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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会有很多的文章去描述情感，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真正看得透情感，什么样的情感美文才称得上质量高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每个中国人心里都住了一只猫，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每个中国人心里都住了一只猫

每个西方人的心里都住了一个上帝，每个中国人心里都住了一只猫。

清朝末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即将被朝廷处以极刑。这个传教士有枪，但是，他决定不抵抗。他说，既然上帝让他承担这个结果，他乐意承担。他嘱咐他的妻子，让妻子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传教士，再到中国来传教。

西方人乐意承担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他们心里都住了一个上帝。如果是中国人，他是绝对不会乐意承担的，他一定会高呼：冤枉啊……

中国人为什么会喊冤枉呢？是因为：每个中国人心里都住了一只猫。

中国人看见别人成功了，自己没有成功，心里就有一只猫在抓；

中国人看见别人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友，他看见自己其貌不扬的女友，心里就有一只猫在抓；

中国人看见别人找了一个女友，他自己还八字没有一撇，九字没有一勾，心里就有一只猫在抓；

中国人看见别人赌博赢了，自己输了或者自己根本就不敢上场，心里就有一只猫在抓；

中国人看见别人或者别人的孩子顺风顺水，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历经坎坷，心里就有一只猫在抓；

中国人看见别人当官了或发财了，感觉自己的才能远远在上而不得重用，心里就有一只猫在抓；

……

前几天看过一个视频，一个男子抓住一个戴眼镜，带着行李箱在街头行乞的年轻人，大骂年轻人是骗子。他说，他昨天见过他，还给他买过包子，但年轻人不要包子只要钱。

这个男子拨打了报警电话，他想交给警方处理。他的理由是，年纪轻轻的，不能乞讨。

这个男子剥夺了别人乞讨的权利，也是因为心里就有一只猫在抓。他能靠乞讨生活，而我要辛苦工作，他感到，自己吃亏了……

无独有偶，最近，上海市发布了一个奇葩政策，将排查疑似精神病患者。有“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过分话多{说个不停}，活动多，到处乱跑，乱管闲事”等症状将作为疑似精神病患者调查线索之一。

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因为他们看到这样的人，心里就有一只猫在抓。他们见不得与他们不一样的人。

他们想的是，思想统一，行为统一。最好，大家都变成一模一样的猪。

由此，就不难解释，一些机构集体贪污腐败，一些官员集体嫖娼了的行为了……

国家层面一直提倡创新，我想，那可能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一个没有思想的创新，行为的异样，哪里会有产品的创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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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活得没意思？

一

有次去望京看朋友，下错了车，走过一个路口，忽见墙根下蹲着一老男人，皱西装，歪领带，皮鞋上满是尘灰，面孔扭曲着，老泪纵横。旁边站着一位女士，不知所措的看着他。

目不斜视走过，忽听中年男一句长恸：……我这辈子，活得忒没意思了……

霎时间我兴趣大起，心中亢奋莫明，转身回去，想看个分明。

见我过去看热闹，中年男止住哭声，一双猛虎般的铜铃大眼怒视着我：看你妈了个Ｘ，再看老子捏死你！

我赶紧假装没看他，施施然走过，手里捏着手机，强行抑制住心里的冲动——马上打电话给公司：公司吗？我在街头发现没意思男一名，性凶残，不好对付，马上过来几个人，带上捕鼠笼，把他捉回公司严刑拷打……

我不是想拷问这位中年男的个人隐私，我就是想知道，有些中国人，他们是怎么把自己的人生，弄得特没情趣特没意思特悲哀的。

二

前年南京，有家中学听取了学生们的意见，要一扫臃肿肥大的校服风，采用韩国版的校服，男生穿制服，女生改裙子，让校服变得漂亮起来。

学生们兴奋不已，回家之后还打电话和同学们热烈讨论，想像自己穿上裙子后会有多美，班级里的男生又会多帅……可怜孩子们太缺乏斗争经验了，全然没有注意到，父母那两双充满警惕的眼睛，正紧张的注视着她们的举动。

