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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爱情写成生动的故事，想到以前的时候我会翻看我们的故事，我们究竟记录了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那么下面是迷你句子网小编收集整理的"沉重的负担"，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

我已年近五旬，论工龄三十二年了，论教龄却还不足十年。我是“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摘掉了“臭老九”帽子，自以为从此会“香”起来，便决定“以工代教”当一名人民教师。后头两次调资我都没能调上，家属户口也一直不能“农转非”。因为文件规定工资达到中教五级才能给家属转户口，我属于“以工代教”，五十多元工资还套不上中教七级。有大专文凭也能转户口，我正在进修，还没领到文凭。

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家里分了责任田，我就有了“后顾之忧”——总还得解决全家的温饱吧！于是教学种田两头忙，两头都难免受影响。受苦受累，春种秋收，到头来口粮仍不能满足。对这我并无怨言，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一般干部和众多老教师家里有责任田的大有人在。怨只怨我命不好，没修下个好身体，又上无父母、中无可依靠的兄弟、下无成丁子女助力，没有人能为我分担一点耕耘之苦。只有妻子能上地，往年大部分农活都由她承担，不幸今年患了骨质增生，连锄草收割的活都不能干。今秋收割打场就只我一人折腾，累得我叫苦不迭，站着干支持不住蹲下，蹲着不行再跪下，都快老牛卧犁沟趴下了。

我不禁对天呼喊：各级部门能否发发慈悲，为我们中小学教师解决点后顾之忧？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qG1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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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你的爱太沉重

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由于正值冬季，人们都早早的吃完了晚饭，躺在床上看电视。

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打破了夜的宁静。一个女孩降生在人间，她就是江映雪。当时正好漫天飞雪，所以家人给她取了这个很诗意的名字。

映雪一天一天的长大，转眼就八岁了。虽然只有八岁，但小映雪却像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修长的身材，黑的发亮的头发。映雪很懂事，也很可爱。爱説爱笑，大人们都很喜欢她。映雪不但长得好看，学习成绩也很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十三岁那年，映雪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镇上的一所中学。爸爸妈妈非常的高兴，有这么一个漂亮，懂事，学习又好的女儿。

映雪的家并不富裕，爸爸为了让映雪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在农闲之外，还帮别人做些零活。就是从山上往山下拉石头。别人都説太苦太累，很少有人去做。可映雪的爸爸却説为了映雪苦点累点也愿意。

山路很不好走，特别是下山，石头又重，就更难走了。一天刚下过大雨，山路更滑了。映雪的爸爸，想拉完这最后一趟。在经过一转弯处时，脚下一滑，连人带车一起掉下了山崖。一百多米高的山崖掉下来可想而知。

当人们找到他时，人早就死了。噩耗传来，一家人悲痛欲绝。爷爷听到消息后，由于伤心，加上心脏不好，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人们扶起已经昏迷的爷爷，可爷爷还是没能挺过去，没过多久也随着映雪的爸爸撒手人寰。

小小的映雪知道，爸爸和爷爷再也不会和自己説话了，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疼爱的抚摸自己的头了。自己永远也不会再向他们撒娇了。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消瘦的她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以前爱説爱笑的映雪也变得沉默寡言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见了大人就喊叔叔阿姨的映雪了。学习成绩也下降了很多。

可日子还是要过，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妈妈的肩上。妈妈家里地里两头忙，闲时还要帮别人做些散活。晚上常常到深夜，就为了多做几双鞋垫，补贴家用。妈妈的辛苦，映雪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所辛，映雪没有让妈妈失望，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

可是上了高中，开销就更大了，妈妈好不容易东借西借总算是筹够了学费。妈妈虽然脸上很高兴，但映雪知道，妈妈以后会更加的辛苦。

有好几次，映雪的妈妈因为太累，都昏过去了。映雪知道后，心都在滴血。她告诉妈妈，自己不想再读书了，不想让妈妈太累了。可妈妈却説，你不读书，你做什么，你不读书，你对的起你爸爸，对的起我吗。只有你好好读书，以后考上大学，妈妈就是再苦再累也愿意，妈妈一定让你读完大学。

