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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爱情写成生动的故事，记录爱情本身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我们究竟记录了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爱丽丝·门罗短篇小说代表作《空间（Dimension）》，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选自《外国文艺》

本篇《空间》于2006年6月5日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以女性的爱情、婚姻、日常生活为视角，反映女性自我成长的主题。本篇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丈夫阴影下的小镇妇女，因为一段平常的同性交往，引来丈夫的无端猜疑和残忍报复。巨大刺激和痛苦使她行尸走肉似地活着。同样饱受煎熬的丈夫在有关异度空间的冥想之中获得了解脱。女主人公受到启发，个体意识有所觉醒。后来在一场车祸中，她帮助挽救了一名还未成年的年轻司机的生命，在将一己之爱投射于外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异度空间，摆脱了依附，实现了真正的自我救赎。-译者

多丽要乘三趟车才能到达所里：先坐到金卡丁，倒车去伦敦(译注：这里提到的金卡丁市、伦敦市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两座城市。)，再在伦敦换乘市郊车。她周日早晨9点出发，中间倒车等车，直到下午两点才走完100余英里的路。上车坐，下车还坐，她倒也不在意。平常工作，坐着的机会不多。

她是凯富宾馆的一名客房服务员，职责就是打扫卫生间、铺床、吸尘、擦镜子。她喜欢这工作，忙起来让她没工夫胡思乱想，晚上累得倒头便睡。有些和她一起干活的人喜欢添油加醋，把工作说得又脏又累，让你听得头皮发麻。多丽自己倒很少碰上乱得跟猪窝似的房间。这些比她年长的女人都怂恿她往上爬，劝她趁着年轻漂亮学点技能，找个坐办公室的事。但她对现状心满意足。她不想跟人打交道。

和她一起干活的人都不知道她的经历。也可能知道而不提。报纸上登过她的照片，用的是他给她和三个孩子一起拍的那张。照片上，她怀里抱着新生儿迪米特里，两边分别是望着镜头的芭芭拉安和萨沙。那时她有一头波浪式的褐色长发，自来卷，颜色也是天生的，很讨他喜欢。她脸上是温婉、娇羞的神情，却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多半是因为她这模样让他高兴。

那件事之后，她把头发剪了，做了漂染，又用发胶把头发直竖起来。她身材瘦了许多，名字也改用了中名弗勒。他们给她找的这个差事，工作地点在一个小镇上，离她原来的住处相去甚远。

这是她第三次去所里了。前两次，他拒不见面。如果这次他还不肯见她，她就打算放弃了。即便见了，一段时间内她也可能不再来了。她不想把事情做过头了。她心里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打算。

在第一趟车上，她的心情还算平静，车走一路，她看了一路风景。她在海边长大，那里春天总是如期而至，但在这儿，冬夏之间几乎没有过渡。一个月前才下过雪，可现在已经热得可以打赤膊。田里的片片水洼明晃晃得刺眼，阳光从枯枝之间直泻而下。

换到第二趟车上后，她开始变得神经质，心里不住打鼓，生怕哪个女人和自己目的地一致。车上清一色的女人，大都穿戴整齐，或许是希望被当成去教堂做礼拜的吧。从打扮上看，上岁数的人去的教堂比较老派、正统，裙装、长统袜、帽子是必须的装束；年轻点的可能属于相对开放的教派，裤装、花头巾、耳环、莲蓬头，全都随意。细眼看去，某些着裤装的女人其实年纪也不轻了。

多丽的打扮自成一派。工作这一年半载，她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上班穿工服，下班就是一身牛仔服。她早就舍去化妆的麻烦了，那时不化，因为他不许，现在没他管了，她也不化。她一头直立的金发和瘦削的素面不太协调，可她全不以为意。

到第三趟车上，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开始辨认各种标牌广告牌、路标。她不想让脑子闲着，便玩起组词游戏：把随便看见的某个词拆开，然后尽可能多地组成新词。比如，咖啡，可以拼成咖啡因，吗啡，还有咖喱等新词；馆能组成宾馆、理发馆、博物馆，对了，下馆子。出城的沿路到处是广告牌、大型商场、停车场，甚至连房顶上都系着推销商品的气球，找几个词并不难。

多丽上两次去见他，都没有告诉桑兹太太，这次也不想说。她每周一下午与桑兹太太见面，桑兹太太鼓励她要好好生活下去，但也总是说，慢慢来，有些事急不得。她夸赞多丽做得很好，正一点点找回自我。

我知道这些车轱辘话让人腻味得要死，她说。但理儿不差。

听到自己嘴里冒出死这个字，她感到尴尬，好在没有为它道歉，那样反而越抹越黑。

7年前，多丽16岁，每天下学后都到医院探望母亲。她母亲刚做了个脊柱手术，正在恢复。医生说病情严重，但不至于危及生命。劳埃德是名护理员。他虽比多丽的母亲年轻几岁，却和她一样，是个老嬉皮。一有空，他就过来和她闲扯，聊起陈年旧事，他们去过的音乐会、游行示威，他们认识的那些愤怒青年，还有阖药后神志恍惚的臭事。

劳埃德喜欢开玩笑，做事沉稳，在病人中颇有人缘。他长得肩宽体壮，言谈举止透着坚定、果断，有时会被误认为医生。(他倒不是乐于被人误会，相反，他觉得好多药都是骗人的，不少医生都是混蛋。)他皮肤红润敏感，头发金黄，双目炯炯有神。

他在电梯里吻了多丽，说她是沙漠里的玫瑰。然后又自嘲地说：这话没一点新意吧？

你是个诗人，自己还不知道，她这样说出于礼貌。

一个晚上，多丽的母亲突然死于血管栓塞。母亲的很多女友都表示要接多丽去住，她在她们中一人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心里却巴不得与她的新朋友劳埃德在一起。下个生日来临之前，她怀孕了，然后他们就结了婚。劳埃德以前没结过婚，却至少有过两个孩子。孩子们的下落他不清楚，这时候大概都该长成大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向往婚姻和稳定的生活，反对节育。他和多丽生活在赛谢尔特半岛上，近来却觉得这里低头抬头到处都是熟人，旧时伙伴啦，往日情人啦，陷在过去的生活里，令他不胜其烦。不久，他们从地图上相中了一个叫米尔德梅的小镇，两人便从西到东来了个大搬家。他们没有住到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块地方。劳埃德在一家冰淇淋厂找了个活。他们还开垦出一片花园。劳埃德在园艺上是把好手，不仅如此，做木工活、摆弄烧劈柴的火炉、修车，没有一样拿不起来的。

然后他们有了萨沙。

这很自然，桑兹太太说。

是吗？多丽答道。

多丽总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直背椅里。沙发上蒙着鲜花图案的座套，配了靠垫，她却从来不坐。桑兹太太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桌子一侧，这样，她们说起话来中间不会隔着障碍。

我其实一直希望你这么做，她说。换了我，大概也会这么做。

刚与多丽接触的时候，桑兹太太不会说这话。就是一年前，她也会谨慎得多。她了解多丽当时的心情，多丽绝不相信有谁能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但凡是活着的人。现在，多丽明白，别人低声下气做出这种表示，是对她的体贴。桑兹太太看得出来。

亮，做事慢条斯理。年纪也不算太老。她和多丽的母亲差不多岁数，但看样子不像是当过嬉皮。她头发灰白，减成短发，某侧脸颊上长了一块胎记。她穿平底鞋、花上衣和宽脚裤。她的上衣即便花花绿绿，也让人看不出她对穿着有多在意，倒更像是有人曾提醒她注意打扮，她便听话地到商店挑了几件自觉差不离的衣服。好在她和蔼可亲，又总是办事公允、一丝不苟，那些花枝招展的衣服虽嫌唐突冒犯、不合时宜，却也不那么惹人嫌了。

其实，前两次我根本没见着他，多丽说。他不肯出来见我。

但这次他出来了？出来见你了？

出来了。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显老了？

可能吧。可能瘦了点。还有那衣服，那制服。我从没见他穿过那样的衣服。

他从前不是当过护工吗？

那不一样。

他看上去变了个人？

也不是。多丽咬住上唇，思索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一直在发呆。她以前从没见过他象那样发呆。他似乎连该不该在她对面坐下都拿不准。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干嘛不坐？而他说，行吗？

他看上去好象丢了魂似的，她说。他们是不是给他吃了什么药？

也许为了让他安定下来吧。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谈了

什么吗？

多丽闹不清那能不能叫谈了。她问了一些稀松平常的问题。感觉怎么样？(还行。)吃得饱吗？(差不离。)要想散步的话，有地儿去吗？(有，但有人看着。那大概算个散步的地儿吧。大概可以管那叫散步吧。)

她说：你该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说：是啊。

她差点问他是不是交到朋友。那口吻就像问小孩子学校怎么样，如果孩子去学校上学的话。

我明白。我明白。桑兹太太边说边用胳膊肘把摆在桌上的面巾盒向前推了推。多丽用不着面巾，她眼里没有眼泪，胃里却翻江倒海。

桑兹太太默不作声，她世故通达，明白此时不该插话。

后来，就好像知道多丽接下去要问似的，劳埃德告诉她有个心理医生隔段时间就来一次。

我告诉他，他在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知道的不比他少。

多丽觉得，只有这一次，他说话有点他自己的影子。

整个探视过程，她的心一直狂跳不已。她觉得自己快晕过去了，快死了。她斗争半天才把视线移到他身上，把这个又黑又瘦、畏畏缩缩、拒人千里之外、动作僵硬失调的男人印入脑海。

这件事她没向桑兹太太说起。桑兹太太会问她，拐弯抹角地：怕什么？怕自己还是怕他？而多丽不是害怕。

萨沙一岁半的时候，芭芭拉安出生了，等到芭芭拉安长到两岁，他们又有了迪米特里。萨沙的名字是他们两个一齐起的。之后，他们达成协议，生男孩名字归他起，女孩则由她。

迪米特里是兄妹中唯一一个得疝气的。多丽怀疑是自己奶水不足或不够浓。要么是过浓了？总之有点不对头。劳埃德请来了母乳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那位女士告诉多丽，无论如何不能给婴儿用奶瓶辅助喂食。她说，事情只要一开头，就一发不可收拾，过不了多久，他对母乳就会一口不沾了。照她的说法，那可是大祸临头。

她不知道多丽已经开始用奶瓶喂食了。他确实好象更喜欢奶嘴，一改成乳头，他就哭闹个没完，且越闹越凶。到三个月大，他已经完全靠奶瓶喂食。这时候，再也瞒不住劳埃德了。她告诉他自己奶水干了，只好给他奶瓶喂食。劳埃德不由分说，抓住她的乳房，挤了这边挤那边，好不容易弄出几滴颜色难看的乳汁。他骂她是个骗子。他们动了手。他说她跟她妈一个德行，都是婊子。

所有嬉皮都是婊子，他说。

没过多久，他们和好如初。可只要迪米特里有点什么事，哭闹个没完啦，得了感冒啦，或被大孩子们的宠物兔子吓得哇哇叫啦，要不就是长到哥哥、姐姐会自己走路的年龄，他却还抓住凳子不撒手啦，多丽没用母乳喂孩子的事就又被翻了出来。

多丽第一次去桑兹太太办公室的时候，有个女人塞给她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十字架，和一组由金色、紫色字母拼成的文字：当失去亲人令你痛不欲生内页里有一幅色彩柔和的耶稣画像，几行密密麻麻的小字，多丽瞥了一眼就合上了。

多丽手里纂着那本手册，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瑟瑟发抖。桑兹太太费力地把小册子从她手里抽出来。