偷听到孩子们的讨论，家长们立即上网，搜韩版校服的样式看，这一看可不得了，家长们全都炸了锅。

韩国的校服真是太漂亮了，那简直是专为青春期孩子设计的，女孩的优雅男生的俊逸，这这这……这岂是自己家孩子应该享受的？

愤怒的家长们立即向校方投诉，指控称：太漂亮的校服，会刺激孩子对异性的好感。

家长进一步担忧：女孩太美，男孩太帅，会导致孩子们早恋，必须要让孩子回复到老土的出厂设计，让他们活着都没脸见人，必须的！

在家长的轮番轰炸之下，校方可耻的投降了，仍然沿用了“我很土、谁理我谁瞎了眼”的旧式臃肿体，孩子们顿时哀鸿遍野。

家长也是苦心，怕孩子早恋，影响了学习——可这事就奇怪了，韩国日本，他们的校服超级的漂亮，可也没听说他们的孩子走上邪路啊？

中国家长的紧张防范中，是不是疏漏了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三

前段时间有个日本朋友来北京，大家聚了聚，酒欢人散后，送他回宾馆。

路上看到大群的中学生走过，清一色臃肿体校服，肥鸭一样凫过马路。我突然想起南京校服事件，就问他：咦，你在日本上学时，学校是不是特漂亮？

他正色回答：我们，学校有专门的校服设计师，还会请最著名的时装师，根据每个学生的体形，设计出最漂亮的校服。

我问：穿这么漂亮的校服，你们不早恋？

日本人嘴巴大张，鼓着两只眼珠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写着：我擦大哥我不知你这话从何说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看这日本人被彻底弄懵了，我才感觉到中国家长的思维，明显不在人类的轨道上。但究竟行驶到哪条线上去了，我还是没弄清，就问他：你们的，把校服弄那么漂亮，是怎么考虑的？

他又呆怔半晌，说：我的，不鸡造。

靠，连这个都不鸡造，你究竟是怎么在日本混大的？当时我很郁闷。

日本朋友没回答上来这个问题，感觉好丢人，回去之后应该是做足了功课，不久给我把解答发了过来。

大概意思是，日本之所以要把校服弄得非常漂亮，是因为他们视校服为成长教育的重要元素。

漂亮的校服，能够赋予孩子高度的自信心与自我认同感，克服自卑的天性，同时养成智性的审美眼光。正是这几样东西，能够让孩子长大之后，成为一个有品味的人，有趣味的人，有意思的人。

日本人是挖空心思让孩子自信，我们这边是绞尽脑汁，让孩子自卑。

四

青春期，是孩子人格形成的决定性时期，自卑也好自信也罢，人格一旦形成，这一生就已经定型。

一个人格饱满、充满自信的人，自然会重视自己的生命质量，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动感而有趣，因为他认为自己理应享受这一切。

而一个庞大的自卑群体，当他们长大后，就会终日生活在悲哀的状态下，心灵中缺少对环境的抗衡力量，对于负面的因素感觉犹为敏感。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的屌丝文化形成的本质原因，他们太自卑，无力感追随他们一生，无论你给他们补上多少剂鸡汤猛药，都弥补不了先天的缺陷。

自卑的人生，肯定是特没意思的人生。因为他们是一种被动式生存，浮萍一样由任环境翻覆上下。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一生都是阴暗的。

中国人去发达国家，最惊讶的是一个司机、或是一个清洁工，都活得趾高气昂，精致得体。而我们这边，从清洁工到公务员，都哭喊自己是弱势群体，要求社会关爱关注——之所以如此悲情，要求关注，只是因为普遍的自卑情结，摧毁了心灵深处的自强意识。

五

媒体报道称，中国许多幼儿园，小朋友流行拼爹。

可小朋友哪来的拼爹意识？不过是教育者把自己的社会等级观念，传递给孩子。奇怪的是，整个事件过程中，最应该出来解释说话的教育口，竟然毫无响动，也无人追究。更不见有什么举措，改变这种毁灭性的教育。

相反，日本方面的教育口却是深耕细作，对孩子的平等教育和自信教育，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六

旅日学人萨苏，去一家日本幼儿园，看到小朋友们正在排演经典童话《白雪公主》。萨苏就站一边围观，看到七个白雪公主冲出来，跟七个小矮人载歌载舞。萨苏当时就震惊了，急忙问别人：喂，这演的是什么呀？