映雪知道自己不能再坚持不读书了，否则就更对不起妈妈了。自己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对的起妈妈。妈妈为了自己太苦了，也太累了，这辈子都无法报答她的恩情了。自己只有努力的读书，等有工作了，好好的照顾她，再也不叫她受苦了。

一天夜里，映雪做完功课，准备去休息，看见妈妈还在做活。想让妈妈也去休息，刚一站起来，忽然感觉两眼发黑，浑身无力眼看就要摔倒。这时，刚好妈妈看见了，赶紧过来扶住了她。看见映雪脸色苍白，妈妈用手贴在映雪的额头上，顿时吓了一跳，映雪的头发烫。肯定是发烧了，可现在是深夜，家里有没有药，离镇上的小诊所有好几里路。这时映雪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妈妈二话不説，背起映雪就往外走。

外面漆黑一片，妈妈深一脚，浅一脚，本就消瘦的妈妈，又背着映雪，只能慢慢的摸索着往前走。映雪迷糊迷糊的感觉，妈妈很累，妈妈喘着粗气，左摇右晃。妈妈的背都湿透了。妈妈，放下我吧，我能走。映雪哭喊着。妈妈还是慢慢的走着。脚下的路根本就看不见，妈妈的脚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下子往前趴了下去。映雪也摔倒在地上，映雪，你没事吧，妈妈喊着，妈妈扶起了映雪。映雪无意碰到了妈妈的腿，感觉湿湿的。映雪仔细一看，是血，妈妈受伤了，妈妈的腿流血了。妈妈的脸也摔破了，也在流血。

映雪哭喊着妈妈，你的腿流血了，你受伤了。妈妈也哭了映雪别哭，妈妈没用，妈妈背不动你，再坚持一会，就快到了。

妈妈，是我没用，是我拖累了你，你太苦了，来生，我再也不要做你的女儿，你的爱太沉重了，女儿承受不起。来生再也不要你来照顾我。我做牛做马也不能报答你了。

漆黑的夜，冷冷的风，寂静的夜只有两人的哭声。连鸟都沉静了，仿佛要见证这世间独一无二的爱。连月亮都躲了起来，不愿目睹这悲惨的一幕。

荒唐的母爱沉重的心

荒唐的母爱沉重的心

为了给儿子保全上千万元的家产，她手执榔头、匕首杀害了睡梦中的丈夫，然后跳楼自杀但她却忽略了儿子的感受。

工程师勇敢下嫁，营业员丈夫不甘落后

1984年11月，29岁的吴炎和同龄的杨亮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前，吴炎的亲友并不看好这桩郎貌女才式的婚姻。吴炎持有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本科文凭，在上海市吴泾化工厂担任化工工程师，而杨亮则是闵行区一家商场里的普通营业员，两人身份落差太大了。

吴炎和杨亮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吴炎刚刚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到安徽东至县化工厂工作，几年后当她调回上海工作时，已成大龄未婚青年，一直没能找到意中人。1983年10月的一天，吴炎参加上海市总工会举办的联欢活动，意外地遇到了中学同学杨亮。10多年未见，他已成了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两人很快擦出了爱的火花。

结婚两年后，他们的儿子杨小亮出生了。望着活泼可爱的儿子，夫妻俩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么小的孩子，谁来照看呢？此时，杨亮体谅妻子工作的重要性，主动申请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在家当起了男保姆。对于丈夫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吴炎感激不尽，逢人就说：找个会居家过日子的男人，真的省心又省力。

1991年春节后，杨小亮进了幼儿园，杨亮才重回商场上班。没多久，吴炎顺利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妻贵夫荣固然可喜可贺，但烦恼随之而来：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和邻居们一致认为杨亮只是衣服架子而已，吴炎作为高级工程师嫁错了人。