是谁把这东西给你的？桑兹太太问。

多丽朝紧闭的房门方向神经质地点了下头，咕哝道：

她。

你不喜欢？

你一倒霉，他们就来笼络你，说完，多丽意识到她妈说过这话，当时几个女人到医院来探望，试图向她妈传播福音。他们以为，你只要跪下祈祷，就会万事大吉。

桑兹太太叹了口气。

哎，她说，哪儿有那么容易。

门儿都没有。多丽跟着说。

可能吧。

那些日子里，她们从来不谈劳埃德的事。多丽尽量不去想他，即便想到，她也只有一个念头，他是个投错胎的孽种。

我要是信那些鬼话，多丽指的是小册子上印的内容。

纯粹为了她想说，信了之后，她便可以用意念诅咒劳埃德，让他在地狱里受尽煎熬，被火烧成干，但她说不出口，因为这种话实在很蠢。但象以前一样，话吞回去闷在肚子里，犹如榔头似得锤打着她。

劳埃德认为孩子们该呆在家里受教育，倒不是由于信教反对恐龙、穴居人、猴子变人之类的说法。他想要孩子们呆在父母身边，在父母的小心呵护下被一步步领进社会。他反对把孩子们冷不丁抛进社会。我就是觉得，孩子们是我的，他说。我是说，我们的，教育部管不着。

多丽有点担心，怕自己搞不来，后来发现，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都可以从当地学校拿到。萨沙是个聪明孩子，差不多自己学会了阅读，另外两个还太小，学不了太多东西。到晚上和周末，劳埃德就给萨沙上课，根据孩子提出的问题，教他相应的地理、太阳系、动物冬眠的知识，还有汽车原理。没多久，萨沙的学习就超过了学校的课程安排，但多丽还是取回课程计划，督促萨沙按时完成习题作业，这样，在法律方面也不会惹上麻烦。

社区里还有一个母亲也是在家教育孩子。她叫玛吉。玛吉有辆小型货车，劳埃德要开车上班，再说，多丽也没学会开车，所以，她很高兴玛吉主动提出每周搭她去学校交作业，顺便取回新的作业。当然，她们每次都带上所有孩子全家出动。玛吉有两个男孩。大的对很多东西过敏，玛吉不得不对他的饮食格外小心，于是只能在家辅导他的功课。这样一来，连小家伙也干脆一起留在了家里。他也愿意和哥哥呆在一块，再说，他本来就有哮喘病。

那时候，多丽看着自己三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心里谢天谢地。劳埃德说，那是因为她孩子要的早，玛吉拖到将近更年期才生孩子，自食其果。他有点言过其实，但她确实等到挺晚才要的孩子。她是个验光师，和丈夫本来是合伙人，生意稳当后她抽身出来，在乡下买了房子，他们这才正式成了家。

玛吉的头发已经花白，剪得紧贴头皮。她高个，平胸，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对什么事都很有主见。劳埃德管她叫女同志，当然是背着她。他一边在电话上和玛吉开玩笑，一边向多丽努嘴，示意是女同志。多丽倒没特别在意，他管很多女性都叫女同志。她只是担心，他的玩笑会不会让玛吉觉得过分亲热、唐突或耽误工夫。

你找老太婆？啊，我这就让她来接。她正在搓衣板上跟我的裤子较劲呢。是这么回事，我就这一条工装裤。反正，我觉得她忙点好。

时间长了，多丽和玛吉慢慢养成了去学校取完作业后一起上超市购物的习惯。然后，她们有时候会买上蒂姆霍顿咖啡店的咖啡带孩子们去河边公园。她们坐在长凳上聊天，萨沙就和玛吉的孩子们在周围追着跑或吊在攀爬架上耍，芭芭拉安荡秋千，迪米特里在一边玩沙子。天气冷的话，她们就坐在车里聊，话题多是关于孩子、做饭，但一来二去，多丽了解到玛吉在参加验光师培训之前曾游历欧洲，而玛吉也知道了多丽年轻时结婚的情形。多丽还告诉玛吉，开始时动不动就怀上了，现在却怎么都怀不上，劳埃德为此变得疑神疑鬼，怀疑她在偷偷服用避孕药，还翻她的抽屉。

你真吃了？玛吉问道。

多丽一惊，忙说她哪敢。

我是说，我觉得不告诉他而自己偷偷吃药不成体统。他翻抽屉就是闹着玩的。

哦，玛吉应道。

有一次玛吉问她：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我是说你的婚姻？你幸福吗？

多丽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切都好。那之后，她说话就小心多了。她意识到有些事她已经习以为常，可别人没准理解不了。劳埃德看问题的方式有点另类；他天生就是那样。她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样。护士长属于做事古板生硬的那类人，他管她叫催命鬼太太，而从不称呼她的真名茨威格太太。他说得语速极快，让人几乎听不出来。他认为她厚此薄彼，而他不在受宠之列。如今在冰激凌厂里也有个家伙被他盯上了，他管那人叫搅屎棍路易。那人的真名多丽不得而知。但这件事至少说明，惹他烦的不仅是女人。

多丽敢肯定这些人没有劳埃德想得那么差劲，但和他顶嘴没用。是男人就爱搞笑，或许同样，是男人就得有死对头。有时候，劳埃德确实爱拿他的死对头搞笑，也时不时调侃自己。多丽只要不自己先多嘴，跟着笑笑也不会招来训斥。

她不希望他用那种方式对待玛吉。有时候她觉着苗头有点不对。他要是禁止她搭玛吉的车去学校和购物，就太不方便了。更可怕的是由此引起的尴尬。她将不得不编造愚蠢的借口来解释。但玛吉一准猜得出来，至少她能一眼识破多丽在撒谎，可能会以为多丽处境十分糟糕，尽管实际情况没那么糟。玛吉看问题，自有她一针见血的一套，谁都别想糊弄她。

然后，多丽觉得自己很无聊，凭什么在乎玛吉怎么想。玛吉是个外人，甚至连个知心姐妹都算不上。重要的是劳埃德和多丽两人，还有他们的家。这话是劳埃德说的，他说得对。他们之间的纽带扯不断，这一点旁人理解不了，也不关旁人的事。只要多丽忠于这个家庭，就万事大吉。

情形慢慢变得糟糕起来。劳埃德虽然没有明言禁止她们交往，却对玛吉越来越看不顺眼。他振振有词地把玛吉小孩的过敏症和哮喘病都归咎于玛吉。他说，十有八九是当妈的过错。那些当妈的，上了太多学，对孩子管得太宽。这种事在医院里他见得多了。

有些病生下就有的，你不能事事都说成是当妈的错。多丽随口的一句话惹了大祸。

是嘛？我怎么说不得？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说不得。我是说，他们难道不能生下来就──

你从什么时候成医学专家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敢。你狗屁不是。

后来就越来越糟。他想知道她和玛吉两人都说些什么。

我也说不清。真没什么。

鬼才信。两个娘们凑在一辆车里，没说什么。我可头次听说。她就巴不得把我们拆散。

谁？你说玛吉？

对她这种娘们，我太知道了。

哪种娘们？

就她那种。

别傻了。

小心你的嘴。敢说我傻。

她干嘛要拆散我们？

我怎么知道？她就巴不得。你等着瞧。她早晚要哄得

你跑到她那儿诉苦，说我是个混蛋。

他果真言中。至少在劳埃德看来，不如此才怪呢。有天晚上大约10点，多丽真就坐在玛吉的厨房里，一边擤鼻涕一边抹眼泪，旁边放着一杯花草茶。她敲门的时候，听到玛吉的丈夫说：见鬼，谁这么晚？──她是隔着门缝听到的。他不认得多丽。她连忙道歉：真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搅，而他眉毛挑着，嘴唇抿着，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玛吉走了过来。

多丽从她和劳埃德住的那条碎石小路拐上高速公路，一路摸黑走到玛吉家。一听到有车过来，她就躲到沟里，为此耽搁了不少时间。有车经过，她便瞟上一眼，生怕劳埃德跟来。她不想被他发现，还没到时候，她要吓一吓他，直到他回心转意。以前，她干过这事，又哭又嚎，甚至把头往地板上撞，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不是真的，没这回事，没这回事。经这么一吓，劳埃德果真回心转意。最后他会软下来，会说：好了，好了。我信你。亲爱的，别哭了。为孩子们想想。我信你，真的。别闹了。

今天晚上，她刚想故伎重演，却念头一转，狠心改变了主意。她穿上外套冲出门，听到他在后面喊：别来这套。你等着瞧！

玛吉的丈夫一脸不高兴地自己先去睡了，多丽在边上不住嘴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半夜三更闯进来。

得了，没事。玛吉安慰她，口气却有点生硬。你

想来杯红酒吗？

我不喝酒。

那就别现在开始喝了。来杯茶吧，很能帮人放松。山莓甘菊茶。又是为了孩子？

不是。

玛吉接过她的外套，又递给给她一卷手纸，让她擦干鼻涕眼泪。先别忙着告诉我。你先冷静一下。

多丽平静些了，却也不打算把事情和盘托出，她不想让玛吉知道她本人和这事大有干系。她更不想对玛吉解释劳埃德的所作所为。虽然两人的关系让她疲惫不堪，他毕竟还是这世上她最亲的亲人，而且，她有种预感，假如她胆敢把他的臭事说与别人，假如她胆敢公然背叛他，她就完了。

她告诉玛吉，又和劳埃德为过去一点破事吵起来，她烦透了，就想跑出来躲个清静。她会没事的，他们会没事的，她让玛吉放心。

每对夫妇都有这时候，玛吉说。

电话响了，玛吉接了起来。

在。她没事。就是需要冷静一下。好。好的，我明天一早送她回家。不麻烦。晚安。

是他，你都听到了。她说。

电话里他啥样？没事吧？

玛吉笑起来。他没事啥样，我哪儿知道。听上去没喝醉。

他平常也不喝酒。我们家里连咖啡都没有。

想来片面包吗？

第二天一早，玛吉开车送她回家。玛吉的丈夫还没出门去上班，就留在家里看孩子。

玛吉着急往回赶，于是一边在院子里将车调了个头，一边说，再见。有事给我打电话。

早春的清晨气温很低，地上还铺着一层积雪。劳埃德坐在台阶上，身上连件夹克都没穿。

早上好，他问候多丽，嗓门很响，礼貌中带着挖苦。她回问了一句，假装没听出他口气不对。

他一动不动，拦住她上楼的路。

你不能上去，他说。

她不想吵架。

我说请行吗？请让我上去。

他看看她，却没答话。他抿嘴笑了笑。

劳埃德，求你了？她说道。

你最好别上去。

劳埃德，我什么都没跟她说。我不该出走，对不起。我就是需要透口气。

最好别上去。

你怎么了？孩子们呢？

他摇摇头，如果她说了不着他爱听的话，比如放屁这类不雅的粗口，他就会这样。

劳埃德，孩子们呢？

他稍稍挪了挪，让她过去。

迪米特里还在婴儿床里，身子侧向一边。芭芭拉安躺在床边的地板上，她自己下的床还是被拖了出来，不得而知。萨沙倒在厨房门口他曾试图逃跑。他是唯一有伤的，在喉咙上。其他两个孩子是用枕头解决的。

我昨晚打电话那会儿，劳埃德说，那会儿，事都干完了。

你自作自受。他说。

依鉴定结果，他属于精神失常，应免于刑事责任。他是犯罪型精神失常──须递交安全机构进行看管。

多丽冲出房门，跌跌撞撞地绕着院子转圈，双臂交叉紧护在胸前，仿佛人被撕开了两半，箍住肚子可以不让自己散架。玛吉翻回来的时候看到了这幅场景。上路后，她有种不祥的预感，就把车掉了个头。第一眼看见多丽，她以为多丽挨了丈夫的窝心拳或被踢了肚子。多丽的厉声尖叫令她毛骨悚然。而此时劳埃德还坐在台阶上，一声不吭，他彬彬有礼地为玛吉让出路来。玛吉进屋，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她报了警。