旁边人回答：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呀？

萨苏：……不对吧？白雪公主只有一个呀，你们这里怎么有七个？

啊？是这样吗？白雪公主太多了点，给你添麻烦了……旁边的日本人根本没想过这事儿，被问懵了，胡答一气。

萨苏不肯罢休，找到校董，问：喂，你们怎么乱改名著？这要是在我们那里，分分钟毙了你……你们怎么弄出七个白雪公主来？

校董：……这个，是这么回事，是上面的教育专业人士，说白雪公主是典型的社会等级观念，白雪公主才一个，小矮人却有七个，明显不够分呀。

你分个屁呀分，萨苏气愤了：白雪公主是王子的菜，你小矮人有什么资格享受公主？

校董不服：凭什么小矮人就不能享受公主？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力享受美丽的公主！人为制造社会层级，这是不公正的！

不是……算你狠！萨苏说不下去，再转身看日本版的白雪公主，看到七个后妈出来，各拿一个毒苹果，给七个白雪公主，七个白雪公主一起吃毒苹果，一起倒下去。萨苏终于看出破绽，大叫起来：这太恶搞了吧？七个白雪公主一起被毒死……智商呢？还有智商没有？

可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人充满自信，人人活得特有意思的社会，还会缺智商吗？

等到哪一天，我们的教育口也能够干点好玩的事儿，而不是板着一张后娘脸，把孩子装进自卑的套子里，让孩子形成根深蒂固的屌丝情结，我们才有可能活出味道来吧？

中国人为何强求夫妻白头偕老

在笔者看来，一切人类活动都有两种存在方式，一个是“生活实体”(人们自己的生活实践)，另外一个是“制度设置”(政权对人们的要求)。在性方面，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别人有了性生活，建立了某种性关系，这就是生活实体；而“法定婚姻”则是政权对于人们的性活动的强制管理，这就是制度设置。这两者不一定处处势不两立，但一定时时迥然不同。

研究者究竟是要研究生活实体还是制度设置，究竟把谁视为第一性，究竟为谁说话，这不是一个操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价值立场的体现。本书义无反顾地站在生活实体这一边。

专偶制度的来历

人们惯用的“一夫一妻制度”这个术语，早在1980年代之初就被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改译为“专偶制”。笔者不纠缠于此，而是希望说清楚：它在中国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在全世界的历史上，这种制度仅仅存在于基督教统治的那些地区和时期。非洲没有，印第安人没有，伊斯兰文化没有，印度没有，中国也从来没有。即使是欧洲自己，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也没有。中国从来没有。这不是什么“进步”与“落后”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它在中国无法普遍实行。

中国到了清朝中后期，文学中开始出现“才子佳人小说”，开始显露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追求。但是请注意，那是“才子佳人”的要求，至少也是丰衣足食的自耕农的要求(例如“牛郎织女”的传说)，与那些生活无着的妇女毫无关系。

到了“五四时期”，当时的西化的知识分子把“性”给高度地政治化了，把传统的婚姻制度丑化为“陈规陋习”与“丑恶现象”，把它归结为近代中国一切民族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他们把“一夫一妻制度”美化为“政治正确”的“精神文明”之一，似乎只有实行这个东西，才能建立新政权，汉民族才能“复兴”与“崛起”。结果，他们一方面高唱“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却志在剥夺小老婆与小姐的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的权利。

1949年以后，“五四”的理想扩大地实现了，直到现在。本来是建立在“爱情总会专一”这样一个人类现象的基础之上的“一夫一妻制”，被政治需要搞成了一种大一统的绝对的“专偶苛政”。所谓“男女平等”变成了良家妇女、大家闺秀与贤妻良母与她们的“成功丈夫”之间的平等，而“二奶”、“小姐”、“出墙红杏”这样的女人们，不但被当作道德上的罪人，而且被当作政治上的敌人，甚至越来越试图把她们变成《刑法》上的犯人。

说到底，这种“专偶苛政”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些有资格有能力获得与维系“一夫一妻婚姻”的女性，却断绝了那些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来“向上流动”的女性的生路。说白了，这其实就是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是上层女性对于下层女性的阶级压迫，只不过表现为“贞节”对于“放荡”的镇压。

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清朝中后期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人们更加推崇爱情，而不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也就是说，“真爱才需要一夫一妻制”这个命题，恰恰是在中国才能够得以证明，而且比西方更早、更强烈地呈现出来。