面对这些风言风语，杨亮萌生了自学成才的念头。吴炎自然是举双手支持。吴炎去书店买来一大堆经济贸易方面的书籍，对丈夫说：你头脑活络，天生是个经商的料，你利用业余时间多充电吧。

经过近三年的埋头攻读，杨亮自我感觉已经掌握了经商的奥妙，理论上也提升到了相当的层次。但是吴炎仍然不满足于丈夫的进步，为杨亮报考了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大专班的自考专业。杨亮知道后，担心自己过不了关。吴炎反复开导，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就算你是一块朽木，我也要把你雕成精美的艺术品！3年后，杨亮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专文凭。不久，他就被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聘为了外销员。

杨亮换了工作后，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第一年干下来，他的业绩在公司所有外销员中名列前茅，拿到了近40万元的提成。舆论的风向标随之变了，大家都认为吴炎不愧是高级工程师，很有眼光，终于把丈夫由垃圾股捂成了绩优股。吴炎却认为杨亮读中学时就很有上进心，属于大器晚成。

2000年，吴炎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特地从厂里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杨亮表示不理解，吴炎却说：我这是丢卒保帅啊。有了更多的闲暇，吴炎对股市产生了兴趣。她非常想投身股海，却又担心会被套牢。杨亮大胆地拿出100余万元存款，让妻子砸进了股市里。一年后，夫妻俩账户上多出了近100万元。

之后，杨亮从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跳槽至上海市兴亚报关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年薪逾百万元。至2003年底，吴炎和杨亮已在上海市区拥有3套高级住宅，家产达到了1000余万元。夫妻俩和儿子住在150余平方米的复式楼里，其乐融融。

丈夫移情别恋，怨妻以净身出户相要挟

然而2004年3月的一天，吴炎给杨亮整理衣物时，从他换下来的衬衣上发现一根微微鬈曲的长发。直觉告诉她：这是另一个女人的！自从杨亮升任副总经理后，吴炎就担心丈夫也像其他大款那样花心，可她总是安慰自己：她和杨亮是患难夫妻，他绝对不可能背叛自己。没想到，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此后，吴炎对杨亮多了个心眼。没多久，她发现丈夫除了那部以136开头的手机外，还有一部以139开头的手机，这是她所不知道的。吴炎断定这部手机有猫腻，就请电信局的朋友调出了3个月的通话记录和短信内容。她顺藤摸瓜，丈夫的助手兼情人何峻梅浮出了水面

面对证据，杨亮只好向妻子承认：早在一年前他就与何峻梅有了不正当的关系。吴炎简直气晕了，声称要死给他看。杨亮吓坏了，跪在她的面前忏悔，还写下了一份保证书。在吴炎的强烈要求下，杨亮只得给何峻梅调换了工作，并赔偿她20万元损失费，两人算是断绝了关系。为巩固这一成果，吴炎给何峻梅的丈夫写了一封匿名信，举报何峻梅与杨亮的私情。丈夫的情人虽然被赶跑了，但吴炎并没有抹去心里的阴影。直到2004年8月，她的心里才有了一抹阳光，那是因为儿子收到了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可是，正当她沉浸在儿子金榜题名的喜悦之中，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杨亮到家后脱掉外衣进卫生间洗澡去了，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吴炎拿出手机，在手机屏幕上看见了杨亮和一个漂亮女子亲密相依的合影。她正要打开手机详细检查，杨亮一头冲进屋里抢过了手机吴炎怀疑丈夫又找了个情人，杨亮矢口否认：那是电脑合成照，那个女人是香港影星。

为揭穿丈夫的谎言，吴炎花了2万元雇了一个私家侦探调查丈夫。当吴炎从私家侦探手中接过3盘录像带，看完后，她差点儿晕倒在地。原来，杨亮又找了个情人，名叫陈绮。陈绮小杨亮20多岁，也是他的助手。杨亮非常喜欢这个小情人，隔三岔五陪她去逛街、喝咖啡，两人的爱巢就在杨亮公司附近。与何峻梅相比，这个情人更可怕，她结婚不到一年就以性格不合为由，同丈夫离了婚