有段时间，多丽见什么都往嘴里塞，泥块、草，后来，连床单、毛巾、自己的衣服都不放过，仿佛这些东西堵在那儿，就能抑制住涌上来的哀号，就能按下脑子里浮现的画面。医院定时给她打上一针，令她安静，效果明显。实际上，她变得非常安静，尽管她的症状不属于强直性昏厥。

医生说，她的情绪已经稳定。出院以后，社会工作者将她带到这个新地方，交由桑兹太太接管。桑兹太太给她安排了住处，找了工作，并约定每周和她恳谈一次。玛吉想来看望，但多丽最怕见的就是她。桑兹太太告诉多丽，这是正常反应，以免勾起往事。她安慰多丽说，玛吉会理解的。

桑兹太太让多丽自己拿主意，决定是否继续探望劳埃德。

你知道，我不会替你做主。你见了他，心里感觉怎么

样？好还是不好？

我说不清。

多丽自己也解释不清，她见的不象是他，简直是幽灵。他面无血色，身上松松跨跨地套着灰不溜湫的衣服，走路悄无声响，脚上或许是双拖鞋。感觉上他的头发掉了些。以前他可是一头金黄的浓密卷发。过去的他，肩膀宽厚、锁骨深陷，她喜欢依偎在他怀里。可一切好象都已不在。

他后来对警察说：我这么做，是免得他们难过。报纸把他的话登了出来。

难过什么？

假如他们知道妈妈丢下他们离家出走，肯定会难过。他说。

这句话刻进了多丽的脑子里。她决定探望他，或许就是要还事情以本来面目。让他了解那晚发生的事，并承认他错怪了她。

是你叫我不许顶嘴，要不就滚出去。我就出去了。

我只是到玛吉那儿呆了一个晚上。我根本就想回来的。我没打算丢下谁不管。

事情的起因她记得一清二楚。她买的通心粉罐子上有个小坑，商家为此做了降价处理，她对自己出手迅速很是得意，以为自己干得漂亮。可当他开始追问她为什么买有瑕疵的食品时，她却只字未提这事。她隐约觉得，最好假装没看见。

任谁都看得见，他说。我们可能全都中毒。你想什么呢？还是你本来就想毒死我们？你打算拿孩子们试验，还是拿我开刀？

她让他别说疯话。

他回道，疯的不是他。除了疯女人，天底下谁会给家人买毒药？

孩子们躲在一进门那个房间的门口看着他们。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孩子们。

她就是想让他明白，到底谁是疯子？

当她意识到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时，本该马上下车。她甚至可以象另外那几个妇女一样，在大门那儿下车，然后沿着马路往上走。她可以走到街对面去等返程车。或许有人这么干过。本来打算探望但又改了主意。可能一直都有人这么干。

她没有打退堂鼓。见到他陌生而颓废的样子，或许对她更好。他那副模样，让人没法再责怪他。他已经走了人样，就像梦里的人。

她常常做梦。有一次，她梦见自己看到孩子们躺在地上后跑出屋子，劳埃德突然开怀大笑，象从前那样，然后她又听见萨沙在她背后笑。半天她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们合起来跟她开了个玩笑。这感觉真美妙。

你上次问我，见到他心里什么感觉。你是这么问我来着？

是啊，桑兹太太答道。

我当时一下子说不清，得想想。

我知道。

我想过了，这件事让我心里不好过。所以再没去。

桑兹太太的态度不好捉摸，但她频频点头，似乎表示她感到满意，或赞成多丽这么做。

所以当多丽决定再去探视的时候，她觉得还是不向桑兹太太提及此事为妙。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该汇报。虽然一向来也没多少事可说，但也不能一声不吭就走。所以她给桑兹太太打电话取消了约会。她说自己要去度个假。夏天就要来了，这时候去度假稀松平常。她说和一个朋友一起去。

上个星期你穿的不是这件外套。

不是上个星期。

不是？

三个星期前了。天已经热起来了。这件外套薄点，其实也用不着了。根本用不着穿外套了。

他问她路上好不好走，从米尔德梅过来坐些什么车。

她告诉他已经不住那儿了，又把现在住的地方、路上要换的三趟车一一说给他听。

一路真够你折腾的。你喜欢住在一个大地方吗？

上班容易点。

你上班了？

上次她就告诉过他住哪、倒几趟车、在哪儿上班。

我在一个汽车旅馆里打扫房间，我告诉过你。她说道。

对，对。我忘了。你想过回去上学吗？夜校什么的？

她告诉他，确实想过，但就是想想，没认真找过学校。她说，现在的活还行。

然后，他们停下来，好像往下不知该说什么了。

他叹了口气，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已经不习惯跟人聊天了。

那你一般都干点什么？

我读了不少书。算是反省吧。自我反省。

哦。

谢谢你来看我。对我是莫大的心理安慰。但你别把它当成负担。我是说，你想来再来。别勉强。如果有别的事，或者不太想来我是想说，你能来，即便就一次，对我都是奖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答说明白，她觉着自己明白。

他说不想干扰她的生活。

没有，她答道。

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我觉着你另有话说。

实际上，她差点说，她哪来的生活？

没有，她答，也没什么，没什么别的。

那好吧。

三个星期后，她收到一个电话。是桑兹太太亲自打来的，而不是她办公室的某个工作人员。

多丽，我以为你休假还没回来呢，这么快就回来啦？

嗯，多丽一边说，一边心里盘算该说去了哪里。

那你怎么没来电话约下次见面的时间呢？

哦，还没呢。

没关系，我只是想看看你回来了没有。都好吧？

都好。

那好，那好。要是需要我，需要聊聊的话，你知道怎么找我。

嗯。

那好，保重。

她没提劳埃德的事，也没问多丽是不是又去探望他了。当然，多丽确曾说过，他们不打算再见了。但桑兹太太的第六感一般很准，对发生的事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她也懂得什么时候该隐忍不发，她知道有时候一味地追问，不会得到结果。如果她当真问起来，多丽也不知自己会如何作答：是撒个谎，还是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原委。事实上，下一个周日，就是他坑坑吃吃告诉她来不来都没关系之后，她又去了。

他感冒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得了感冒。

他说，也许上次和她见面的时候就染上了，所以有点闷闷不乐。

闷闷不乐。这些日子，她与会说这种词的人少有瓜葛，它听起来那么陌生。但他过去张口闭口就是这类词。当然，那时她从没觉着有什么不对劲，象今天这样。

我是不是看上去变了个人？他问。

你看起来是不一样了，她小心地回答。我呢？

你看上去很漂亮。他黯然答道。

她心里有东西在融化，但极力抗拒那种感觉。

你自己觉得不一样了吗？他问。像换了个人？

她说不知道。你有这感觉？

他说道，从头到脚。

那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她在班上收到一个大信封。信是通过旅馆转寄给她的。信封里装着厚厚几页信纸，正反两面都写着字。她开始没想到信是他写的，她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印象，看守所不允许在押犯写信。当然，他不是一个普通在押犯。他不是一个罪犯。他只是犯罪型精神失常的病人。

信上既无日期，也无亲爱的多丽式的开头，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多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封宗教传单。

人们为求解脱而四处寻觅。搞得头晕脑胀(脸上挂相)。生活乱如麻，人人痛苦不堪。他们的伤痛都刻在脸上。他们困惑迷茫，行色匆匆。他们忙着购物、洗衣、美发，还得赚钱，得按时领取福利补贴。这是穷人的忙，富人也忙，忙着想法花钱。那也不容易。他们得建最好的房子，冷热水得用金制水龙头。他们得开奥迪，得用神效牙刷，得装各种神奇玩意，然后得装防盗器，得防着谋杀。不论穷人富人，灵魂都不得安宁。我差点把neither(不论)写成neighbor(邻居)，我这是怎么了？我这儿哪儿来的邻居。这儿的人至少免去了好多困惑。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当，这点家当永远不会变，吃饭用不着自己采买、自己下厨，吃什么也用不着自己操心。在这儿，选择被剥夺了。

在这儿，我们的思想所得就是我们的全部所得。

刚开始的时候，我陷于迷乱癫狂之中。满脑子狂风暴雨，一刻不停，我把头往水泥墙上撞，指望获得解脱，结束我的痛苦和生命。他们因此而惩罚我，用水浇，用绳子捆，然后把麻醉剂打进我的血管。我不是抱怨，因为我必须认识到，那样做一无是处，和人们在所谓的现实世界里酗酒、胡闹、犯罪没什么两样，都为了把痛苦的念头赶走。那些人犯了事被抓起来关上几天，但关得不够长，他们还来不及从另一头走出来。另一头是什么？不是彻底的疯狂，就是绝对的安宁。

安宁。我寻到了安宁，神志还算正常。我猜，你一边读一边想，接下去我就该谈到上帝、耶稣，再不然会提到佛，你以为是宗教令我洗心革面。不是。不是闭上眼，在某种至尊力量的引领下心灵升华那回事。那些力量我不太懂。我所做的是认识自我。认识自我该是条戒律吧，在哪儿出现过，可能是圣经。从这点看，我大概算得皈依基督教了吧。我也尝试正视自我这句话好象也出自圣经，所以我试了。它没有解释要正视哪个自我，是善的自我还是恶的自我，所以不能作为道德劝诫的指南。而且，认识自我也和我们所知的约束行为的道德不搭界。但行为不是眼下我所关心的问题，他们已对我做出了正确审判，我是一个不能约束自己行为的人，所以他们把我关在这里。

回到认识自我。所谓认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认识了自我，我认识了穷凶极恶的自我，我认识到我作恶多端。世界当我是一个恶魔，我不想争辩，尽管我完全可以顺便提一句，有些人对城市狂轰滥炸，杀人如麻，却不会被大众当作恶魔，奖章、荣誉倒是雪片似地飞来，只有针对少数人的行为才骇人听闻、穷凶极恶。我不是找借口，这些不过是我观察到的现象。

我在自我中认识到了自己的恶。这是我获得安慰的秘密。我是说，我认识到了自己极致的恶。它或许比别人的极恶更加歹毒，但实际上，我不该考虑这个问题，或对它耿耿于怀。没有借口。我得到了安宁。我真是一个恶魔？世界是这样说的，如果都这么说，那我就是吧。但是我要说，所谓世界，对我来说，没什么真实意义。我就是我这个自我，不可能成为别的自我。我可以狡辩说，我当时处于疯狂状态，但那有什么意思呢？疯狂。理智。我就是我。我当时不可能是另一个我，现在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我。

多丽，如果你已耐心读到这里，有件特别的事我想告诉你，但我不想写下来。如果有天你会再来这，我也许会当面告诉你。别以为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时光可以倒转，我愿改变一切，可是我什么都改不了。

我把这封信寄到你上班的地方，我记着呢，还有你住的小镇的名字。你看，我的脑子在某些方面还转得很灵呢。

她以为下次见面他们一定会谈及这封信，于是她反复读了好多遍，却想不出该做什么感言。其实，她真想说的是，他心中想的不可能在纸上写明白。可再见面的时候，他好象从来没写过那封信。她搜肠刮肚地找话说，最后告诉他一个过了气的民歌手那个星期住过旅馆。他对歌手生平比她还了解，让她有点意外。原来，他有台电视，或者说可以随时看电视，他看了一些节目，当然，新闻每日必看。这下，他们可谈的东西多了些。最后，她还是忍不住问他。