可是，在后来直到如今的“专偶苛政”之下，爱情恰恰是最没有地位的，被紧紧地套在婚姻的框框之内。我们都司空见惯的是：未婚者如果不以结婚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爱情就会被认为不是恋爱而是“乱爱”。在法律上，结婚登记不需要爱情的存在，离婚诉讼又很难证明它的消失。尤其是婚外恋，全中国的人也没有几个会承认它是爱情。

不仅如此，如果女人出来主张“出轨的爱情”，那么就会激起一些人格外的愤怒。2005年的“木子美”、2006年的李银河，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因此说，“专偶苛政”不仅是反爱情，而且是反历史，与“中华传统美德”背道而驰。它更是反女性的，不仅是男女战争，更是女性之内的阶级战争。

社会性别分析

作为一种制度，所谓的一夫一妻，从字面上就确立了异性恋的霸权，排斥了任何一种其他性别结成合法性关系的权利。他们(她们)从来就被认为是违反法定婚姻的“另类人”，甚至根本就被禁止结婚。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女人、男人还是同性恋、跨性别等等，任何一个社会性别都可能冲决专偶制。男人也可以作“二爷”或者“鸭子”；女人也可以主动发起非婚性行为；而其他社会性别更不用说。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大众舆论总是偏偏揪住小三儿、二奶、小姐这些身份的女人，而且乐此不疲呢？为什么它们往往把实际情况偷换为“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呢？为什么还有人贬斥那些并不希望争取结婚权利的同性恋者呢？

为什么强求白头偕老？

在中国，专偶制里还有一个本来与它毫无关系的因素，那就是对于白头偕老的强求。

在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了，表现为离婚和再婚的比例越来越高，一生中多次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每一次婚姻中双方都可以做到专一。这就是所谓“连续婚姻制”，其实就是“一次式专偶制”：虽然一生是多偶的，但是随时都是专偶的。

可是在直到如今的中国，白头偕老却是一种强制的道德评判标准，甚至往往被搞成了“终生唯一专偶制”。

如此糊涂的想法，其实来自农业社会，仅仅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至少需要一年，经验与财富的积累则更是需要一生一世。结果，中国人的婚前恋爱时间也是平均大约一年(统计数字见本书第24节)，以符合春种秋收的农业生产周期。然后，一旦结婚则都企盼白头偕老，以适应农业社会的生命周期；往往即使双方打得头破血流，也不肯离婚再生。(注释：天主教也禁止离婚，但是它在中国普通人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尚缺乏研究。)

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遮住了国人的双眼，看不到“一次式专偶制”的最大好处：极大地减少了婚外恋。这是因为，一旦不再强求白头偕老，那么如果爱上婚外之人，自然就是解除原有的婚姻，再与那人结婚；根本就缺少偷偷摸摸搞婚外恋的需求。

当然，这必须来自法律上与生活中的充分而且现实的离婚自由。中国实际上仍然缺乏这个，因此至少有一部分人之所以不离婚而是搞婚外恋，很可能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无奈之举。当事人不愿、不敢、无法为“毁约”而付出应有的代价，只好采取“两害取其轻”的生存策略。这其实也是专偶苛政的必然产物。

结果，笔者的调查数据表明，当今中国的婚外恋比例高于一些被认为是“性混乱”的发达国家。这，究竟是谁更“纯洁”呢？为什么人家就能做出如此明智的选择呢？

专偶，不应该是制度，不应该是前提

以上谈的都是社会的问题。可是其背后有着强大的个人情感动力的支撑，因此需要搞明白下述的生活哲理。

第一点，专偶是一种生活状况，就是专一地爱一个人而且生活在一起。它是一种生活实体，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应该是一种排他的、强制式的法律制度。

例如在中国的某些婚外恋中，在婚的那一方其实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对情人的爱，在婚内只不过是在履行婚姻义务，甚至连夫妻性生活都没有了。这难道还不算专一？仅仅因为这种专一的爱情越出了婚姻之轨，才会被专偶制破口大骂。

第二点，对于个人生活来说，专偶这种状况说的其实是“爱情终归会走向专一”这样一种人类现象。也就是说，一夫一妻的实现和保持，只是爱情的结果而不是爱情的前提。

如果双方真的爱得死去活来，那么想不专一都很难。反之，越是把专一变成一种制度，越是首先就用这种制度来约束对方，往往就越是容易损害爱情。通俗地说就是：忠贞无大用，不爱必移情；只有爱得深，专一才成真。