当天晚上，杨亮刚回到家，吴炎就把3盘录像带朝他面前一放，说：瞧你做的好事！我同你结婚20年了，牺牲了自己的前程，成全了你的事业，你却在外面接二连三找情人！

杨亮一声不吭。最后，吴炎问杨亮怎么办。杨亮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你来定。吴炎给他指点了一条出路：你净身出户吧，把所有的家产都留给我和儿子。杨亮坚决不同意：我们俩共有的房产和家产，大多是我挣的，你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吴炎怒不可遏，用手指着他说：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你是过错方，就得为自己的过错买单！两人争吵两个多钟头后，吴炎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你今天不给我写下一份材料，我就打电话报警，非要搞得你身败名裂！杨亮只得写下了一份《离婚承诺书》：我只带衣服离开这个家，一切财产都归妻子吴炎所有，每月支付儿子1000元学费、生活费，另每月为儿子存款2000元直至他结婚。

第二天，吴炎拿着这份承诺书，催促杨亮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没想到，杨亮反悔了：这份承诺书是你逼我写下的，我肯定做不到！夫妻俩再次争吵起来。杨亮声称要带着3盘录像带上法庭打离婚官司，让他得不到任何家产。杨亮告诉她：我向律师咨询过了，那几盘录像带在法庭上是不能作为证据的。此后，两人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亲友和同事们纷纷出面调解，但吴炎和杨亮均明确表示和好已无可能，分手是早迟的事情。

2005年11月中旬的一天，吴炎不堪失眠、神经衰弱等病症的折磨，决定在财产分割问题上作些让步，以尽快走出这摇摇欲坠的婚姻城堡。她提出：儿子大学毕业后要出国留学，两人在分割家产前，必须先划出一块给儿子。杨亮不同意，认为儿子已年满18周岁，不应参与分割家产。吴炎不知同杨亮费了多少口舌，杨亮终于写下了一纸《离婚协议》：杨小亮归吴炎抚养，我每月补贴抚养费4000元，直至他参加工作为止。现在居住的这套房产及里面所有电器和家具都归儿子所有。其余家产，我和吴炎对半分。看完这份协议后，吴炎说：这是我所能接受的底线，希望你不要食言。

半个月后，吴炎突然向杨亮提出：你一次性付清儿子抚养费吧。杨亮要她给出一个具体数字。吴炎算了一笔账：小亮现在读大二，大学毕业后要读研、读博，总共需要8年时间。你每年给4。8万元，凑个整数拿出40万吧。杨亮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不可能！吴炎当场火冒三丈，指着丈夫说：我知道，你为了情人，连儿子都不认了！两人再次大吵起来。

之后，吴炎担心自己与丈夫闹离婚闹得这么凶，有可能发生不测，就抹着眼泪写了一份遗嘱：我将挂在自己和丈夫杨亮名下的房产、股票、存款、现金以及其它财产、财物等全部由杨小亮一人继承，我坚决不让丈夫杨亮继续享有我的财产！吴炎把遗嘱装入信封、糊好封口后，交到杨小亮的手中，再三关照他：这是我写给你的最重要的一封信，你一定妥善保管，记住现在不能看，等你工作后再看吧。杨小亮点了点头，反问一句：妈妈，您和爸爸为什么不能互让一步呢？虽然您和爸爸都瞒着我，但我早就猜出来了吴炎打断儿子的话：我和你爸之间的事情太复杂了，你就装作不知道吧

肥水岂能落入外人田？这一榔头砸下去太沉重

2006年元旦过后，吴炎和杨亮进入分居状态。她和儿子住在二楼，杨亮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把一楼的书房变成自己的卧室。吴炎一次次催杨亮将住的这套房子过户给儿子，然后给儿子拿出40万元抚养费。可杨亮又有了新的理由：儿子很快就要大学毕业了，给他这么多钱还有房子，岂不是让他当啃老族？