你说有件事只能当面说，是什么事？

他回答说，她不该提这事。他拿不准现在是不是说这事的时候。

她的心不免提了起来，有些事她还不能面对，如果他说还爱她，她当真应付不来。她现在还听不得爱这个字。

好的，她说。也许是不是时候。

然后她说，可你还是告诉我吧。如果我出去后就被车撞了，那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你也再没机会告诉我了。

是这样，他答道。

那，到底是什么？

下次吧，下次。有时候我就是说不下去。不是不想说，就是卡住了，干了。

多丽，自你走了之后，我的脑子里总是你的影子，我不该让你失望。当你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的情绪会有些激动，但面上可能看不出来。在你面前，我无权表白，我们两人中显然你更有权表白自己的感受，而你一向自制力很强。所以，我收回以前说过的话，因为我前思后想，还是觉得写出来比说更容易一些。

从哪儿说起呢？

天堂是有的。

天堂是一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我从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之类的说法。要在以前，我会当那是胡说八道。但现在我却提起这个话题，你听了一定奇怪。

那我就干脆说：我看见孩子们了。

我看见他们了，还和他们说了话。

好吧。你这一刻脑子里在想什么？你在想，哎，这个人果真疯了。或者，那是个梦，他连做梦都分不清，他混淆了梦境和现实。可我想告诉你，我没糊涂，我知道，他们还在。不是说他们还活着，因为活着意味着他们还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我不是这意思。事实上，我相信他们已经不在这个空间里了。但他们确实还在，肯定有一个异度空间，也许那样的异度空间数不胜数，但我敢肯定的是，我可以进入到他们在的那个空间。大概这段时间都是我一个人过，所能做的就是想事，想来想去，能想的就是这些事。所以，在我经历了这些痛苦和孤独之后，某个神明把这种能力赐给了我。依照这个世界的逻辑，我最不配。

如果你一直读到这里还没把信撕碎的话，你一定想知道，孩子们怎么样。他们很好。很快乐，也很乖巧。他们好象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好象比原来长大了一点，但很难说。他们好象比以前懂事了。就是这样。迪米特里学会说话了，以前可不行。他们呆的房间有几分眼熟。象我们的房子，但大得多、好得多。我问他们，谁在照顾他们，他们就笑我，叽叽喳喳说了些什么，好象是说他们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觉得这话是萨沙说的。有时候他们说话不是一个人在说，至少我分不清，但他们的身份都很分明，绝不会混，而且，个个兴高采烈。

千万别以为我疯了。我不敢告诉你，就是担心你有这个想法。我曾经是个疯子，但相信我，我已经摆脱了自己过去的疯狂，就像狗熊脱毛，或者，我该说像蛇蜕皮。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蜕变，我不可能获得这个能力，重新见到萨沙、芭芭拉安和迪米特里。现在，我真希望你也能见到他们，如果说配不配的话，你比我配上100倍。你活在这个世界里，比我陷得深得多，见到孩子们可能不太容易，但至少我可以把那里的情况真相传递给你。你知道我见到他们了，希望能让你心里好过一点。

多丽想，如果桑兹太太读了这封信，不定她会怎么说怎么想。桑兹太太当然会小心从事。她不会直截了当端出她的判断：他疯了。但她会谨慎地充满善意地引导多丽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可以说，她不是引导多丽，而是拨开多丽心头的迷雾，让多丽自己得出结论，好象多丽压根就是这么想的。她会拔除多丽脑子里那些危险的邪念这话会是桑兹太太嘴里说出来的。

就为这，多丽不打算向她透露半点。

多丽确实觉得他疯了。他喜欢夸夸其谈，这老毛病在字里行间中多少有所流露。她没有回信。很多天过去了。又过去了很多星期。她还是那个想法，但那封信却挥之不去，就像她心里藏着的一个秘密。偶而，当她往浴室镜子上喷清洁剂或整理床单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股暖意。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烤面包香气扑鼻，一般都会令人身心愉悦。而近两年来，多丽对这些从未留过心。准确地说，那种自发的感受幸福的能力还没有在她身上苏醒，但那种感觉已依稀归来了。它和天气、和鲜花无关。劳埃德说，孩子们生活在他们的异度空间里，这念头带来一股暖意，涌遍她的全身。想到孩子们，好久以来第一次没有让她感到痛苦。

自那件事之后，只要念头一转到孩子们的身上，她就得立即把它连根拔掉，如同拔除扎在喉咙上的刺。他们的名字她避之唯恐不及，旁的孩子若凑巧和其中一个名字有点象，她都受不了。就连小孩子说笑、尖叫、在旅馆游泳池边跑来跑去，她都得立即关上耳朵，如同关上一道门，把那些声音挡在外面。现在不同了，她有了一个避难所，只要一发现苗头不对，她就躲到里边去。

谁给了她这个避难所？不是桑兹太太，这点显而易见。也不是在纸巾伸手可及的办公桌边度过的时光。

这个避难所是劳埃德给她的。对，就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人，那个与世隔绝的疯子。

你可以叫他疯子，可他说的就没一点道理？他要真是从另一头走出来了呢？有谁敢说，一个人在做了这样一件事、走过这样一段路之后，他的幻觉不会另有深意？

这个念头悄然进入她的大脑，萦绕不去。

与此同时，她的心里升起另一个念头：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此时此刻她该与之相守的正是劳埃德。如果连听他诉说都做不到，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用，她还来这世上干吗？这话她好象对什么人说过，也许是桑兹太太。

我说不出原谅两个字，她在脑子里对桑兹太太说道。我永远说不出口，永远不会原谅。

但是，等等。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不是一样被抛弃了吗？知情人都躲着我。我的出现总是引起尴尬。

想改头换面，哪儿那么容易。留个鸡冠似的发型，这想法太蠢了。

于是，她又坐上了通往看守所的汽车。她想起母亲刚刚去世的那些日子，她住在母亲的朋友家，到了晚上她编个谎话，偷偷跑出去和劳埃德约会。她还记得那朋友的名字劳丽，她母亲的朋友。

除了劳埃德，现在还有谁记得孩子们的名字，他们眼睛的颜色？桑兹太太不得不提到他们的时候，几乎从未称他们为孩子们，而是你的家人，所有人被打包成了一体。

那些日子里，与劳埃德约会，向劳丽撒谎，一点儿没有令多丽感到内疚，冥冥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召唤。她感到，自己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聆听他的心声。

现在的情形和那时不同，不一样了。

她坐在司机旁的前排座位上。从挡风玻璃望出去，视野开阔。因而车上除了司机，只有她一个人，唯一的一名乘客，目睹了那一幕。星期日清晨，高速公路上空空荡荡，一辆小型敞篷卡车突然从小路上冲了出来，速度不减，摇摇晃晃地在他们面前画了会龙，然后一头栽进沟里。更怪异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卡车司机腾空飞起，即如一道闪电转瞬即逝，又似一抹云彩慢慢飘过，姿态即笨拙又飘逸。他的身体飞过高速公路，摔在人行横道边的碎石路肩上。

司机一脚急刹车，乘客们往前趔趄了一下，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刻，多丽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怎么会飞起来？那小伙子，没准还是个孩子，一定是伏在方向盘上打起了瞌睡。他怎么会飞出卡车，那么优雅地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车前面躺着个人，司机向乘客们解释。他试图把话说得响亮而平静，但他的声音因受了惊吓而带着颤音。

飞过公路，掉沟里了。我们会尽快上路。现在请大家呆在车上别动。

多丽跟着司机下了车，仿佛没听见他说的话，或享有某种特权。他没有责怪她。

活见鬼，他一边穿过公路一边说，声音又气又恼。

活见鬼，这王八孩子，瞧他干的好事？

小伙子背部着地，四肢展开，就像有人在雪地上压出天使的形状。他的身体四周却是碎石，不是白雪。他的眼睛半闭着。他是那么年轻，个子窜得挺高，可连胡子还没长出来。他可能还没拿到驾照。

司机在打电话。

贝菲尔德南大约一英里，21号公路上，马路东侧。

从男孩的头颅下面、耳朵旁边渗出粉红色泡沫。根本不像鲜血，更像是做草莓酱时撇出来的沫子。

多丽俯下身子蜷在他的身旁，将手轻放在他的胸口上。没有起伏。她又将耳朵凑上去。他的衬衫是新熨的，还带着那股味道。

没有呼吸。

但她的手指拂过他细嫩的脖颈时感到了脉搏的跳动。

她想起了以前学到的方法。是劳埃德教她的方法，以防备哪个孩子在他不在的时候出事。舌头。如果舌头顶在喉咙上，可能哽住呼吸。她一只手按住男孩的前额，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抵住下颚。前额向下，下颚向上，略微仰起他的头，使空气流通。

如果他还不能呼吸，她就得给他做人工呼吸。她捏住鼻孔，深深吸了一口气，将双唇紧贴在他的嘴上，呼气。两个深呼吸，检查一下。两个深呼吸，再检查。说话的是另外一个男人，不是司机。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看见出事就停了下来。要不要把毯子垫在他的头下面？她坚决地摇了摇头。她记得不能搬动伤者，以免伤到他的脊髓。她对准他的嘴，按压他还带着热气的有弹性的胸部，呼气、停下来，再呼气再停下来。她的脸颊感觉到一丝热气。

司机说了句什么，但她顾不上抬头。有热气，肯定没错。从男孩嘴里呼出了一口气。她张开手掌放在他的胸口上，由于自己的颤抖，她一开始根本辨不清他的胸口是否在起伏。

是，是。

他确实是在呼吸。空气通道被打开了。他在自己呼吸。他在呼吸。

就盖在他身上吧，她冲那个拿着毯子的人说。别让他冻着。

他还活着？司机俯下身子，问道。

她点了点头。她的指尖又触到了他的脉搏。粉红色的吓人泡沫已经不再往出涌。或许那不是什么要紧的物质。不是从脑子里流出来的。

车不能再等了，司机说道。我们已经晚点了。

摩托车手接口到，没事。我在这儿看着。

安静，安静，她想对他们说。在她看来，必须保持肃静，男孩身体之外的一切都得凝神屏气，他才能守住自己的呼吸。

他的呼吸微弱但执着，胸口温顺地起伏着。坚持，坚持住。

你听见了吗？这人说他可以呆在这，看着他，司机说。救护车马上就到。

你们走吧，多丽答道。等他们来了，我就搭车到镇上，晚上再坐你的车回去。

她头都没抬地随口说道，好象呼吸局促的是她。司机俯下身子才听清了她说的话。

你肯定？他问。

肯定。

你不去伦敦了？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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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门罗短篇小说代表作《阿蒙森》在线阅读

10月10日，诺贝尔奖最具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奖揭晓，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因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最终折桂。《西部》杂志20XX年第八期周边加拿大小辑刊发了她的短片小说《阿蒙森》(艾玛译)。在此贴出这篇小说以飨读者，并向爱丽丝门罗表示衷心的祝贺与祝福。

艾丽丝门罗（AliceMunro，1931）加拿大女作家。生于安大略省温格姆镇，少女时代即开始写小说。曾凭着短篇小说集《好荫凉之舞》、《你以为你是谁？》和《爱的进程》三度获得加拿大总督奖。还曾赢得布克国家文学奖。欧美评论界公认她为目前世界文坛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女作家。

