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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遇见了那一定会发生很多的故事，等到我们都老的时候就翻出来回忆，怎么样才称得上爱情故事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抗日英雄张文彬的故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张文彬（19101944），男，湖南省平江县人，原名张纯清。1944年8月牺牲于狱中，时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人物生平

1910年5月生于平江县梓江东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曾入教会学校就读，积极投入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入长沙中学。1927年春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随彭德怀率部

毛泽东秘书张文彬

队重返湘鄂赣边区坚持斗争。马日事变后返回平江，组织工农武装，任中共平江西乡特委书记。后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继续进行革命武装斗争，任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工农赤卫队党代表、红五军第四纵队党代表，随彭德怀、滕代远率部奔赴井冈山，参加了保卫井冈山的战斗。1930年6月，红三军团成立后，任红五军党代表，在攻打长沙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屡建功勋。1931年夏任红七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在第一、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春，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第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后调任毛泽东秘书。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进入西安，领导中共西北特支，对杨虎城、杜斌丞进行统战工作，以杨虎城的少校秘书身份进行活动，同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联系。西安事变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同蒋介石代表的谈判，协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5月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大力营救被关押在兰州集中营的西路军指战员。出席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后，奉命到广东组织人民抗日斗争。在香港主持召开党的会议，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38年4月，在广州召开会议，奉命撤销南方工委，成立广东省委，任书记，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和扩大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10月，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奉命和廖承志一道，千方百计把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800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抢救出来，安全地护送到大后方，受到中共中央的通电表扬。1944年8月牺牲于狱中，年仅34岁

主要事迹

1942年6月，南方工委机关因叛徒告密被破坏，在广东大埔高阪镇被捕，关押在江西泰和监狱。在狱中，张文彬痛斥劝降的无耻叛徒，坚强不屈，明确表示: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遭受敌人折磨，染上肺病，又得不到医治。1944年8月牺牲于狱中，年仅34岁。

人物经历

张文彬，原名张纯清，曾用名刘宗义、张南杰、刘崇义。1910年7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西乡梓江东港高基?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财袼，母亲朱浦真，有两个哥哥和姐姐，张文彬居末。5岁开始上学，10岁进入平江县城培元学校学习。1923年考入长沙修业中学就读。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文彬与修业中学的师生一道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是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张文彬被选送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亲耳聆听毛泽东、恽代英、邓演达等人的教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并在讲习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反动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张文彬受命返回家乡平江重建农会，组织工农武装，发展党组织。他回到家乡后，参加了平江人民讨许大会，并起草了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敬告民众书和平江农民协会讨许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许克祥！农民武装起来！肃清反革命派等响亮口号。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中共平江县委为了响应秋收起义，成立了平江县暴动委员会，决定组织全县人民举行秋收暴动。9月20日，中共平江县委和县暴动委员会正式发动了攻打平江县城的武装行动。张文彬率西乡工农武装投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战斗。扑城失败后，他被反动地主武装清乡队抓获。因他此时年仅17岁，清乡队认为他不像是首要分子，便从他家敲诈了200块光洋，允许具保释放。

张文彬获释后，立即与高咏生等人联络，以平江西乡杨梅山为据点，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武装。1928年2月，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成立，下设5个大队，分驻5个乡。为了加强党对游击武装的领导，中共平江县委在这5个乡建立了特委，张文彬被任命为中共平江县西乡特委书记。他积极组织西乡农军参加3月16日的平江农军第二次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后被任命为中共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工农赤卫队党代表。

同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起义成功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张纯清率平江县赤卫队参加了红五军，并任第一大队党代表。不久，红五军由3个团改编为5个纵队，张文彬任第四纵队党代表。随后，他率部跟随彭德怀、滕代远向井冈山转移，几经辗转苦战，终于在同年12月11日到达宁冈新城，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1929年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联合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张文彬和贺国中所率纵队奉命守卫黄洋界哨口。在众多敌人的疯狂攻击下，他和战士们一道在前沿阵地顽强抗敌。最后，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敌人打散，张文彬身边只剩下20多个战士。他和战士们解下绑腿，从悬崖处垂吊下去，转入密林之中，冲出了敌人的重围。此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又找不到主力部队，处境十分困难。他们在高山密林中四处游击截击小股分散之敌，坚持斗争。直到这年3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张文彬等人才又回到红五军。