直到8月初，吴炎和杨亮仍没达成共识。吴炎惦记着8月29日是儿子20周岁生日，很想在此之前让丈夫把这套房子和40万元抚养费交到儿子手中。

8月15日，吴炎约杨亮晚上一起吃饭，当着儿子的面商谈财产分割问题。杨亮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当天晚上8时许，吴炎和杨亮、杨小亮一起去小区附近的饭店吃饭。席间，吴炎和杨亮考虑到儿子在场，谈话也就很艺术。夫妻俩围绕着两个主人切蛋糕的话题议论开了，杨亮说：蛋糕就这么大，当然是一人切一半。吴炎说：你别忘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客人没来呢，应该先切出一块留给客人，两个主人再分享剩下的蛋糕这时杨小亮插话：爸、妈，你们吴炎挥了挥手说：不要插话，你只管坐在一边听。吴炎和杨亮边吃边谈，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小时。杨小亮先回去休息了。饭店打烊后，吴炎与杨亮才离开饭店。杨亮最终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放弃对住的这套房子的权利！这套房子早就增值了，现在没300万元拿不下来，我要卖掉这套房子，同你平分家产。吴炎没有想到丈夫会说出如此势利的话。她反问道：我们以前不是说好把这套房子留给儿子的吗？你和我都是大半截入土的人了，不替儿子考虑替谁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杨亮打着哈欠进了书房休息。吴炎上楼轻手轻脚地走进儿子的房间，没敢惊动儿子，只是在儿子床边坐了一会儿。随后，吴炎来到一楼的书房门口，看见钥匙插在门上没拔出来。她坐在地板上，陷入痛苦的回忆她突然想到了自杀，但又觉得这样反倒成全了杨亮和他的情人，真是死得不值。反复思考后，她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杨亮同归于尽，不让肥水流入外人田，算是给儿子献出了最后的爱。有了这个自以为聪明的想法，吴炎顿时有了胆量和勇气。于是，她从壁橱里取出一把木柄榔头、一把匕首，这是她当年在安徽东至县化工厂工作时带回来的纪念品。她拿着榔头和匕首，开门进了书房。杨亮躺在席梦思床垫上，睡得很沉。吴炎在书房里站了一会儿，见杨亮没什么反应，就把匕首放在地板上，双手举起榔头朝杨亮的头部狠狠地敲下去杨亮突然坐了起来，顺手打开了台灯，两眼紧盯着她，没有对她说出一句话。吴炎心里一紧张，就哭着问道：我送你去医院好吗？杨亮没有回答。她又问了一句：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和儿子？话音刚落，杨亮从地板上拿起匕首，朝吴炎的胸部刺来。吴炎迅速闪开后，同他扭打在一起。瘦小乏力的吴炎显然不是杨亮的对手。很快，杨亮把她按倒在地板上。吴炎趁其不备，拿起手边的榔头，对着杨亮的头部一通乱敲，直至他满脸是血，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吴炎忍不住放声大哭。她一边哭，一边问他：你为何要这样对待我和儿子？杨亮没有回答，试图挣扎着想坐起来，吴炎一急，又对着他的头部追加了一榔头。杨亮躺在地上，面部呈现出痛苦不堪的表情。吴炎放下榔头，一把抱住他，哭着说：我现在也救不了你了，你这样也很难过，我早点送你走吧。说完，她拿起匕首，拼尽全身的力气，朝他的颈部刺了一刀，紧接着又朝他的胸部刺了一刀

吴炎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体内的鲜血汩汩直流，头脑里一片空白。这时，狗窝里的两只贵宾犬汪汪叫了起来，她赶紧抱起这两只宠物扔到客厅里，然后冲着楼上高呼儿子的名字，儿子被叫醒了，站在楼梯口问：妈妈，有啥事？她叫儿子不要开灯，把两只狗抱到楼上去，然后打110报警。