周边加拿大小辑

阿蒙森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着

艾玛译

我坐在车站外的一张长凳上，等着。火车抵达时车站开放，但现在关着。还有个女人坐在长凳的另一端，两膝间夹着一个细带子的塞满油乎乎纸包的袋子。是肉生肉，我能闻出来。

穿过铁轨就是电动火车，空空的，也在等着。

未见其他旅客出现。过了一会儿，站长将脑袋探出车站的窗户喊道：森！起初我以为他喊的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山姆（疗养院San与英文名Sam发音近似）。另一个穿着某种制服的男子也恰好在房子的另一头出现，他穿过铁轨上了那辆火车。那个带着油乎乎纸包的女人站起来跟在他后面，于是我也站起来跟上他们。从街道对面传来一阵喧闹声，一栋黑木瓦的平顶屋大门洞开，放进来几个男子，他们头上扣着帽子，随身携带的午餐盒拍打着他们的大腿。从他们弄出的动静来看，你会以为火车随时会从他们身边跑开，但当他们在火车上落座之后，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火车一直等着。那几个男子清点人数，发现有人落下了时，他们告诉司机现在还不能开车。后来有人想起来，那个落下的人其实一整天都没有出现。火车开动了，虽然我说不清司机是否留意到或是听见了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

男人们在林中的锯木厂下了车这段路步行也不会超过十分钟不久，覆盖着白雪的湖泊进入视野，湖前有栋长长的白色木屋。那个女人整理好她的包裹后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司机又喊了声森，车厢门开了，几个女人正等着上车，她们和那位拿着生肉的女人打招呼，生肉女人说今天真是个阴冷天。我跟在生肉女人后面下车，她们都尽量避免朝我看。

车门砰一声合上，火车接着往回开去。

四周静下来，空气冷得像冰。看上去脆脆的桦树那白色的枝条上满是黑色斑点，一些小而凌乱的常青植物像笨熊一样卷成一团。冰冻的湖面并不平坦，湖边积雪成堆，就像是波浪在落下的瞬间变成了冰。那栋房子，有着一排排精心设计的窗户，两端都带着别致的玻璃回廊。一切都拙朴而富有北方风情，在高高的飘着云朵的穹顶下显得黑白分明，看上去是这样宁静，充满无穷魅力。

但桦树皮根本不是白色的，当你走近些，你就会发现它们是浅浅的灰黄色、灰蓝色，甚至是灰色的。

你要去哪？生肉女人大声对我说，探视时间三点就结束了。

我不是访客。我说，我是新来的老师。

嗯，不管怎样，他们都不会让你从前门进去的。女人带着一丝满意说道。

你最好跟着我。你就没有个行李箱吗？

站长说回头他会给我捎过来。

你站在那里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迷了路。

我说我驻足不前只是因为这儿的一切太美了。

有些人会这么认为，这样的人往往身体好，又有闲。

我们再鲜有交谈，直到我们进入远在房子另一端的厨房。我没有来得及环顾四周，因为我的靴子获得了关注。

你最好在踩脏地板前把它们脱了。

我蹭掉靴子没有椅子可坐把靴子放在女人放鞋子的毡子上。

把它们都拿着，带在身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需要它们。你也最好穿着你的外套，衣帽间没有暖气。

没有暖气，没有灯，只有一个我够不着的小窗户。这就像在学校里受了罚被送去关黑屋。是的，同样的从未真正干透的冬季衣服的味道，浸透脏袜子和臭脚丫气味的靴子味道。

我爬上长凳依然看不到外面，架子上到处扔着帽子和围巾。我发现了一个装着无花果和椰枣的袋子，一定是有人偷了它们并藏在这里准备带回家去。突然，我感到了饥饿，从早上起，除了在北安大略吃过一片干奶酪三明治，我还什么都没吃过呢。但我顾及贼偷贼的伦理，而无花果也一定会塞在牙缝中出卖我。

有人走进衣帽间时，我正好也从长凳上下来了，时间刚刚好。

不是帮厨的人，只是一个穿着笨重的冬装外套、头上裹着条披巾的女生。她冲进房间书掉到长凳上，散落了一地。她一把抓掉围巾，纠缠在一起的头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靴子被踢松了，从地板上飞掠而过。很显然没有人能抓得住她，这只会让她在厨房门口就将他们震飞。

哦，我差点撞到你。女孩说，从外面进来时这里太暗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冻僵了吧？你是在等谁下班吗？

我在等着见福克斯医生。

啊，你用不着等太久，我刚刚才和他一起从镇上乘车回来。你不是病了，是吧？如果你病了就不会来这儿，你会去镇上找他。

我是新来的老师。

是吗？你从多伦多来？

是的。

有一小会儿的停顿，或许是出于尊重。

然而不是，她只是在研究我的外套。

真好看。衣领是什么毛的？

波斯羔羊毛，实际上，是仿毛的。

我都被弄糊涂了，我不知道他们让你在这儿等什么这儿能冻掉你的屁股。抱歉。你想见医生，我给你带路，我对这儿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差不多一出生就住在这儿了，我妈管理这厨房。我叫玛丽，你呢？

薇薇，薇薇恩。

既然你是老师，应该叫女士，什么女士？

海德女士。

鞭打你一顿。她说，对不起，我刚好想起这个。如果你是我的老师，我会很高兴的，但是我不得不去镇上上学了，这是些愚蠢的规定，就因为我没有结核病。

就这样她一边说话，一边带着我穿过衣帽间尽头的门，然后走过一条常见的医院走廊。打蜡的油毡，暗淡的绿色油漆，还有一股子防腐剂的味道。

到了。或许我可以让雷迪准许我转学。

谁是雷迪？

雷迪福克斯，源自一本书，我和安娜贝尔就从那会儿开始这样称呼福克斯医生。

安娜贝尔是谁？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死了。

哦，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这事就发生在这儿。我今年上高中，安娜贝尔从未真正上过学，我还在公立中学时，雷迪让老师容许我更多地呆在家里，这样我就可以陪伴安娜贝尔。

她在一扇半开的门前停下来，并吹了声口哨。

嗨！我把老师带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好吧，玛丽，你这一天在外呆得够久的了。

她闻声而溜，剩下我独自面对一个体态清瘦、中等身材的男子，他那红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在走廊人造光的映衬下显得亮晶晶的。

你已见过玛丽了。他说，她自己就有许多可说的，她不会在你班上学习，所以你不用每天都忍受这些。大家要么喜欢上她要么不喜欢。

他给我的印象是大约比我大十到十五岁，起初他用那种年长男子的方式跟我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未来雇主的模样。他问到我的旅途，以及行李箱的安置。他想知道我对自己将要在这片森林中生活是怎么想的，离开多伦多之后，我是否会感到无聊。

丝毫没有。我说，并补充说这里非常美丽。

这就像就像置身于一部俄罗斯小说里。

起初他专注地看着我。

真的吗？哪部俄罗斯小说？

他的眼睛呈明亮的灰蓝色，一只眉毛高挑，像只小尖顶帽。

并不是我没有读过俄罗斯小说，我一气呵成地读过一些，也有一些读得半途而废。但是因为他那只高挑的眉毛，他那逗乐且咄咄逼人的表情，使我除了战争与和平以外竟想不起任何书名来。我本不想说这本书的，因为是个人就会记得它。

战争与和平。

嗯，我们这儿只有和平，我得说。如果这儿有你梦寐以求的战争，我想你一定早已加入了某个妇女团体并躲去了异国他乡。

我有些生气并感到屈辱，因为我真的不是在炫耀，或者说我不仅仅只是炫耀。我本来想解释说这里的风景让我震撼。

他显然是那种挖好陷阱等你掉下去的主。

我想我是真的很期待一位来自偏僻之地的上了年纪的女老师。他说，带着一丝歉意。教师并不是你所学的专业，是吗？你拿到学士学位后原本打算做什么的？

攻读硕士学位。我简短地答道。

是什么改变了你的主意？

我想我需要赚些钱。

明智的想法。但我恐怕你在这里赚不了多少钱。原谅我打探这些，我只是想确定有天你不会逃之夭夭而使我们手忙脚乱。没有打算结婚，是吗？

没有。

好的，好的，现在你身无挂牵。我没有让你泄气，是吧？

我把头扭到一边。

没有。

顺着过道下去是护士长办公室，她会告诉你需要知道的。尽量注意别感冒了，我可不想你有任何患结核病的体验。

好的，我读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魔山》。另一个陷阱出现了，他似乎故态复萌。相比那时候，这里的情况已多少改善了，我希望是这样。我已经把与这里孩子有关的，以及我想你能和他们一起做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有时候我宁愿用书面表达。护士长会告诉你实情。

普通的教学法在这里不适用，一部分孩子将重新进入社会，一部分将不会。最好不要有太多的压力，也就是说不要有测试、背诵和毫无意义的等级划分。

完全忽略分数上的事，这些以后需要的时候能补上，或许没有这些也能行。实际上技能非常简单的常识，等等，是进入世界的必需。优秀孩子又怎么样？所谓的优秀孩子？这是个令人恶心的术语。如果他们在学习上够聪明，他们就能轻易赶上。

忘记南美洲的河流，还有大宪章。

宁愿多些画画，音乐，故事。

游戏也是很棒的，但要小心不要过度兴奋和设置太多的竟争。掌握好压力和无聊的尺度是一种挑战。百无聊赖会使人缠绵病榻。

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有时候管理员会将它们藏于某处。

一切顺利。

在第一天那些奇特而不太真实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从未在此地呆过一周。我再也没有去过厨房，还有那个员工们放衣服和窝藏赃物的房间，以后也可能不会去了。医生的办公室类似禁地，护士长的房间则完完全全是个问询、抱怨和进行日常事务安排的地方。护士长本人又矮又胖，面色红润，戴无框眼镜，呼吸粗重。无论你向她要求什么好像都会使她吃惊并为难到她，但最后似乎也都能得到解决。有时候她在护士餐厅吃饭，她在那被视作医生的特别代表，令就餐气氛阴沉。大部分时候她呆在她自己的宿舍。

除了护士长，还有三位注册护士，他们每个人都比我大三十岁以上。他们告别了退休生活再次投入工作，以履行他们的战时职责。当然，还有助理护士，都在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更年轻。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婚，或已订婚，或是正忙着订婚，通常是和些在服役中的男人。如果护士长和护士们都不在，她们就一直聊天。她们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她们不想知道多伦多怎么样，虽然她们中有人认识去多伦多度过蜜月的人。而且她们也不关心我的教学进行得怎样，或者我以前是干什么的。这并不是说她们粗俗无礼她们递给我黄油（叫黄油，实际上不过是橙色条纹人造黄油，在厨房染的色）。她们告诫我不要吃牧羊人的馅饼，她们说那馅饼里有土拨鼠在她们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置信。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每次收音机里开始播新闻时，她们就调到音乐频道。搂着玩偶舞翩翩，长袜有洞也似仙

她们也畏惧福克斯医生。一是因为他读过很多书，另外她们也说没有人会像他那样不留情面，如果他想。

我不清楚她们是否认为读过很多书与不留情面之间有什么联系。

出勤学生的人数总在变化，有时是十五，有时减少到半打。只是在上午有课，从九点到中午。当孩子们发烧或是体检时，他们就不用上学。而当他们坐在教室里时，他们总是很安静，顺从，从不主动参与。他们很快就明白这不过是个伪装的学校罢了，在这儿他们被免除了学到东西的要求，就像他们免于恪守作息时间和背诵的作业一样。这种自由没有让他们变得狂妄自大，或是以某种令人苦恼的方式懒散起来，仅仅只是让他们变得温顺和心不在焉。他们的歌声轻柔，他们也玩抱抱与亲亲的游戏，但总有一股沮丧的阴影笼罩在这临时的教室上空。