1929年8月，正当湘鄂赣边区革命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张文彬随彭德怀率部从永新返回湘鄂赣边境，在平江黄金洞地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全军达3000余人，他仍任第四纵队党代表，率部来到湘赣边的莲花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1930年6月，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共8000余人。红五军9000余人，由邓萍任军长，张文彬任党代表。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7月下旬，红3军团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以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队的机会，发动了攻打省城长沙的军事行动，张文彬率部从平江出发，突破敌人金井防线，向长沙进逼，在?梨遇敌4个旅的抵抗，展开激战。他亲上前线指挥，不幸左腿中弹负伤，但仍带伤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攻克长沙城。8月5日，红三军团撤出长沙，8月23日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一军团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张纯清率红五军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久攻未克，撤出战斗，不久，随彭德怀率部攻下敌人防守力量较弱的吉安。同年冬，张文彬率部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为了消灭气焰嚣张的张辉瓒师，他到龙冈前线察看地形，了解敌情。他把政治工作做到连队的士兵中去，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对干部战士体贴入微，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1931年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五军军部撤销，张文彬调任红三军团政务科长。1932年底，他又调任红七军政委。这时，正值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之际，红七军军长李明瑞也被误杀，部队思想波动很大。他上任后，深入干部士兵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和分析大家的意见，停止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实事求是地认真甄别被审查的人，解救了不少受冤屈的同志，很快稳定军心。与此同时，他还狠抓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增强了党的领导力量，保证了部队的健康发展。

1933年夏，张文彬出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在工作中，他主张重证据，反对刑讯逼供。对一些重大案件，他都亲自审理，并及时向军团党委请示汇报。据当时在他身边担任侦察科长的刘复之回忆，张文彬性格温和，处理问题头脑冷静，实事求是，作风民主，是位很有才干、很受人尊重的领导干部。

1934年2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会上，张文彬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张文彬随红三军团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自己步行，让马给伤病员骑；他宁愿吃草根，却把干粮省下给伤病员吃。在困难面前，有人离队被保卫部门抓回，部分保卫干部主张将其一律处死。张文彬不同意这种做法，要求查明原因，分别处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于次年2月组织渡河东征，红十五军团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周士第任司令员，张文彬任政委，率部在山西临汾河谷地区与阎锡山部周旋，为东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红军大学成立后，张文彬被第一批保送入校。通过系统学习，他在思想理论上和军事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结束后，他被留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后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

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称赞张文彬为保卫井冈山的独胆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1936年秋，奉中共中央指示，张文彬到西安领导西北特支及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他秘密到达西安后，持毛泽东的亲笔信面见了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经过诚挚的交谈，他与杨虎城达成两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并建立了和西北军之间的秘密联络站。这个联络站为接送干部、运送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文化人冯雪峰、丁玲等都是从这里进入延安的。

在西安工作期间，张文彬还与中共西北特支的同志一道，积极组织发动工人、学生、商人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2月9日，为纪念北平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他们发动组织西安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这次请愿游行活动，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产生了直接推动的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张文彬协助周恩来出色完成了调解谈判任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等离开西安返延安，张文彬继续留在西安工作。1937年5月，他出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为营救被关在兰州集中营的西路军指战员做了大量工作。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文彬奉党中央之命，于9月间抵达广州，肩负起领导广东人民抗日斗争的重任。10月，他在香港召开党的会议，整顿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健全了各部委及下属党组织。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张文彬当选为省委书记。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关于猛烈地十倍百倍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积极督促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使广东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不到两个月，先后建立了中山中心县委、东莞中心县委、南顺工委及南雄、韶山、惠阳等地中心支部。一些党组织遭受过严重破坏的县市，也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同年8月，张文彬主持召开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为全省发展一万党员而奋斗的口号，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到10月，广东地区(包括香港)党员人数增至2500多人，潮梅地区发展到2000余人，琼崖达5000人，其他地区的党组织也有了较大发展。

在领导恢复发展中共党组织的同时，张文彬对统一战线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他利用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等地方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之间的矛盾，积极争取该部多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事。在他的努力下，广东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

正当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严重危及广东。针对这股破坏团结抗战的逆流，张文彬及时制定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密的策略，作出了及时撤出在国民党军中做统战工作同志的决定，从而有效地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

