严重的肺病使他卧床不起。1944年3月6日，平汉线各据点日军出扰大悟山南北地区。3月7日杨学诚随军转移，在大悟山北麓高家洼病逝，时年29岁。

人物传记

寒门秀士

1915年8月8日，杨学诚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开子岗杨堡益湾一贫苦农户。父母之外，尚有弟妹各一。尊父有薄田数亩，养家活口不够，常给地主打短工，以换取微薄工银。尊母黄氏，苦撑着家，晨炊夜绩，养育着学诚兄妹。一家五口，含辛茹苦，挨年度月。

杨学诚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七、八岁上，见同村小伙伴都上学读书，自己家贫，无力与往，便到附近一处私塾学堂，侧听老师育读教课。没有纸笔，则折断树枝在地上习字。父母见他如此好学，便将几亩薄田变卖，换得些许银钞，供他入塾就读。他熟读诗文，过目能育，在众童之中，出类拔萃。伯父在汉口经商，见他有出众之才，决计资助他到汉口上学。学诚乃离乡赴汉，至蔡家巷新民小学学习。数年之中，均以品学皆优而获学校嘉奖。1926年卒业于该校。1927年考入武汉一中，越3年进入湖北省立高中，复又转入武昌职业中学就读，直到1934年卒业。在整个中、小学阶段，他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对学业孜孜不倦。他热爱自然科学。做一个自然科学家，是他对未来的憧憬。

铁蹄下的觉醒

1934年夏，杨学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水木清华，校园幽丽，正是读书的好所在；加上物理系教授阵容整齐（有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仪器设备精良，科研成果也已初露端倪；这些，对他的吸引，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一入清华，便一头扎入书本。那时人们常见他挟着课本，规规矩矩地按时到图书馆用功；平时罕言寡语，绝少锋芒，也几乎未见他参加课外活动，国事与政治，他更是了无兴趣，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正统派好学生。

然而，到1935年暑假，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在阅报室内，人人经常可以看见他在聚精会神地阅览每天的报纸，他显然对时局问题关心起来了。原来那时正在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俯首帖耳地接受了日本军部的要求，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河北省内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当时人们怀着极沉痛的心情描绘了那个情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这股强劲的时代逆流，使素来埋头用功的杨学诚，也不能不卷进这剧烈动荡的政治激流之中，再也不能毫无感应地安心读书了。日军铁蹄，踏碎了祖国河山，也踏碎了杨学诚的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厦将倾，何来个人的光明前途。他觉醒了！

数月之后，北平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杨学诚对于政治就更加热心了。他热烈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运动。1936年初他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由清华、燕京、辅仁等校组成）。在出发之前，他同参加南下宣传的全体清华同学一起，在体育馆前举行了宣誓。誓词说：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阻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谨誓！他被委为先遗大队的队员，和清华的李昌、于光远，燕京大学的梁思懿等一起，负责侦察情况，选好路线和交涉食宿。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赶路。北方原野，风沙满天，酷寒刺骨，他们却置之度外，一路有说有笑，边走边观察情况，做好路标。他没有自行车，常常是徒步跟着其他骑自行车的先遣队员一同赶路，因此他一路上就特别的紧张辛苦。一个多星期之后，宣传队到了固安，他由于过度劳顿而病倒。这是他正式参加救亡工作的开始，而他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已流露无遗了。少壮派的美誉

抗日救亡运动也锻炼了他的性情，使他由一个儒雅风流的书生变成了一个疾恶勇斗的战士。他对于恶劣倾向的反对，如像眼睛对砂子一样的不能容忍，一见到有对工作拆烂污的事情，他就会首先发起急来，疾言厉色地批评指责，毫不顾情面。同反动军警的搏斗，他更是攘臂怒呼，一马当先。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出动五千军队包围清华大学的事件，是一二九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逮捕与反逮捕的斗争。这一天是清华大学期终考试的第一天。拂晓，四百多名警察、宪兵、保安队对清华实行突然袭击，侵入校园搜捕共产党员。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先被捕，并被押送到清华西门警卫室，绑在床头木框架上。俄倾，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也被反绑着手推进来了。紧随其后，北平学联负责人姚克广（即姚依林）也被推了进来。这时杨学诚动员了民先队员和爱国同学三、四十人，率先冲了上去。吴承明一脚踢开了警卫室的门。几个看守的宪警急忙站起举枪威胁，一眼看到大群学生蜂涌上来，势不可当，就变计拖枪而逃。陆璀急忙拔出小刀，为蒋南翔割断绳索。三位同学被夺回来了。然后杨学诚即带领同学赶到西校门外同军警展开了搏斗，击败了军警，并把停在那里等候载送被捕同学的8辆军车砸烂。几百名宪警、保安队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被驱出学校。他们回去造谣说：数百名共产党在清华园暴动啦！当晚，宋哲元正式出动五千军队，武装包围了清华大学。那些已经暴露的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都已分别躲开，有的藏在教授家里，大部份同学则躲进了体育馆。那天晚上杨学诚和何礼负责值守。他们鹄立在离体育馆不远的地方，监视军警的活动。直到天明时军警发现体育馆有人，向体育馆走去的时候，他们才后撤至同学中。军警当场捕去的人，没有一个是黑名单上的，他们只是胡乱抓了一些人，交上去应差。