错的不是专偶，而是苛政

说到底，专偶苛政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些有资格有能力获得与维系一夫一妻婚姻的人，却断绝了其余所有人的生路，更消灭了一切非完全异性恋的性关系的存在理由。说白了，这其实就是政权对于所有“异己”的政治压迫，只不过集中于“贞节”对“放荡”的镇压。

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更加推崇一对一的爱情，而不是为了剿灭异端。可是，在后来直到如今的专偶苛政之下，爱情恰恰是最没有地位的，被紧紧地套在婚姻的框框之内。司空见惯的是：未婚者如果不以结婚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爱情就会被认为不是恋爱而是“乱爱”。在法律上，结婚登记并不需要爱情的存在，离婚诉讼又很难证明它的消失。尤其是没有几个人会承认婚外恋也是爱情。这些都表明，专偶制不仅没有张扬爱情，反而把它的生存空间给人为地大大压缩了。

例如，日渐浮出水面的“同妻”(同性恋男人的妻子)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在专偶制之下，夫妻双方都是既不能或不愿寻求真爱，也不能或不愿拆散婚姻，这才会形成一个烦恼，然后才被作为一个问题。反之，相当多的“同妻”并不这样处理生活，结果也就没有烦恼，更不会成为问题。

有些人认为，二奶或者“二爷”或者非异性恋的一方，是侵犯了夫妻互有的“专有权”。可是这恰恰证明了专偶苛政的必然恶果：婚姻本来主要是“共同生活的义务”，却被错误地扩大为“对于配偶的整个人身的占有权”。它的逻辑错误在于：如此说来，一方提出离婚，不也是破坏对方的“专有权”吗？法律为什么还要允许离婚呢？

举一反三，几乎任何一种涉及到法定婚姻的性关系悲剧与性行为焦虑，莫不来自专偶制对于天下有情人的绝无例外的统治。

因此，笔者并不是要否定一夫一妻这种性关系本身，而是反对把它变成天下一统的、绝不通融的、法网恢恢的社会制度，更反对它成为凶残的苛政。

笔者主张它必须网开一面。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可以提倡所有的人都应该做到异性专偶，但是同时也必须宽容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人与根本就不愿这样做的人；不仅包括这样的女人或者男人，还必须包括任何非完全异性恋的人。社会可以劝导他们，却不应该压制他们，更不能惩罚他们，反而应该保护他们所拥有的获得更好生活的天赋人权。

人定胜天？

无论对于社会制度还是对于个人生活来说，专偶的性关系(哪怕是终生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如果没有被制造成一种法律制度，如果没有变成排他的苛政，如果不加上惟异性的条件，如果听任人们自由选择与变更；那么只要爱情还存在，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终究还是会去建立与维系专一。

专偶的事实，本身是众望所归；但是把它绝对化与制度化，那就是某些人居心叵测；再用它来清除异己，那就绝对是另有所图了。史实如山，不言自明：土地革命时期以来，每一次新政权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之关头，连《刑法》都还没有之时，婚姻法却总是被最先制定出来。

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一建政就首先用专偶制来“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呢？它瞄准的究竟仅仅是性关系，还是个人的全部私生活？笔者懒得再说下去了，你懂的。

二奶专论

二奶现象确实在增加，但是谁也没有证据说它“越来越普遍”。在一般中国人的理解中，二奶显然不同于“情人”、“婚外恋”；却比较接近于“小蜜”、“傍大款”。

“二奶”也不是所谓的“死灰复燃”，因为二奶绝对不等于1949年之前的“妾”(小老婆)。其主要区别有三：

第一，1949年之前的小老婆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当时的婚姻制度的。可是现在的“二奶”，至少在广东省已经被规定为违法的了。“包二奶”的男人可以被“劳动教养”三年之久。

第二，以前的小老婆是居住与生活在丈夫的家里，与大老婆(正妻)生活在一起，而现在的“二奶”则基本上都是分开居住，类似于1949年之前的“外室”。

第三，以前的小老婆虽然地位低于大老婆，但是社会有一套规矩来保障小老婆的基本权益，例如小老婆生的孩子虽然是“庶生”，但是却不是“私生子女”，基本上能够享受与“嫡生子女”区别不大的各种权益。