张文彬极为重视武装斗争。当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时，就把武装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省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指示各地党组织必须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

1939年春，张文彬从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返回广东时，向中共中央请调了一批红军干部，带回充实了广东抗日武装的军事领导力量。他不仅重视组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把一些富于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调入东江纵队；后来还亲自到东江纵队实地调查了3个月，督促建立起与延安联络的电台。

194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划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张文彬任粤北省委书记。同年10月初，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直属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张文彬调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与书记方方一道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江西、琼崖、湘南等广大地区的抗日斗争。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逮捕杀害中共干部和抗日群众。在这险恶的环境中，他与方方迅速组建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机关，建立南方电台中心，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同时，他们还派出干部分赴各地，加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工作方针，他们将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党员实行社会职业化，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为了统一东江、珠江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张文彬深入海南、东江抗日游击队，具体指导游击队的工作。他代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并对部队进行了全面整编。在张文彬等指导下，经过整编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在惠(阳)东(莞)宝(半)游击区坚持抗日斗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原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来不及转移，眼看就要陷入侵略者的魔掌之中，这批爱国民主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戈宝权、张友渔等等。远在重庆的周恩来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广东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将这批爱国民主人士抢救出来。张文彬迅速组织和领导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开展了抢救著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斗争，从日军层层封锁中，把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及美、英等国数十名国际友人通过陆路、水路分批接回内地。这一行动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得到各方高度赞誉。

1942年5月下旬，张文彬得悉江西省委遭破坏的消息，当即同南委书记方方等研究布署机关撤退工作，决定南委机关分头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6月初，张文彬一行向东江方向转移途径高陂镇时，遇上叛徒郭潜(原南委组织部长)及所带引的特务队。当郭潜指引众特务围过来时，张文彬一面极力反抗，一面向周围高声呼叫：请大家注意，有汉奸逮捕爱国分子！他的呼叫报警，使同行的其他同志得以警觉，迅速离开险境。

张文彬被捕后，于6月26日押送至江西太和县国民党监狱囚禁起来。在长期的艰苦革命生涯中，他早已身患肺病，入狱后，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病情日益严重。敌人以此要挟他，说只要他转变立场，不仅可以获得自由，还可以给他治病。张文彬严词拒绝，大义凛然地宣称：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敌人的如意算盘一个个落空了。

生命垂危之际，张文彬心中想念的是党，是革命事业。此时，与他一同关在监狱中的还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他们是一对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张文彬在与廖承志最后一次见面时，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拉着廖的手一字一句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难过。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主席。

1944年8月26日，张文彬带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他病逝后，当狱中人员清检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有四十七岁了(实际应为34岁)，又犯(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了尽头，因而更是视死如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吧。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张文彬离开了我们，但他为革命鞠躬尽瘁的光辉业绩却永远为人们缅怀。1983年4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座谈会上，向人们特别介绍了张纯清烈士的革命事迹，他深情地说：(在狱中)张文彬同志同我关在一起，他牺牲我是亲眼看到的广东党能够重新恢复和建立，张文彬同志的功劳很大。

人物评价

斯诺夫人在《续西行漫记》中称张文彬为保卫井冈山的独胆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在其访问中国的著作中称张文彬是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情感一生延伸阅读

抗日英雄杨学诚的故事

杨学诚（19151944）又名奇山，湖北黄陂县人。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人物生平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出台后，素来埋头用功的杨学诚也不得不卷进这剧烈动荡的政治激流之中。他热烈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和翌年1月的南下扩大宣传，回校后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派军警进校搜捕进步同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先被捕，接着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和清华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相继被捕。杨学诚闻讯后，立即组织了爱国同学三四十人，与军警一番搏斗之后，使被捕三人获救。之后，杨学诚还把蒋南翔隐藏在自己屋里，并安全护送他转移。不久，因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在狱中不堪酷刑而于3月9日惨死狱中，北平学联发动和组织了三三一抬棺游行，以示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抗议。在这次斗争中，会前背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去开会的是杨学诚，会后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领头冲锋陷阵的也是杨学诚。1936年夏，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出任支部书记。