不一会儿，杨小亮使劲敲书房门。吴炎把门反锁上，不让他进来，然后用匕首抹脖子，因双手直打颤而没能成功。接着，她拿起匕首，朝心脏和肺部刺去，同样未能成功。最后，她打开书房窗户，拿着匕首从三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民警赶到。杨亮已死亡，吴炎被送往医院抢救。杨小亮对父亲的惨死和母亲的坠楼并不知情。回到空荡荡的家里，他想起了去年母亲曾交给他的那封信。他看了那封遗嘱后，不由得放声大哭。

吴炎一心为了儿子，却没想到这桩血案在儿子心里所留下的阴影，也许一生都难以抹去，而等待着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写父亲，太沉重

在朝阳与晚霞之间，依旧挥汗如雨，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岁月的沟壑中的赫然而现的那种绚丽，我知道，那叫父爱。 ----题记

我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什么，可在执笔之后，却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总觉得，写父亲，太沉重。请问有谁能用短短的几句话就能将那份厚重的父爱说得清、道得明呢。

夕阳下，柏油马路升腾起黄色的烟尘，似乎要被烤化了一般。独自走在林荫道上，享受着阵阵凉风对我絮乱的大脑进行梳理的惬意，希望能在这惬意中思索到一些可写的内容。

走着走着，我突然被一阵特别而又熟悉的音乐吸引住。我驻足细细的倾听音乐的来源，最后在分辨方向后，脚似乎被某种力量牵引着，不自觉地向那边走去。不久，一幢正在施工的大楼出现在我眼前。十多位工人正在当当的敲着，犹如一曲激昂的交响曲。这熟悉的音乐让我想到了父亲。我想，父亲想在也是在家乡里坐着这类工作吧。

远在家乡的父亲，与这里的工人是一样的，都要在烈日寒风中站在每幢新建筑的最高层，都在演奏着令我感动、令我怀念，又令我心痛的交响曲。但远在家乡的父亲，与这里的工人又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工人完工后，便会立即得到他们应有的报酬，而我的父亲，却在别人搬入新居后，仍然讨不到那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常常要为儿女们的学费而忧愁。

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声声刺耳，声声刺心。我的心在隐隐作痛。

总是比朝阳早出，比日落迟归，这便是父亲的工作时间表。我知道，父亲的肩膀总是很沉重，因为父亲肩上杠着的是一个家。我也知道，父亲不会埋怨老天的不公，因为他拥有年迈的父母、贤惠的妻子、心爱的几个儿女。虽然老天夺走了第一个儿子，但父亲仍然感谢它赐给了现在的四个孩子。父亲，是痛苦着，也是幸福着。

而我对父亲的劳碌半生，对这份沉重的父爱，早已刻在心上，掏不出来了。

我抬头仰望着烈日下工作的工人，就好像仰望着我的父亲。

童年的故事：我的童年我的幸福

几年前，央视主持人拿着话筒在大街上拦住行人问你幸福吗，要大哥大姐大爷大妈对着摄像机说出我很幸福，还要上电视给全国人看。当时我就在想，怎么可以这么问呢？幸福是可以问得出来的吗？

在我的认知中，幸福是自己内心的秘密，只有他或者她自己想说，才说得出来的，或者说，那样子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幸福。

幸福是不需要附加太多的条件的，更不需要用很多的概念、假设、比较来作前缀或者后缀。幸福就是幸福，简简单单，也平平淡淡，但事后回味起来，则一定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眼前再多的烦忧，因此而变得渺小。

在回忆童年的思维游荡中，我一次次地体会着幸福，哪怕重复了千百遍的场景，也会让我心潮澎湃，有时竟难以入眠。童年的幸福，正是那种没有附加条件的，没有被很多的概念、假设、比较绑架过、俘虏过的幸福。

我不是作家，但我想，如果若干年后，要我写童年的事，我一定能写成一本书。篇幅所限，再说现在我也还没那么老，暂且就分镜头式地写写我的童年故事吧。

一、哥哥

中文字的博大精深，实在巧妙而深刻。说兄弟是手足，实在太贴切了。我和哥哥，形影不离地长大。

哥哥大我两岁，等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两个人身高上的差距就不是很明显了尽管我从来没有高过哥哥。在去做客的路上，有点认识父母的人总是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咯两个小人是双双子啊？