我决定听从医生的告诫，或者是部分告诫，比如百无聊赖是健康的大敌。

在管理员那狭小的储藏间，我发现了一个地球仪。我请求把它拿出来使用。我从最简单的地理知识开始教，海洋，大陆，气候。为什么不讲讲风和气流？乡村与城市？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为什么不呢？还有，南美洲的河流？

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但他们差不多都忘了个精光，这个湖泊和森林之外的世界一点一点地离他们远去。这堂课似乎让他们振作了些，像是在和昔日好友重叙旧情。当然，我并没有马上一股脑儿地向他们倾倒这一切，对那些以前从未学习过这些知识的学生我并不苛求，因为他们生病太过频繁。

但这就够了，也许这本身就是个游戏。我把他们分成几组，我用教鞭指指这指指那，他们大声说出答案。我十分小心不让他们太过兴奋。但有一天，医生走进了教室，他刚晨诊后过来，我被抓了个现行。我不能冷不丁停下，但我努力让热烈的气氛降下来。医生坐下来，看上去有些疲惫，有些落寞。他并没有表示异议。过了一会儿，他加入到游戏中来，大声说出那些荒谬而可笑的答案，那些名称并不全错，只是出自他的想象而已。然后，他慢慢地让自己的声音低下去，一直低下去，先是喃喃自语，后来近似耳语，最后完全听不见了。以这种荒谬的方式，他完全控制了全场。所有的学生都开始喃喃低语，模仿他。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双唇。

他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孩子们都笑了。

见鬼为什么每个人都盯着我看？这就是海德女士教给大家的吗？瞪着一个没招谁惹谁的家伙？

笑声更大了。但还有孩子依然不能自已地盯着他，渴望看到更多的古怪。

继续吧，你们就继续胡作非为吧。

他向我道歉打扰了教学。我开始向他解释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使这儿看起来更像所学校。

虽然我赞同您关于压力的观点。我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同意您在指示里所说的话，我只是想

什么指示？哦，那不过是些偶尔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碎片，我从不认为它们是不可更改的。

我的意思是只要他们病得不太重

你是对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否则他们总是无精打采的。

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地解释。他说，然后走开去，接着又转身半心半意地道了个歉。

我们找个时间谈谈吧。

这个时间，我想，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他完全把我当成了一个麻烦，一个傻瓜。

午餐时我从助理护士那得知，有人在早上的手术中不幸离世。我感到自己先前的生气完全是无理取闹，我觉得自己比傻瓜还要糟糕。

每个下午都无所事事。我的学生下楼去睡一个长长的午觉，有时候我也想这样，但我的房间很冷，被褥又太薄一定是结核病患需要更暖和舒适些。

我，当然，没有结核病。可能他们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节省了些开支。

我昏昏欲睡，但却无法睡着。为了冰冷的午后的阳光，头顶上不时传来将带轮子的床推到走廊去的轰隆声响。房子、树，还有湖泊，都不再是我第一天看到的那样，那时我被它们的神秘与肃穆吸引。在那一天，我还相信自己不引人注意，现在看来似乎都不是真的。

老师在那，她要干吗？

她在看湖呢。

为什么看湖？

没有别的事情好做。

有的人真是幸运。

偶尔我逃过午餐，即便它是我薪水的一部分。我去阿蒙森的一家咖啡厅吃饭。波士顿咖啡，和一个三明治，罐头鲑鱼三明治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还有的话。经过精心挑选的鸡肉沙拉。不管怎样，在那我更能感到轻松，似乎无人知道我是谁。

或许我错了。

咖啡厅没有女盥洗室，于是你不得不穿过啤酒屋的入口去隔壁的饭店。啤酒屋又暗又吵，散发着一股啤酒和威士忌的味道，扑面而来的阵阵香烟和雪茄烟雾能呛得你跌个跟头。但是伐木工们，那些来自锯木厂的男人们，决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冲你尖叫，他们深陷男人的世界，大声说着自己的故事。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找女人，实际上他们更渴望的，可能还是如何摆脱那种羁绊，暂时或者永远。

医生在那条最主要的大街上有间办公室，只是栋一层的小建筑，所以他住在另外的某个地方。我碰巧从助理护士那知道没有福克斯夫人。在唯一的一条小街上，我发现一栋房子，可能是他的，一栋灰泥抹顶的房子，前门上方有个天窗，窗台上堆著书。这地方看上去有些萧瑟，但显得井井有条，能使人联想到一种最起码的考究舒适，一个独身男人、一个自律的独身男人能设法做到的考究舒适。

镇中学就在居民街的尽头，一天下午，我在那儿的广场上遇到了玛丽。她正在参与一场雪球大战，看上去是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战争。她看见我，大声喊道：嗨！老师！并把一个雪球在两手间随意地抛来抛去。她漫步穿过街道，明天见！她扭过头去说道，多少有些像是警告谁也不能跟着她。

你回家去吗？她说，我也要回去，我以前常搭雷迪的便车，但是他下班总是太晚。你要怎么走？搭电车吗？

我说是的。玛丽说道：哦，我可以带你抄条近路，你也能省下车费。是条林中小径。

她带着我爬上了一条狭窄的仅能容身通过的小路，这条小路在小镇上方延伸，穿过森林，经过锯木厂。

这是雷迪常走的路。她说。

在锯木厂后面，在我们下方的树林中，有几块丑陋的砍伐地和几间小木屋。显然有人住在那，因为有柴堆、晾衣绳和袅袅炊烟。从一间小木屋中跑出来一只狂吠乱叫大得像只狼的狗。

闭嘴！玛丽喊道。她飞快地团起一个雪球砸了过去，正中那狗的两眼间。狗急转身跑开，玛丽又团起一个雪球准备在它的屁股上再来一下，一个围着围裙的女人跑出来喊道：你快要打死它了！

打死这垃圾才大快人心呐！

我会让我老伴也这样对待你的。

等着那天吧，你那老家伙连狗屎房子也打不中。

那狗隔着段距离跟在我们后边，不时发出虚张声势的吠叫。

我能摆平任何一只狗。别担心。玛丽说，我打赌我也能摆平一头熊，如果我们遇到的话。

这个时候熊不是已经冬眠了吗？我被那只狗吓坏了，但还是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

是啊，但你永远搞不明白，曾有只熊早早跑出来，它跑进了森的垃圾堆，我妈一转身，发现它在那。雷迪拿枪打它。雷迪过去常带我和安娜贝尔坐雪橇外出，有时也有别的小孩。雷迪有一个很奇特的哨子，能吓跑熊。它发出的声音音调很高，人的耳朵受不了。

真的吗？那哨子什么样？

它不是那种哨子，我的意思是说他是用嘴吹出哨子的声音。

我想起了他在课堂上的表演。

我不知道。可能他说过这样能让安娜贝尔不那么害怕。她几乎不能坐雪橇，他不得不亲自用平底长橇拉着她。有时我也跳上去，他会说：什么情况？这有一吨重了。接着他会突然回头想抓住我，但他从未抓住过我。于是他问安娜贝尔：是什么这么重？你早餐到底吃的什么呀？安娜贝尔从不说出来，她永远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朋友。

学校里的女孩们怎样？她们友好吗？

没什么人好玩时我才和她们一起闲逛。她们不值一提。安娜贝尔的生日和我在同一个月，六月。雷迪会带我们去湖上划船，他教我们游泳，哦，只是教我。他不得不一直抱着安娜贝尔她不能真学。有次雷迪自己一个人游远了，我们就把他的鞋子都装上沙。后来，我们十二岁生日，我们不能像那样出去玩了，但我和安娜贝尔去雷迪家吃蛋糕。安娜贝尔一点也吃不下去了，于是雷迪开车带我们出去喂海鸥，我们往车窗外扔蛋糕，海鸥尖叫着争抢，我们都笑疯了。但雷迪不得不停下来抱着安娜贝尔，以防她大出血。

那以后，玛丽说，那以后就再也不准我去看她了。我妈从不准我跟那些患结核病的孩子呆在一起。但雷迪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阻止的，后来他这样做了。我都快疯了。安娜贝尔再也没有开心过她病得太厉害了。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她的坟墓，不过那儿什么标记都没有。雷迪和我打算做一个，等他有空。如果我们刚刚在那条大路上直接往前走，不拐弯，我们可能已经走到她的墓地了。

这时我们已走下山坡来到平地上，距森很近了。玛丽说道：哦，我差点忘了。她掏出一满把戏票来。这是为情人节准备的，我们学校正排练这出戏，《萍奈福》（或作《皮纳福》）。我得把这些都卖出去，你可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我在这出剧里演了个角色。

我来到医生在阿蒙森的住处，他带我过来吃晚餐。这邀请在当时看上去像是他的一时冲动。那天他在过道里碰到我，或许他也还不安地记得说过我们要找个时间谈一谈的事。

他建议一起吃晚餐的那晚，正好《萍奈福》上演，而我有张票。我告诉了他，他说：是的，我也有张票，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去。

我觉得我好像答应过玛丽。

呵，那你现在也可以觉得好像没有答应她。会很糟糕的，相信我。

我照他说的做了，尽管我没有看到玛丽并告诉她我不去了。我在他指定的地方等他，在森前门的走廊里等着。我穿上了我最好的裙子，一条墨绿色的绉纱裙，有小小的珍珠纽扣和真的蕾丝领子。双脚塞进了一双麂皮高跟鞋，外套雪地靴。我一直等到他预定的时间都过了起先我有些焦急，护士长可能会在走出办公室时看见我，其次，他也可能忘了约会这件事。后来他出现了，一边扣外套一边道歉。

总有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要处理。他说着话，带我绕过房子向他的汽车走去。

好走吗？他问。我说是的除了我的麂皮鞋他没有把胳膊伸给我。

他的车又旧又破，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汽车一样，没有取暖设备。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时，我松了口气，我不想我们在那饭店里与众人挤作一团，也不想在那咖啡厅里凑合着吃三明治。

到了他家，他叮嘱我等房子暖和点了再脱外套。然后他急急忙忙在壁炉里生起火来。

我是你的管家、厨师兼服务员。他说，这里很快就会变得舒适起来，我很快就会做好晚餐，不需要帮我，我喜欢一个人做饭。你愿意在哪儿等？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前厅翻翻书。在那儿穿着外套可能还不至于不能忍受。灯的开关在门后面。你不介意我听听新闻吧？我听习惯了。

我走进前厅，或多或少地有被勒令离开的感觉，我让厨房的门开着。他过来关门，说：等厨房暖和点了再开吧。他说完就转身回到正在播报战争新闻的CBC电台那阴沉、激动、且近乎肃穆的声音中。

那间屋子里有大量的书，不仅仅是在书架上，桌子、椅子、窗台甚至地板上都堆著书。我翻了翻其中的几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喜欢成批地买书，可能他是几个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哈佛经典之作，威尔杜兰特的历史书，小说和诗歌似乎供应不足，虽然有几本出乎人意料的儿童经典读物。有美国内战的书，有南非战争，拿破仑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尤里乌斯.凯撒的征战，亚马逊河流域和北极的探险，萨克尔顿南极的破冰之旅，约翰富兰克林的死亡探险，多纳集会和失落的部落之谜，牛顿和炼金术，以及兴都库什的秘密。这些书揭示了有人渴望知道，渴望拥有大量的分散的知识。在读书这件事上也许没人的口味是坚定而确切的，因此，当他问我哪部俄罗斯小说时，可能他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饱读了俄罗斯小说。

当他大声说好了时，我打开门，带着这新的疑问问道：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你认可谁？