1937年4月，杨学诚被选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民先队总队长李昌等，随刘少奇和彭真到延安参加党的一次重要大会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增强了他对党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会。杨学诚回到北平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和西城区委书记。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平津失陷。杨学诚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最后于9月初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以后湖北省委成立，他担任省委青委书记，负责创立和领导了湖北的青年救国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抗日运动。1943年病逝。

主要事迹

1938年8月，湖北省委派他去鄂中工作。他和陶铸一起创立了近百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抗日游击区。后又组建了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参与领导建设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在鄂中6年艰苦卓绝的工作，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部分。他在这个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新四军五师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初，他从鄂南返回江北，已是身患多种疾病，但仍抱病坚持工作。严重的肺病使他卧床不起。1944年3月6日，平汉线各据点日军出扰大悟山南北地区。3月7日杨学诚随军转移，在大悟山北麓高家洼病逝，时年29岁。

人物传记

寒门秀士

1915年8月8日，杨学诚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开子岗杨堡益湾一贫苦农户。父母之外，尚有弟妹各一。尊父有薄田数亩，养家活口不够，常给地主打短工，以换取微薄工银。尊母黄氏，苦撑着家，晨炊夜绩，养育着学诚兄妹。一家五口，含辛茹苦，挨年度月。

杨学诚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七、八岁上，见同村小伙伴都上学读书，自己家贫，无力与往，便到附近一处私塾学堂，侧听老师育读教课。没有纸笔，则折断树枝在地上习字。父母见他如此好学，便将几亩薄田变卖，换得些许银钞，供他入塾就读。他熟读诗文，过目能育，在众童之中，出类拔萃。伯父在汉口经商，见他有出众之才，决计资助他到汉口上学。学诚乃离乡赴汉，至蔡家巷新民小学学习。数年之中，均以品学皆优而获学校嘉奖。1926年卒业于该校。1927年考入武汉一中，越3年进入湖北省立高中，复又转入武昌职业中学就读，直到1934年卒业。在整个中、小学阶段，他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对学业孜孜不倦。他热爱自然科学。做一个自然科学家，是他对未来的憧憬。

铁蹄下的觉醒

1934年夏，杨学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水木清华，校园幽丽，正是读书的好所在；加上物理系教授阵容整齐（有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仪器设备精良，科研成果也已初露端倪；这些，对他的吸引，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一入清华，便一头扎入书本。那时人们常见他挟着课本，规规矩矩地按时到图书馆用功；平时罕言寡语，绝少锋芒，也几乎未见他参加课外活动，国事与政治，他更是了无兴趣，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正统派好学生。

然而，到1935年暑假，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在阅报室内，人人经常可以看见他在聚精会神地阅览每天的报纸，他显然对时局问题关心起来了。原来那时正在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俯首帖耳地接受了日本军部的要求，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河北省内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当时人们怀着极沉痛的心情描绘了那个情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这股强劲的时代逆流，使素来埋头用功的杨学诚，也不能不卷进这剧烈动荡的政治激流之中，再也不能毫无感应地安心读书了。日军铁蹄，踏碎了祖国河山，也踏碎了杨学诚的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厦将倾，何来个人的光明前途。他觉醒了！

数月之后，北平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杨学诚对于政治就更加热心了。他热烈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运动。1936年初他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由清华、燕京、辅仁等校组成）。在出发之前，他同参加南下宣传的全体清华同学一起，在体育馆前举行了宣誓。誓词说：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阻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谨誓！他被委为先遗大队的队员，和清华的李昌、于光远，燕京大学的梁思懿等一起，负责侦察情况，选好路线和交涉食宿。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赶路。北方原野，风沙满天，酷寒刺骨，他们却置之度外，一路有说有笑，边走边观察情况，做好路标。他没有自行车，常常是徒步跟着其他骑自行车的先遣队员一同赶路，因此他一路上就特别的紧张辛苦。一个多星期之后，宣传队到了固安，他由于过度劳顿而病倒。这是他正式参加救亡工作的开始，而他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已流露无遗了。少壮派的美誉