和哥哥一起做过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些经典的，也数不胜数，就说说装鳝鱼钓吧。

记忆中，家里传下来就有一些鳝鱼钓，大概有一篮子多，很讲究，不是用芦苇杆，而是用干枯杆做的至今我都没考证过这个干枯学名叫作什么。我们总觉得还不够多，哥哥带着我到大概两里外的干山上，用父母割草的节子（方言，指割草割水稻用的小镰刀）割来干枯，再走到钟管街上买来很牢的白线、大头针，新做很多的鳝鱼钓。

诱饵当然是最经典的曲蟮（蚯蚓）。早春的下午，哥哥把铁耙架在肩膀上，我端着一个盆，或者干脆拎了提桶跟在后面，一起到桑树地里垦曲蟮。只要地上满是新鲜的曲蟮粪便，一铁耙下去肯定有不少曲蟮等着我们眼疾手快有时还哇哇乱叫地去抓进盆里或者桶里。

回到家，曲蟮就被我们腰斩，还斩成四五段甚至更多。现在想来，好像有点不够友好，一点曲蟮道也没有。我们给每个鳝鱼钓装上一段曲蟮，整整齐齐码放在提篮里。有点腰酸，赤着脚，踏着晚霞，手上满是还没来得及洗掉的曲蟮汁液和腥味，我们来到田野里，沿着一条条田埂，一对对地把鳝鱼钓放在脚下的水田里、秧苗边。

收鳝鱼钓是最令人激动的事了，因为那意味着收获，且从来不知有几成，每次又不一样。

我们不愿错过收鳝鱼钓的最佳时辰早晨天大亮之前，因为据说天大亮了，已经上钩的鳝鱼会用尽最后的力气挣脱逃走。哥哥总是把爷爷养蚕用了几十年的铁皮闹钟架在我们和父母四人合睡的西式木床一头，开好了几点让它闹。因为太兴奋，太急切，有好几次，没等闹钟响，他已经在另一头把我踢醒：快点快点，收鳝鱼钓去！有一次他正要踢我，我就知道了他的动静，我竟已经早早地醒了在等着他叫我。

我总是跟在哥哥后面，他拎着提桶。到了田埂，就改成我拎提桶，他在前面收鳝鱼钓。他的理由是收鳝鱼钓蛮不好弄的，言下之意是他大，应该他来收，我从没有提出异议。看到被拖走一段距离的鳝鱼钓，或者那根干枯杆子一半沉入水里的，我们就知道多半有鳝鱼上钩了。哥哥手法确实很好，他总是轻轻地提起来，试着查看鳝鱼吃得牢不牢。如果很牢的样子，他就直接拎起来，放入我已经摆好在边上的提桶里，用右手中指紧紧地钳住鳝鱼的中断，左手提起鳝鱼头，把它的身体别在水桶的边沿上，使劲地几个来回，鳝鱼吃进肚里的大头针钩子就被别直后拉出来了，鳝鱼就乖乖地落入提桶中。如果发现鳝鱼吃得不够牢，哥哥就直接用右手的中指，箭一般下去直接钳住鳝鱼抓到提桶里。也有一些鳝鱼钓找不到的，应该不是被鳝鱼拖沉到了水底，就是被拖到了几米以外，不见了踪影。这时候我们总是很焦急，一来丢了一杆鳝鱼钓，二来很有可能错过了一条大大的鳝鱼，俗话说鳝鱼总是逃掉的大嘛。如果发现鳝鱼钓原封不动在原地，我们总是悻悻地直接收起，甩好线头投进提篮里，再说一句又没咯！。