能重复一遍吗？

在《魔山》中，你是最喜欢纳夫塔，还是最喜欢塞塔姆布里尼？

说老实话，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一对夸夸其谈的家伙，你呢？

塞塔姆布里尼更有同情心，但纳夫塔更风趣。

他们在学校这样教你的？

我从不在学校读这些。我冷冷地说道。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只眉毛又挑了起来。

请原谅。如果这儿有什么令你感兴趣，你随意好了，请随时来这里阅读。我想你应该没有生壁炉的经验，我这有个电取暖器，我会把它装好。就这样吧？我可以很快给你搞一把钥匙。

谢谢你！

猪排，速食土豆泥，罐装豌豆。甜品是从面包房弄来的苹果派，如果他能想到加热一下会更好。

他问起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的大学课程，我的家庭。他说他猜测我应是在中规中矩的环境下长大的。

我的祖父是一位开明的牧师，差不多就是保罗蒂利希那类的。

是吗？开明的基督教小孙女？

不是。

感动。你会觉得我粗鲁吗？

看情况啊。如果你一直像个老板一样盘问我的话，是的。

那么我就继续了，你有男朋友吗？

有。

在服役，我猜。

我说：在海军服役。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考虑到我也不知道他在哪，也从未接到过他正式的来信。

医生起身拿茶。

他在什么样的船上服役？

巡洋舰。另一个不错的选择。一会儿后，我可以让他发射鱼雷，像巡洋舰常干的那样。

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你的茶里加糖还是加盐？

都不要，谢谢！

很好，因为我也什么都不加。你知道，看上去你在撒谎你的脸红了。

如果我以前没有脸红过，那么现在我脸红了。我从头到脚都染上了红晕，汗水在我腋下流淌。我希望不至于毁了我的裙子。

我一喝茶就浑身冒汗。

哦，我知道。

事情不能更糟了，我打定主意要还击。我把话题切换到他身上，问他如何给人动手术，是不是像我听到的那样把病人的肺一切了之？

假如他带着嘲讽、带着更多的优越感回答我可能这是他所认为的调情我相信我会穿上外套走到外面的冰天雪地中。也许他也知道这点，他开始谈论胸廓成形术，当然，清除带病的肺叶近来也越来越流行。

但那样你不是会失去一些病人吗？我说。

他一定认为又可以开开玩笑了。

当然，但是他们能去哪？跑去藏在树林中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去哪，投湖，或者如你所愿他们就不死？有些情况下只是手术没有起到作用而已，就是这样。

但麻烦也接踵而至。他说。他做的很多手术眼看就要像放血一样过时了。一种新药在研制中，链霉素，已在试验中使用。有一些问题自然会有问题，比如对神经系统的毒性，但解决方法也一定能找到。

该把像我这样的锯骨匠（暗指医术不高）淘汰出局。

他洗盘子，我擦干。为了不把我的裙子弄脏，他将一块擦洗毛巾围在我的腰间。当他给毛巾打结时，他把手放到我的上背部，十分沉稳有力，十指分开他可能已经以一种非常专业的方式对我的身体进行了一番估量。那晚我躺到床上后，依然还能感受到那股力，那股从尾指到大拇指的逐渐增长的按压力。我很享受这种感觉。这更重要，真的，远远超过后来我下车前他留在我前额的吻。一个干燥的唇吻，简短而正式，匆忙而郑重地留在我的额头。

我外出时，一把他家的钥匙出现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是从门缝下塞进来的。但我终究没能用上它。如果是别的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一定会抓住机会的，特别是这房间里还有一个取暖器。但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形，他的过去与未来在那房子里无处不在，这不仅不会加大日常的舒适感，反而只会徒生令人极为不安的欢愉。我怀疑我是否还能读得进去一字。

我盼望玛丽经过，好责备我错过了《萍奈福》。我想好了一个托词，我不舒服，感冒了。但接着我又想起来，在这儿感冒可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意味着口罩、消毒甚至是隔离。我马上意识到我不可能隐瞒得了我去拜访医生这件事。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个秘密，即使是护士们，他们什么也没说，或许是他们过于高尚、谨慎，也或许这样的事情早已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但是助理们打趣了我。

那晚的晚餐吃得开心吗？

她们的语气友好，看上去像是很赞成。我的身价涨了。不管我是谁，至少可能会成为一个有男人的女人。

玛丽整整一周都没有露面。

下周六是他说的时间，就在他吻我之前。所以我又在前廊那等着，这一回他没有迟到。我们开车来到他家，我走进前厅，他生壁炉。我看到了那个满是尘埃的取暖器。

不接受我的提议，他说，你是不是认为我言不由衷？我向来心口一致。

我说我不想来镇上只是怕遇到玛丽。

因为错过了她的演出。

那就是说你打算改变你的生活来将就玛丽咯？

菜大部分都和上次一样，猪排，速食土豆泥，玉米粒取代了豌豆。这一次他准许我在厨房帮忙，甚至请我摆好桌子。

你也可以了解东西都放在哪里，我相信都还是相当有条理的。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他在灶前忙碌。他专注、自如的表情，简练、利落的举止，激起了我内心一阵复杂而强烈的情感。我们刚开始吃饭时，有人敲门。他起身拉开门闩，玛丽冲了进来。

她扛着一个硬纸箱，她把它放在桌上，然后脱去外套，露出一件红里透黄的戏服。

情人节快乐。她说，你们没有去看我的演出，所以我把演出给你们搬过来了。

她金鸡独立以便踢掉一只靴子，然后是另一只。她把靴子踢到一边，然后围着桌子神气活现地边跳边唱，声音年轻、饱满而又忧伤。

我是小小金凤花

亲爱的小金凤花

虽然可能我永远不明所以

但我仍然叫小金凤花

可怜的小金凤花

可爱的小金凤花

在玛丽唱歌之前，医生就起身走开，他站在炉子前，忙着刮煎锅里正煎着的猪排。

我为玛丽鼓掌，说道：多么漂亮的戏服啊！

是的，确实非常漂亮。红色的裙子，亮黄色的衬裙，飘飘的白色围兜，带刺绣的紧身胸衣。

我妈做的。

刺绣也是吗？

当然。她一直在做，直到前一天晚上的下午四点才做好。她说着，又表演了旋转和顿足舞。

架子上的盘子叮当作响。我又鼓了鼓掌。我和玛丽都盼着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医生能转过身来，不要不理会我们。我们盼着他能说点什么，哪怕是勉强的，一个出于礼貌的用语。

瞧瞧还有什么，玛丽说，为了情人节。她撕开纸板箱，里面是情人节饼干，都被切成心形，上面抹着厚厚的红色冰激凌。

太棒了。我说，玛丽重又开始她的欢蹦乱跳：

我是萍奈福的船长

是个顶顶好的船长

你非常非常棒，总之能明了

我率领好船员

医生终于转过身来，玛丽向他敬了个礼。

行了，他说，够了。

她不管他，继续唱：

喝彩三声又一声

只为勇敢的萍奈福船长

我说够了。

为了萍奈福的好船长

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餐，而你并没有得到邀请，你明白吗？没有邀请你。

她最终安静下来，不过只安静了一小会儿。

好了，鄙视你，你太不友好了。

你完全不必做这些饼干的，你任由你胖嘟嘟的越来越像头小猪了。

玛丽的脸胀得通红，似乎就要哭了。但她没有哭，反而说道：瞧瞧，是谁在胡说，你都成斗鸡眼了。

够了。

呵，是你够了。

医生捡起她的靴子放到她面前。

穿上。

她穿上靴子，涕泪双流。她猛烈地吸溜着鼻子。

他拿起她的外套，并没有帮她穿上，任由她手忙脚乱地胡套一气。

好了。现在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她拒绝回答。

走着来的，是吧？好吧，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不知自怜而摔进雪堆冻死。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玛丽再也没有朝我看。这一刻满是告别的打击。

当我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我开始清理桌子。我们还没用甜点，依然是苹果派。或许他不知道还有别的种类，也或许这是面包房仅有的甜点。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吃着，冰激凌甜得惊人。不是浆果味的，也不是樱桃味的，只是糖和红色的食用染色剂。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知道我至少应该说声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你的饼干。但这没什么，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这场演出不是为我准备的，或者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了我。

他够残忍的。他的残忍令我震惊。实在是太狠了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这样我们的约会就不会被破坏。这种想法取悦了我，我又因此而感到羞愧。我不知道等他回来后我该跟他说什么好。

可他根本无需我说什么，他直接把我带上了床。这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或者就像对我来说是个惊喜一样，对他来说也意味着同样的惊喜？至少，关于我的童贞，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他不但准备了一只安全套，也给我拿了条毛巾他尽可能持久地、舒缓地进行。我的激情就是惊喜，我俩都这样。

我要娶你。他说。

他送我回家前，把所有的饼干都扔了，所有红色的心，都扔进雪堆去喂冬鸟。

就这样定下来。我们的订婚仪式尽管提到这个词他有点小心翼翼实际上就是我们不公开的合意。婚礼将会随时举行，只要他能有那么一两天的连续假期。一个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跟我的祖父母一个字也没提。我应该清楚这个关于婚礼仪式的打算，是他在毫不关心他人的看法下进行的，那些会使我们感到痛苦的讥笑将远远超出他打算忍受的。

他也不赞成买钻戒。我告诉他我从来就不想要什么钻戒，这倒是真的，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个。他说那就好，他知道我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白痴女孩。

最好不要再在一起吃晚餐了，他说。不仅仅是因为闲话，也因为仅凭一张配给卡很难弄到够两个人吃的肉。我的配给卡用不上，已经交给了经营厨房的人也就是玛丽的妈妈我很快就到森吃晚饭了。

最好不要引起太多的关注。

自然，每个人都会心生怀疑。年长的护士变得热心起来，护士长甚至给了我一个伤感的笑。我精心打扮自己，以一种适度的方式，也几乎没有任何意图。我沉湎于把自己包裹起来，以一种天鹅般的安静，确切地说是双眼低垂，心无旁骛。只是我没有想到那些年长的妇女们正关注着这段私情的发展，她们已做好了在医生决定抛弃我时主持正义的打算。

助理们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并调侃我说她们从我杯中的茶叶上预测到了我婚礼的钟声。

疗养院紧闭的大门里面，整个三月都是忙碌而令人窒息的，这一直是最糟糕的月份，助理们说。由于某些原因，人们在经受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折磨后突然死去。如果有个孩子没有出现在课堂上，我不知道这是意味着一个极其糟糕的变故，还是只是这孩子疑似感冒不得不卧病在床。

不管怎样，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以便医生能做一些安排。他从我房间的门缝下塞进来一张纸条，示意我在四月的第一周前准备好。除非有什么真正的危机，否则他定能设法休一两天假。我们打算去亨茨维尔。

去亨茨维尔我们的结婚暗语。

我已把我的绉纱裙洗干净，仔细叠好放进我的小旅行袋里。我猜想我将不得不在某个女盥洗室换衣服。我一直在搜寻路边，看是否会有早开的野花可采，这样我就可以做个花环。他会同意我拿着个花环吗？但现在即使是对沼泽地里的万寿菊来说也为时过早。除了能看到些干枯的云杉、蔓生着杜松的小岛和沼泽，什么也没有。在路基边，一堆杂乱的石头对我来说变得熟悉起来似血迹斑斑的铁器和花岗岩斜架。

汽车里的收音机一直在播放欢快的音乐，因为盟军已经距柏林越来越近。医生说他们一直拖延着不让俄军最先进城。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现在我们已远离了阿蒙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里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走过的最远的路程，我被激起某种强烈的情感，为源自他那男性的对我的忽视我相信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彻底扭转以及他漫不经心的驾驶技巧。他是个外科医生，这非常令人兴奋，虽然我从不承认这点。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到任何沼泽、肮脏泥泞的洞穴，或是粉身碎骨，以便他施以援手，如果他想要一个正当合理的邂逅。我也知道，我必须将这种感情深埋心中。