抗日救亡运动也锻炼了他的性情，使他由一个儒雅风流的书生变成了一个疾恶勇斗的战士。他对于恶劣倾向的反对，如像眼睛对砂子一样的不能容忍，一见到有对工作拆烂污的事情，他就会首先发起急来，疾言厉色地批评指责，毫不顾情面。同反动军警的搏斗，他更是攘臂怒呼，一马当先。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出动五千军队包围清华大学的事件，是一二九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逮捕与反逮捕的斗争。这一天是清华大学期终考试的第一天。拂晓，四百多名警察、宪兵、保安队对清华实行突然袭击，侵入校园搜捕共产党员。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先被捕，并被押送到清华西门警卫室，绑在床头木框架上。俄倾，民先队纠察队长方左英也被反绑着手推进来了。紧随其后，北平学联负责人姚克广（即姚依林）也被推了进来。这时杨学诚动员了民先队员和爱国同学三、四十人，率先冲了上去。吴承明一脚踢开了警卫室的门。几个看守的宪警急忙站起举枪威胁，一眼看到大群学生蜂涌上来，势不可当，就变计拖枪而逃。陆璀急忙拔出小刀，为蒋南翔割断绳索。三位同学被夺回来了。然后杨学诚即带领同学赶到西校门外同军警展开了搏斗，击败了军警，并把停在那里等候载送被捕同学的8辆军车砸烂。几百名宪警、保安队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被驱出学校。他们回去造谣说：数百名共产党在清华园暴动啦！当晚，宋哲元正式出动五千军队，武装包围了清华大学。那些已经暴露的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都已分别躲开，有的藏在教授家里，大部份同学则躲进了体育馆。那天晚上杨学诚和何礼负责值守。他们鹄立在离体育馆不远的地方，监视军警的活动。直到天明时军警发现体育馆有人，向体育馆走去的时候，他们才后撤至同学中。军警当场捕去的人，没有一个是黑名单上的，他们只是胡乱抓了一些人，交上去应差。

这时蒋南翔必须离校暂避。他在交接工作离开清华之前，杨学诚将他秘藏在自己的房里，为他掩护，探听消息，最后帮他转移地点。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杨学诚只是关切着蒋南翔的安全，毫不顾及自己的危险。蒋南翔后来曾说：他这种侠情义肠，第一次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

二二九逮捕后，清华学运暂时沉寂下来。某些清华民先大队的负责人情绪消沉，放弃工作不管。经过队内积极分子的酝酿，召开了队员大会，改选了大队部。已孚众望的杨学诚和凌松如、纪毓秀、李昌等人膺选，组成了新的大队部。清华民先队又生龙活虎般地活跃起来，成为当时整个民先队中最坚强的一个组织。

在1936年3月31日进行抬棺游行的那次著名的行动中，杨学诚也是最为激昂。会前背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会场去开会的是他，会后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领头冲锋陷阵的也是他。

在一二九运动的初期，杨学诚的以上种种表现，使他荣膺了清华少壮派的美誉。他参加救亡运动，是如此积极热情，最有力地支持着他的，可说是一腔沸腾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便是他接受共产主义的基础。

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

1936年5月或6月，杨学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当时清华进步同学把入团叫做入中学，入党叫做入大学。有一天杨学诚和李昌、凌松如等在宿舍闲谈。杨学诚经过多时的观察，机敏地发现李昌似已是在党的人了。因此当时他说：老李，看样子你入了大学了，你不能一个人入大学，把我们丢在外边呀！李昌直率地答道：好吧，我就作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杨学诚入党前后，其政治和思想上的进步，有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入党之前，他在救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只是一位怒目挥拳、见义勇为的斗士；入党以后，经过党的教育，他就逐渐地习惯于考虑问题，分析是非，以智取人，以理服人。1936年秋季以后，他便出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清华，是一二九运动中斗争得最为激烈的一个阵地。在学生会中存在着组织上的对抗，在党内和民先队中，还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每一新的事态发生，在校内总要发生各种激烈的争论；在各种会议上，常常是各种意见纷然杂陈，各不相下。必须首先在各种会议上战胜各种不正确的意见，才能把党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下去并取得胜利。这一严重的任务，这时首先就落在杨学诚的肩上，而他确也是不负众望，屡战屡胜。正如蒋南翔在1944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纪念杨学诚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在大会的讲坛上，在各种讨论会的论战中，他成了一个最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的出色的雄辩家；在一二百人的民先大会上，他常常能以一篇热烈的讲话，一下子转变整个会场的空气，把所有的人都激动和振奋起来。他过人的天禀和在实际工作当中的卓越成绩，使他成为清华学生中最有威信的政治上的领袖。