但是目前的“二奶”却没有这样的社会保护，反而会受到种种迫害；例如2005年有的传媒报道：一个法庭本来根据丈夫的遗嘱，判决那个生了孩子的“二奶”可以获得一部分遗产。但是当地的“群众”因此“大闹公堂”(这时候可没有武警来维持秩序)，迫使法庭改判。结果那个二奶以及那个孩子都没有得到丈夫的任何遗产，不得不远走他乡。

因此说，二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当事人们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之下的一种具有反叛意义的生存策略。

二奶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男女不平等的延续与加剧。

在最近25年来，男人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机会与可能性，远远多于和大于女性。尤其是，男人可以用来提高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方法，更是远远多于女性。通俗地说，现在的中国女性还能怎么样？就算读完了博士，也仍然比男博士更难找到工作。莫非让中国女人都成为居里夫人，才能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当二奶”这个方法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然成为一些女性的最佳选择。虽然她们为此不得不付出身体的、道德的与心理的代价，但是在她们的世界中，“两害取其轻”的道理所具有的力量，远远超过社会灌输给她们的那些神圣的道德。

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即使在女领导干部或者富婆群体中，也仍然会有少数人去当“二奶”。这就是因为，即使是这样的“女强人”，与同阶层的男人相比，提高已有地位的机会与方法也仍然要少得多。她们不得不与更高层的男人做交易，而且不得不主要是通过“性”。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自从1949年以来被一夜之间强加在所有中国男女头上的“专偶制”，究竟符合不符合直到现在为止的中国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我坚决反对任何人把社会的错误偷换为个人的“道德败坏”。在这一点上，“二奶”与“小姐”一样。她们的选择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强制；在个人品德上，她们与我们一样。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扪心自问：我敢不听我的顶头上司的话吗？我不敢。因此我也是受到了社会的强制，而不能说我的品德有问题。因此，如果我主张“消灭二奶”，那就应该先去改造这个社会(包括我自己的顶头上司)；绝不能欺软怕硬！

现在中国的一些舆论，往往把“二奶”问题偷换为“两个女人之间的斗争”，却放纵了夹在中间的那个男人的责任。

其实，那个男人错了，确实错了。但不是错在多了一个女人，而是错在没有撕毁那个“专偶苛政”的结婚协议。

这样的男人，其实也是大一统的绝对的“专偶苛政”的必然产物。他们不愿、不敢、无法为“毁约”而付出代价。他们实行的也是“两害取其轻”的生存策略。但是他们比那些“二奶”拥有更多的各种优势，因此从性别关系来看，他们是欺负“二奶”这个“软”，怕“社会”这个“硬”。按照中国传统道德来看，他们既不是男子汉，也不是大丈夫。

我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不是“浪子回头”，而是放弃婚姻！这样，自己自由了，社会也就没有“二奶问题”了。

“包养情妇”的搞笑

执政党开始白纸黑字地禁止自己的成员“包养情妇”。它的搞笑之处在于：“包、养、情、妇”这四个字，在这个文件里没有一个被清晰地定义。况且，在现实生活中，哪一个又能被定义得清晰呢？

“包”：

从时间上来看，我天天24小时都控制“她”才算“包”；还是“每个月在一起2个小时，除此之外一概不管”就算“包”？

从双方的关系上来看，我不许“她”再跟任何别的男人上床，才算“包”，还是“她”仍然有老公，也算我“包”她？

“养”：

从金钱上来看，我负担对方的一切开销才算，还是只要给了一分钱就算？

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我一分钱不给，却提拔她升官，算不算“养”？

“情”：

从程度上来看，我对“她”的感情要有多深才算？难道没感情的就不算？

从双方的关系上来看，如果“她”根本就不爱我，还算是“情”吗？

“妇”：

莫非可以“包养情夫”吗？

“小姐”算不算“妇”？

这个新规定其实仅仅是证明了我在前面说所的话：“性”与“二奶”都被高度地政治化了，被上升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吓人的高度，因此才会违背一切法律常识，制定出如此荒诞而且不可执行的制度。或者，这仅仅是“表态文化”之一种，压根就没打算实行？

可是，我要“弱弱地问一句”：大人们，您们考虑过那些“情妇”的生存状况、思想感情、切身利益与天赋人权了吗？她们难道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