这时蒋南翔必须离校暂避。他在交接工作离开清华之前，杨学诚将他秘藏在自己的房里，为他掩护，探听消息，最后帮他转移地点。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杨学诚只是关切着蒋南翔的安全，毫不顾及自己的危险。蒋南翔后来曾说：他这种侠情义肠，第一次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

二二九逮捕后，清华学运暂时沉寂下来。某些清华民先大队的负责人情绪消沉，放弃工作不管。经过队内积极分子的酝酿，召开了队员大会，改选了大队部。已孚众望的杨学诚和凌松如、纪毓秀、李昌等人膺选，组成了新的大队部。清华民先队又生龙活虎般地活跃起来，成为当时整个民先队中最坚强的一个组织。

在1936年3月31日进行抬棺游行的那次著名的行动中，杨学诚也是最为激昂。会前背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会场去开会的是他，会后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领头冲锋陷阵的也是他。

在一二九运动的初期，杨学诚的以上种种表现，使他荣膺了清华少壮派的美誉。他参加救亡运动，是如此积极热情，最有力地支持着他的，可说是一腔沸腾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便是他接受共产主义的基础。

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

1936年5月或6月，杨学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当时清华进步同学把入团叫做入中学，入党叫做入大学。有一天杨学诚和李昌、凌松如等在宿舍闲谈。杨学诚经过多时的观察，机敏地发现李昌似已是在党的人了。因此当时他说：老李，看样子你入了大学了，你不能一个人入大学，把我们丢在外边呀！李昌直率地答道：好吧，我就作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杨学诚入党前后，其政治和思想上的进步，有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入党之前，他在救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只是一位怒目挥拳、见义勇为的斗士；入党以后，经过党的教育，他就逐渐地习惯于考虑问题，分析是非，以智取人，以理服人。1936年秋季以后，他便出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清华，是一二九运动中斗争得最为激烈的一个阵地。在学生会中存在着组织上的对抗，在党内和民先队中，还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每一新的事态发生，在校内总要发生各种激烈的争论；在各种会议上，常常是各种意见纷然杂陈，各不相下。必须首先在各种会议上战胜各种不正确的意见，才能把党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下去并取得胜利。这一严重的任务，这时首先就落在杨学诚的肩上，而他确也是不负众望，屡战屡胜。正如蒋南翔在1944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纪念杨学诚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在大会的讲坛上，在各种讨论会的论战中，他成了一个最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的出色的雄辩家；在一二百人的民先大会上，他常常能以一篇热烈的讲话，一下子转变整个会场的空气，把所有的人都激动和振奋起来。他过人的天禀和在实际工作当中的卓越成绩，使他成为清华学生中最有威信的政治上的领袖。

1937年4月，杨学诚被选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和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北师大党支部书记林一山，随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等，到延安参加党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大会。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增强了他对党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分管白区工作的同志。这时杨学诚等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北方局秘密油印刊物《火线》上发表重要指导性文章的作者K.V.先生，就是刘少奇同志。

在这次大会上，杨学诚和李昌也发了言，反映了北方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考虑。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详细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杨学诚回到北平后，正式参加了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北平学委的工作，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城西区委书记。

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平津失陷。杨学诚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工作的一个主要领导者，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工作，最后于9月初旬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通过武汉华北同学会组织，开展了群众工作。以后湖北省委成立，他参加省委，担任省委青委书记，负责创立和领导了湖北的青年救国团。青年救国团团结了武汉和湖北各界的爱国青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抗日爱国运动。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中原告急，武汉岌岌可危。为了准备游击战争，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指示，通过湖北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统战关系，派遣了一些青年骨干由陶铸同志率领到鄂中农村，举办训练班，积极培训一些青年骨干，为日后鄂中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初步基础。1938年8月陶铸同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无法工作时，省委又派杨学诚同志到鄂中，担任鄂中特委书记。不久，武汉沧陷，抗日战争进入了敌我相持的极其艰苦的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逐渐成为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杨学诚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也于此时走上了敌后抗日战场，谱实际情况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他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五师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也日益充分显示出来。