1937年4月，杨学诚被选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和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民先队总队长李昌，北师大党支部书记林一山，随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等，到延安参加党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大会。会上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增强了他对党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分管白区工作的同志。这时杨学诚等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北方局秘密油印刊物《火线》上发表重要指导性文章的作者K.V.先生，就是刘少奇同志。

在这次大会上，杨学诚和李昌也发了言，反映了北方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考虑。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详细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杨学诚回到北平后，正式参加了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北平学委的工作，担任了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城西区委书记。

不久，七七抗战爆发，平津失陷。杨学诚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工作的一个主要领导者，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工作，最后于9月初旬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通过武汉华北同学会组织，开展了群众工作。以后湖北省委成立，他参加省委，担任省委青委书记，负责创立和领导了湖北的青年救国团。青年救国团团结了武汉和湖北各界的爱国青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抗日爱国运动。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中原告急，武汉岌岌可危。为了准备游击战争，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指示，通过湖北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统战关系，派遣了一些青年骨干由陶铸同志率领到鄂中农村，举办训练班，积极培训一些青年骨干，为日后鄂中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初步基础。1938年8月陶铸同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无法工作时，省委又派杨学诚同志到鄂中，担任鄂中特委书记。不久，武汉沧陷，抗日战争进入了敌我相持的极其艰苦的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逐渐成为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杨学诚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也于此时走上了敌后抗日战场，谱实际情况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他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代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以及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对五师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能，也日益充分显示出来。

学诚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具有坚强的党性。这首先表现在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干扰，独立自主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他一到鄂中，就与鄂中特委成员一起，全力以赴地领导鄂中党组织，抓住了武汉沧陷前的瞬息时间，切实地进行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1939年中秋前夕，日军溯长江而上，越大别山，紧逼武汉。学诚同志紧急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要求鄂中党组织千方百计掌握枪杆子，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并作了具体部暑。他在会上说：我就是讨饭也要讨来一支枪，投入战斗！会后，特委分头深入基层，紧急进行组织武装的工作。当武汉与鄂中相继沧陷时，学诚同志亲自赶到应城矿区，率领共产党员蔡松同志所掌握的八条枪组成抗日武装，首先进入大洪山丁家冲。这时，陶铸同志从宜昌赶回。在陶铸同志和学诚同志领导下，迅速汇集和组建了鄂中各地我们党掌握的近百人枪的抗日游击武装，点燃了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复经艰苦经营，终于组成了应城抗日游击区（简称应抗），开辟了以应城、京山为基地的鄂中游击区，会同豫南鄂东两地党组织发动的游击武装，为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点。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到了鄂中，同杨学诚和鄂中区党委的同志汇合，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了边区的抗战形势，研究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方针，以及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问题。当时豫鄂边区的形势已十分严峻，正面战场战局相持，敌人已开始扫荡；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五战区桂系势力屈服于蒋介石集团的压力，反共事件迭起；鄂中国民党顽固派正阴谋吞并和瓦解应抗。敌、伪、匪横行，广大同胞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形势迫切要求我们党迅速统一处于分散的武装力量，公开树起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新四军旗帜，独立自主地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中原敌后抗战。学诚同志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形势的敏锐洞察力，在会议上积极拥护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旗帜鲜明地赞成立即统一党的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帜。他说我们应抗是党的儿子。党叫我们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我们就首先站出来，打出新四军的旗帜进行战斗。会议统一思想后，鄂中区党委根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决定马上把鄂中、豫南两地所掌握的利用各种名义组成的抗日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那时鄂中的应城、京山、钟祥、汉川等地迅速组成了近四个团的兵力。这支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的诞生，立即成为中原敌后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和团结友军抗战的核心。它对于开辟中原敌后抗日根据地起了奠基性的历史作用。杨学诚同志在这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问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4]