我开始想眼前的事。我希望我们一到亨茨维尔就能找到一个牧师，我希望我们能肩并肩地站在一间起居室内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温馨文雅的起居室。

但是，等到了那儿，我才发现还有别的方式可以结婚，我的新郎对结婚暗怀我未曾察觉的憎恨，他压根儿没想到要找牧师，在亨茨维尔的市政厅，我们填写了一些表格，发誓要结为一体，然后由治安法官宣布我们婚约成立。

午餐时间到了，阿里斯特把车停在一家餐馆前，这餐馆看上去就像是阿蒙森那家咖啡厅的亲表兄。

我们要在这吃吗？

他细究了下我的表情，改变了主意。

不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在一家餐厅那冷冰冰的前厅用完了午餐，这家餐厅打着鸡肉套餐的广告，看上去也有些故作风雅。盘子也是冷的，没有别的正餐，也没有播放电台音乐，只有我们用力切那黏糊糊的鸡肉时发出的餐具碰撞声。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如果我们在他最初建议的那家餐馆吃饭，一定会吃得愉快些。

然而，我发现找寻什么女盥洗室实在是需要勇气，在那，寒冷的空气比那间餐馆前厅更令人沮丧，我抖抖索索地穿上我那条绿裙子，重新涂上唇膏，并把头发扎好。

我走出盥洗室时，阿里斯特站起来迎接我，他笑着紧握我手，说我看上去真好看。我们手拉着手，有些拘谨地走回到汽车那。他为我打开门，绕回到驾驶室上车。他坐好后，把车钥匙插进去点火，接着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仓库前，雪铲正半价出售，窗户上仍有代磨滑雪冰刀的招牌。

街道对面有栋木屋，漆着油亮的黄色。屋前的台阶看上去极不安全，两块木板呈X形钉在台阶上。阿里斯特的小车前停着辆大卡车，战前的式样，带踏板和边缘锈迹斑斑的挡泥板。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内走出来，进到大卡车内。先是一阵发动机的轰鸣，接着大卡车原地跳了几跳，然后才扬长而去。一辆印有五金店名字的货车想停到刚腾出来的空间内，但地方不够大。司机下车过来敲了敲阿里斯特的车窗，阿里斯特吃了一惊如果他先前没有如此热切地在那说话，他一定早就留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穿工装裤的男人问我们是否要到五金店内购物，如果不是的话，能不能请我们离开。

就走。阿里斯特说。这个坐在我旁边、就要跟我结婚的男人，现在已不想娶我了。我们正要走。

我们。他说我们。有那么一刻，我贪恋着这个词，接着我想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被包含在他的我们之内。

这无关我们，也无关那些使真相清晰呈现于我面前的种种，仅仅是他和那货车司机间的男人对男人的语气，他的平静而适度的歉意。我差点祈求他能继续之前的谈话，在他没有注意到货车打算停进来之前的谈话。他说的话虽然令人害怕，但至少他在咬牙坚持，他的克制，他的心不在焉，以及他的声音都透着一种痛苦，无论他在说什么，他都大声说出了他和我在床上时说出的那些，同样抵达内心深处的那些。当然他不是现在才说出的，而是在他和那个男人说完之后的事情了。他摇上车窗，全部注意力都在那辆货车上，他把车倒出那狭小的空间后开走，以便不必与那货车签下购物协议，似乎已没什么好说，也没什么好做的了。

我不能这样做。他说。

他再也受不了了。

他无法解释。

他只是感到这是个错误。

我发觉要不是听着他的说话声，我都没办法去看代磨冰刀招牌上弯曲的S形标记，或是那栋黄色房子台阶上由粗糙的木板钉成的X。

我现在送你去火车站，我会买张去多伦多的票给你，我确定下午晚些时候会有辆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会编出个合情合理的由头，找人把你的东西打包，请把你在多伦多的地址给我，我想我没有保存你的地址。哦，我会给你出份证明，你的工作做得不错，无论如何你不需要做完这学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孩子们将被转移到另一家疗养院去。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全新的音调，几乎是有些愉快的，一种终于解脱的口吻。他也在努力掩饰，不让我在离开之前察觉到。

我看着街道，就像是被送去赴死。然而还不是，还不完全是，这还不是我最后一次聆听他的声音。还不是。

他都没有问去火车站怎么走。我大声责问他，是不是以前他就常这样把女孩送到火车站。

别这样。他说。

每一次拐弯都像是将我生命中剩余的东西折断了一次。

五点有趟去多伦多的车。他去问询时我就在车里等着。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票，迈着在我看来分外轻快的步伐。他一定是意识到了这点，因而当他走近时他变得沉稳起来。车站里很舒服很暖和，还有个女士专用候车室。他为我打开车门。

也许你愿意我等会儿，并看着你离开？或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点像样的甜点。那个餐馆太糟糕了。

我一下变得激动起来。我下了车，领先他一步走进车站。他指着女士候车室，冲我高挑起一只眉毛，想开个最后的玩笑。

或许有天，你会把这一天看作是你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

我特意坐在候车室里能看到车站前门的一张长椅上，如果他回来，我就能看见他。或许他会告诉我这只是一个玩笑，或者一个考验，就像那些中世纪的戏剧里常演的那样。也或许他会改变心意，当他沿着高速公路飞驰，看见淡白的春日的阳光照耀在我们刚刚一起经过的那些石头上，他会意识到他的愚蠢，他会飞快调头跑回来。

距去多伦多的火车进站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但火车似乎是马上就来了。即使这些奇怪的想法在我脑海里翻腾，我还是像被根绳子牵着似地登上了火车。离站的汽笛长鸣，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目光扫过站台。现在跳下车去还不太晚，跳下火车，穿过车站，跑过街道，到他停车的地方去，到他刚刚止步不前、苦思冥想的地方去，还不太晚，求求上帝这一切都还不算太晚。

我要跑去见他。还不算晚。

突然车厢里一阵混乱，喧哗声阵阵。不只一个人，而是一群晚到者，在座椅间挤来挤去。是一群穿着运动服的高中女生。她们引起的混乱招致了一片嘘声，列车员对她们争抢座位表示不满，并催促她们赶紧坐好。

她们中的一个，也许还是最吵的那一个，就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

但她跑过来了，大声喊我的名字，问我要去哪。

去看一个朋友。我告诉她。

她一屁股坐在我身边的位子上，告诉我她们和亨茨维尔高中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这是一场狂欢。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不是吗？她开心地嚷道。其他人咯咯地傻笑。她提到比分，确实令人震惊。

你穿得多整齐。她说。但她似乎也不是很关心我的穿着。她看上去对我的解释也没什么真正的兴趣。

当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我的外祖父母时，她几乎没有在听。关于阿里斯特也是一句话没有，哪怕是说他句坏话。她一定没有忘记，应该只是把那一幕，还有从前的她自己都束之高阁、深埋心底了。也许她真的是那种举重若轻的人。我为她感到高兴，尽管当时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留给我自己的问题是，火车到达阿蒙森时我还能做什么？弃车而去，跑到他家里，要求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真是终身蒙羞啊！

事实上，火车在阿蒙森停得并不长，刚好够女孩子们集合的，列车员一个劲警告她们，说如果再不快点，她们就只好坐到多伦多去了。

很多年来，我都在幻想着与他偶遇。我活着，只是活着，在多伦多。在我看来，所有的人都终老多伦多，我也不例外。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是这种状态。接着，十多年后，这件事终于发生了。在穿过一条人流涌动、无法独自慢行的街头时，我们迎面走近，彼此凝视了一会儿，几乎同时，一丝无法掩饰的惊讶绽放在我们那饱经时光摧残的脸上。

他叫起来：你好吗？我回答说：很好。然后出于礼貌，我们又彼此道了声珍重。

那一刻，一切大体上都还真实。因为要支付我丈夫的一个孩子积欠的债务，我正与我丈夫进行着无休止的争吵。那个下午，我去美术馆看一个展览，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他再次回头冲我喊道：一切顺意！

看起来仍然好像我们会走出拥挤的人流，似乎片刻之后我们就能在一起。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而已。我们也可以各行各路，事实上我们就这样做了。

没有泣不成声。当我走到人行道上时，他也没有伸手环住我肩。我只捕捉到他眼光的一闪亮，在他一只眼比另一只眼忽地睁得大了些的那一刻。是左眼总是左眼，一如我还记得的那样。而且看上去总是如此陌生、戒备而又迷惘，似乎他想起了某些疯狂而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几乎要令他笑起来。

就这些。我继续朝家里走去。

感觉和我离开阿蒙森时一模一样，火车拖着我前行，恍若梦中。

而关于爱，显然，什么也没能改变。

不（短篇小说）

罗朋在江堤走来走去，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

罗朋理了发，穿上洗过几水的西装。黑皮鞋擦了油，在阳光里一闪一闪。

罗朋走过来的时候，看见江堤下外滩公园里有一对一对的情侣，他们或者十指相扣，在鹅卵石小道上把手像跳绳一样一下一下高高的甩起来，或者在草地上并排躺着，望着天空越来越高的风筝，或者相对地紧紧拥在一起，像一座一动不动的雕塑。

罗朋又掉转头走回去。他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很随便地走走，又好像掉了什么东西，在那里寻寻觅觅。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他身体里发芽、生长，他感觉身体似乎在膨胀，那种疯长的东西随时欲破皮而出，把他整个儿弄得千孔百疮。他心神不定，焦灼不安亢奋异常。

罗朋找了一个不上工地的借口，就在春光灿烂的这天下午，在江堤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江堤的另一边，一排房子的某一间走出一个女人。女人上堤，径直走到罗朋跟前，女人笑吟吟地和罗朋说话了：大哥，看你在河堤上走了半天，走，到下面喝口茶，休息休息。

不，不，不。罗朋好像走着去办一件事情，径直朝前走。

女人就笑着牵着了他的手。

不，不，不。罗朋飞快地看了看左边，又看了看右边，却被那女人轻轻地牵进了房间里。

不，不，不。罗朋的心突突狂跳。

大哥。女人甜甜地叫他，好像两人上辈子就认得了似的。女人的眼光勾勾的。女人开始解自己的衣扣。

我老婆不在家，打工去了。罗朋低声咕噜着，好像有人在问他似的。

你老婆也打工去了？女人脱去外衣。

我老婆打工去了，我老婆不在家。罗朋好像说给女人听，又好像说给自己听。

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呢？

不、不不。罗朋坚决又急急地说。

我们回家了，也和老公说在外面打工。

罗朋脸上有汗，但他却把脱下的西装又穿上了。女人不解地看着他。罗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早已搓成条的五十元钞票塞进女人手里。女人不做声，小心翼翼地把钱展开，反正看了看，插进了罗朋西装口袋里。然后转一个身，背对了罗朋，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穿好。罗朋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他默默地、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那女人也不看他，把头向在一边。

罗朋出了门，贼一样看了看左边，又看了看右边，然后狂奔着上了河堤，再冲到江堤下的公园里。公园草地的缓坡斜进水里。罗朋没有停，径直冲入江水中。水齐了他的膝盖，他站住了。望了对面屋宇巍峨的城市一眼，突然，罗朋弯下腰，像传说中的鸵鸟把头埋进沙子一样把头埋进水里。

华灯初上，公园里情侣们在缠绵、在疯狂地接吻。樱花像雪片一样落下来，把他们包裹......

没有人注意江水里的男人。没有人会注意江水里一个叫罗朋的三十岁的、来自乡下的男人。

两岸城市赤橙黄绿的光映在江水里，光怪陆离。

城市市在狂欢。

城市在狂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