学诚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具有坚强的党性。这首先表现在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干扰，独立自主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他一到鄂中，就与鄂中特委成员一起，全力以赴地领导鄂中党组织，抓住了武汉沧陷前的瞬息时间，切实地进行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1939年中秋前夕，日军溯长江而上，越大别山，紧逼武汉。学诚同志紧急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要求鄂中党组织千方百计掌握枪杆子，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并作了具体部暑。他在会上说：我就是讨饭也要讨来一支枪，投入战斗！会后，特委分头深入基层，紧急进行组织武装的工作。当武汉与鄂中相继沧陷时，学诚同志亲自赶到应城矿区，率领共产党员蔡松同志所掌握的八条枪组成抗日武装，首先进入大洪山丁家冲。这时，陶铸同志从宜昌赶回。在陶铸同志和学诚同志领导下，迅速汇集和组建了鄂中各地我们党掌握的近百人枪的抗日游击武装，点燃了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复经艰苦经营，终于组成了应城抗日游击区（简称应抗），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鄂中游击区，会同豫南鄂东两地党组织发动的游击武装，为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点。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到了鄂中，同杨学诚和鄂中区党委的同志汇合，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了边区的抗战形势，研究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方针，以及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问题。当时豫鄂边区的形势已十分严峻，正面战场战局相持，敌人已开始扫荡；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五战区桂系势力屈服于蒋介石集团的压力，反共事件迭起；鄂中国民党顽固派正阴谋吞并和瓦解应抗。敌、伪、匪横行，广大同胞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党迅速统一处于分散的武装力量，公开树起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新四军旗帜，独立自主地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中原敌后抗战。学诚同志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形势的敏锐洞察力，在会议上积极拥护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旗帜鲜明地赞成立即统一党的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帜。他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叫我们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我们就首先站出来，打出新四军的旗帜进行战斗。会议统一思想后，鄂中区党委根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决定马上把鄂中、豫南两地所掌握的利用各种名义组成的抗日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那时鄂中的应城、京山、钟祥、汉川等地迅速组成了近四个团的兵力。这支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的诞生，立即成为中原敌后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和团结友军抗战的核心。它对于开辟中原敌后抗日根据地起了奠基性的历史作用。杨学诚同志在这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问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4]

建设抗日根据地

养马畈会议以后，学诚同志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区党委集体领导下，他首先抓了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1940年，豫南、鄂中、鄂东党的组织和武装实现了全面统一。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有红军老干部、一二九运动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有来自外省市的外来干部，还有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绝大部分是新干部。如何适应根据地初创和急剧发展的胜利形势，建设一支无限忠于党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干部队伍是当务之急。学诚同志就在这一情况下，突出地抓了党组织的思想建设，提出了要在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开展反不良倾向斗争，以保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他尖锐地提出：在党员干部中，必须警惕和防止出现把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恶劣作风带到党内的新贵，并把它作为反不良倾向斗争的重点。在党的建设工作中，他还集中精力研究了农村党支部的建设问题。他在戎马倥偬之中，亲自找支部书记、党员谈话，参加他们的支部会议，深入了解情况，发现农民中的党员有不少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保守和私心较重的现象，及时提出加强农村党员教育的意见。要求通过群众斗争，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反对党员中的小农思想，把农村党支部真正建设成为团结群众的战斗堡垒。并明确要求党的组织工作，要以健全党支部为中心任务。1941年，他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刊《共产党人》上的《给各地组织工作者的一封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凡是党的一切工作没有如愿的开展，其关键乃在于党与群众的联系太差。学诚同志这些建党思路，至今仍十分重要。

学诚同志遵循根据地的地方工作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方针，强调一切工作必须服从抗日战争的需要，一切工作必须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他直接参与军事斗争的领导工作时，他就义无返顾地勇挑重担，服从党委对他的工作分配。1940年，边区主力部队东进鄂东时，要求他留在鄂中，他就和陶铸同志一起胜利地坚持了鄂中根据地的斗争。后来，在宜昌沧陷时，又和刘少卿同志一起组织了（平汉）路西指挥部，趁机向西作战略展开，一举击溃了盘踞在天门的反共土顽潘氏父子，开辟了天（门）京（山）潜（江）根据地，为日后开辟襄襄西、襄南提供前沿阵地。1942年，他又与刘少卿同志奉命率部南渡长江，开辟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根据地。当初战告捷后，由于敌情恶化，主力两欠被迫撤回江北，学诚同志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坚持鄂南敌后斗争。在频繁的征战中，他还挤出时间，对敌我力量对比、鄂南的地理与社会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依托江北，坚持鄂南沿江根据地，逐步向山区发展，主力骑江跳跃作战的战略方针，从而把开展鄂南的战略意义，置于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他的正确建议，很快被李先念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和五师师部所采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改，德、意、日全面失败已指日可待。这一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任务，必须加紧积蓄反攻力量，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尤其是豫鄂边区地处中原前线，更须加紧准备。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区党委1943年1月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了扩大会议，确定了加强军事工作的方针。学诚同志积极拥护战争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并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强调提出强化政权的意见，要求把地方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服务。会后，他还勇敢地挑起了强化民主政权的重担，欣然接受了区党委的决定，担任了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的职务，为边区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杨学诚在鄂中和边区根据地的工作，曾受到好些同志的称道，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杨学诚同志在鄂中是受了很好的锻炼，他虽年轻，但处理问题却能深思熟虑，冷静沉着，不再有一般青年人的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