建设抗日根据地

养马畈会议以后，学诚同志担任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区党委集体领导下，他首先抓了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1940年，豫南、鄂中、鄂东党的组织和武装实现了全面统一。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有红军老干部、一二九运动涌现出来的新干部；有来自外省市的外来干部，还有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绝大部分是新干部。如何适应根据地初创和急剧发展的胜利形势，建设一支无限忠于党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干部队伍是当务之急。学诚同志就在这一情况下，突出地抓了党组织的思想建设，提出了要在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开展反不良倾向斗争，以保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他尖锐地提出：在党员干部中，必须警惕和防止出现把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恶劣作风带到党内的新贵，并把它作为反不良倾向斗争的重点。在党的建设工作中，他还集中精力研究了农村党支部的建设问题。他在戎马倥偬之中，亲自找支部书记、党员谈话，参加他们的支部会议，深入了解情况，发现农民中的党员有不少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保守和私心较重的现象，及时提出加强农村党员教育的意见。要求通过群众斗争，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反对党员中的小农思想，把农村党支部真正建设成为团结群众的战斗堡垒。并明确要求党的组织工作，要以健全党支部为中心任务。1941年，他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刊《共产党人》上的《给各地组织工作者的一封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凡是党的一切工作没有如愿的开展，其关键乃在于党与群众的联系太差。学诚同志这些建党思路，至今仍十分重要。

学诚同志遵循根据地的地方工作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方针，强调一切工作必须服从抗日战争的需要，一切工作必须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他直接参与军事斗争的领导工作时，他就义无返顾地勇挑重担，服从党委对他的工作分配。1940年，边区主力部队东进鄂东时，要求他留在鄂中，他就和陶铸同志一起胜利地坚持了鄂中根据地的斗争。后来，在宜昌沧陷时，又和刘少卿同志一起组织了（平汉）路西指挥部，趁机向西作战略展开，一举击溃了盘踞在天门的反共土顽潘氏父子，开辟了天（门）京（山）潜（江）根据地，为日后开辟襄襄西、襄南提供前沿阵地。1942年，他又与刘少卿同志奉命率部南渡长江，开辟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根据地。当初战告捷后，由于敌情恶化，主力两欠被迫撤回江北，学诚同志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坚持鄂南敌后斗争。在频繁的征战中，他还挤出时间，对敌我力量对比、鄂南的地理与社会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依托江北，坚持鄂南沿江根据地，逐步向山区发展，主力骑江跳跃作战的战略方针，从而把开展鄂南的战略意义，置于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他的正确建议，很快被李先念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和五师师部所采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改，德、意、日全面失败已指日可待。这一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任务，必须加紧积蓄反攻力量，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尤其是豫鄂边区地处中原前线，更须加紧准备。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区党委1943年1月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了扩大会议，确定了加强军事工作的方针。学诚同志积极拥护战争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并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强调提出强化政权的意见，要求把地方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服务。会后，他还勇敢地挑起了强化民主政权的重担，欣然接受了区党委的决定，担任了边区行署副主席、党团书记的职务，为边区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杨学诚在鄂中和边区根据地的工作，曾受到好些同志的称道，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杨学诚同志在鄂中是受了很好的锻炼，他虽年轻，但处理问题却能深思熟虑，冷静沉着，不再有一般青年人的火气。

抗日英雄姚中英的故事

姚中英，字若珠，广东平远县人。国民革命军第83军第156师少将参谋长。[1]1924年于平远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军，旋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25年参加东征。毕业后参加北伐。后入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后回广东任陈济棠部独立第一师二旅六团中校团副、燕塘军校上校教官等职。陈下野后，调任余汉谋第四路军教导旅上校参谋长。1937年，以上校团长职务由广东韶关奔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因功升为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后在镇江设防。12月初，镇江被日军占领，撤往南京，扼守汤山一带。8日，奉命率部与三十六师预备二团在紫金山以东的青龙山、龙王山一线，掩护第一线守军退守复廓阵地，与衔尾猛攻的日军连日激战，后因伤亡惨重退入太平门。12日，指挥所部向日军兵力薄弱处突击，身先士卒，辗转冲杀，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20XX年9月1日，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人物生平

中学毕业后，1924年秋，来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后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作战勇敢，以战功擢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北伐后，进入陆军大学第8期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时，姚中英任陆军第156师团长，淞沪会战奉命率部由广东韶关奔赴上海抗日前线参加会战，并屡立战功，出色完成任务，被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83军156师少将参谋长。会战失利后，移防镇江。1937年11月初，日军分三路进犯南京，南京保卫战拉开序幕。他所在的156师奉命由沪退守南京，扼守汤山一带。他率部与敌激战，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后为掩护友军，率部冲锋，身先士卒，壮烈牺牲，时年41岁。

主要事迹

投身军旅

姚中英，字若珠，平远县人，1896年生。生于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十余岁

姚中英与黄埔军校

便沦为孤儿，由叔伯抚养成人。自幼饱受贫寒之苦，在校聪颖好学，勤奋努力，在家热爱劳动。中学毕业后，他目睹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势力横行，于是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

1924年，姚中英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军，到汕头在同乡姚雨平部下服役，不久考入黄埔军校学习。

北伐战争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逆军。在校学习的姚中英毅然参加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讨伐陈军的林虎、李易标残部。他作战勇敢，深受上峰的赏识。东征结束后，姚中英复进黄埔军校深造，后考入北平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转回广东，在陈济棠部下任独立第一师第二旅第六团任中校团副，后调任广东燕塘军校任上校教官。陈济棠下野后，在余汉谋部下任第四路军教导旅上校参谋长。

抗日战争

1937年七七事变时，姚中英任陆军第156师团长。他听到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消息，愤怒万分，当即上书军事当局，表达自己及部下誓死救国、杀敌立功的决心。为了排除后顾之忧，专心

杀敌，他把妻子儿女送回平远乡下居住。送回乡后，只在家居住两日，便急着要返回部队，亲人们都挽留在家多住些日子。他慷慨陈言，劝说家人：如今国难当头，我作为军人，不能躲在家里，只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国家才能和平安定，亲人才能团圆。

淞沪会战爆发后，姚中英率部由广东韶关开拔，奔赴上海抗日前线，参加淞沪会战。姚中英凭借简陋的工事和落后的武器，冒着日军陆、海、空猛烈炮火的轰击，率部顽强地阻击敌人。他以作战有功晋升为邓龙光的陆军第83军第156师少将参谋长。

11月5日，日本侵略军在杭州湾登陆，淞沪局势急转直下，我方守军陆续撤离上海。中国守军被迫向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阵地转移。日军在攻占上海、无锡后，分三路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犯。南京告急。

上海沦陷后，姚将军又奉令率部移防镇江。当日军分数路进攻南京时，他所在的156师奉命由沪退守南京，扼守汤山一带，阻止日军沿宁杭路北犯。姚将军与师长亲临前线视察工事，指挥部队调整部署，用保家卫国为军人之天职的道理教育士兵奋勇杀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首都。

1937年11月初，南京保卫战拉开序幕。

12月4日，日军主力在飞机、大炮及坦克的掩护下，发起了对南京的猛攻，我抗日将士顽强抵抗，终因实力悬殊，连失要地。12月6日，日军攻破我既设阵地后开始进攻汤山。姚中英等率部与敌激战，多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然而由于力量悬殊，势不能支。8日，汤山一带失守，率部退守紫金山东北一带，日军衔尾而来，攻势凶猛，他指挥官兵连日与日军激战。9日起，姚中英等部在紫金山连日与日军鏖战，由于伤亡惨重，只得退人南京城内，据守太平门。翌日，日军进攻太平门，姚中英率部与112师协同作战。激战多时，部队伤亡过重，阵地动摇，姚中英等将领奋不顾身，亲临前沿督战，终于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保住了阵地。

1937年12月12日，拂晓，日军用一个师团兵力攻入紫金山东的青龙山。日军攻破中国守城部队阵地，大量涌入城内。南京危急，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决定放弃南京，命令各路守军自行突围。当姚中英望着战火中的南京城，听着震耳的炮声，看着节节败退的中国守军，心里感到莫大的痛苦和愤慨，他决计与日军决一死战。他机智地率部往日军兵力薄弱地带突围，不断与日军遭遇，率整师在紫金山东冲锋，杀出一条血路。激战中，姚中英身先士卒，辗转冲杀，连砍数敌，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在抗战第一线。时年41岁。

人物评价

姚中英将军英勇抗敌、壮烈殉国的事迹在他的家乡平远大地上广泛传扬。1940年，他的名字人祀平远忠烈祠；1957年9月，被追认为抗战烈士，名字又镌刻在平远县人民政府修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他的名字和事迹流芳千古，浩气长存，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