等到天色大亮，我们的鳝鱼钓也往往收完了。哥哥提着满满的两提篮鳝鱼钓，我的木提桶已经沉甸甸的了。有时候会有半桶，再不济，也会铺满提桶的底。

东隔壁和西隔壁的奶奶看我们赤脚提提地提了提桶回来，总是说：这两个小人真会得弄，今朝屋里又有好菜蔬吃了。

杀鳝鱼、烧鳝鱼，就是爷爷的事情了。等我们长大一些，也帮着爷爷杀。爷爷总是用大蒜头红烧鳝鱼筒，放点糖，在灶头上用柴火烧很长时间。那个味道，不是现在的饭店里的红烧鳝筒好比的。父母从田里回来，吃了我们捕来爷爷烧好的鳝鱼，总是说好吃好吃，但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早上去收鳝鱼钓一定要小心，不要被蛇咬了，也不要碰到电线。

等到上了初中，我们这样捕来的鳝鱼，除了留下一点自己吃，就拿去钟管街上卖钱了。哥哥骑着28吋的重磅脚踏车在前，我骑着26吋跟在后面。过新桥的时候，因为桥很高，哥哥总是先把他的28吋停好，回头过来，在后面帮我把26吋推过桥，他再回来拿自己的28吋。

鳝鱼多半是在轮船码头边上出手的。我们好像没有和买鳝鱼的大人讨价还价过，大概只论大小两个等级，价格是整条街上都统一的吧，我们也不懂。拿了用鳝鱼换来的钱，我们就到学校上学了。有一次，买家是一个老太太，她说没带钱，要到家里拿，要我跟着去。我紧随其后，没想到一路跟到了学校里，原来老太太是退休老师，就住在学校宿舍里。于是，被陆老师发现了，好在他也没有批评我不来早自习却在卖鳝鱼。这件事，现在陆老师还会经常和我说起，我们总是哈哈大笑。

上个月，我带儿子去了洋山岛，那里的山上有不少干枯。无论我再怎么动情地解释，儿子大概也不会体会到，这种看上去再平凡的植物，曾经以鳝鱼钓杆子的身份，在我的童年中，扮演过多么重要的角色。

和哥哥在一起，记忆深刻的好玩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抢茅坑也是一桩。爷爷多次和我们说过，以前，家里还没有衰落的时候，条件好，连茅坑都分大小，大的边上有一个小的，专门给孩子们用。是啊，家里通往后屋那高高的木门上，有两个门闩，一高一低，大概有小孩的时候就用低的，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开关门了。想想，早在那个时候，家里就已经是那么的温情满满了！

大概是叫手足的关系，上茅坑的时间也经常会碰到一起去。不是我等哥哥，就是他要等我。一个在有那扇有低门闩的木门下龇牙咧嘴，一个端坐在茅坑上嘻嘻哈哈。等的实在憋急了，就下最后通牒我数到10！于是开始一、二、三地数，被等的就加快速度结束战斗。

分糖也是一桩。现在想来，那时我应该是三年级。我们村小学，五个年级，分作两个教室上课，一共就只有沈老师和陆老师两位女老师，学生大概不超过六十人，一、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四、五年级在隔壁。这就是复式教学，城里长大的同龄人应该没有经历过。哥哥尽管比我大两岁，但因为上学第一年时，在床里和我打闹时腿受了伤治了很久，所以推迟了一年再上一年级，于是只比我高一个年级。

不知从哪里得了一颗水果糖，大概是沈老师分的吧。我攥了那颗糖，下课后找到了隔壁的哥哥，要他先咬掉半颗。哥哥毕竟大了，大概在众人面前显得难为情，或者，他就是要让给我吃，于是，他数落了我一顿。我悻悻地走回了，但心里还是高兴的：反正是你自己不要吃的！

猜广播里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了。上学前，我们开口说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家乡方言。那时候，应该是因为水乡地方交通不便，人际交往不多，以至于我们那里的方言的地域区分度，可以精确到一个自然村落。走在钟管街上，听不同的口音，就可以知道谁来自哪个村坊。我们尚博行政村的北墩和南墩，当中只隔了一条并不宽的河，还有一座桥可以过，两边的方言中，就有一些词语或者语调是不同的，我们一听就听得出来。

因为方言占据了绝对地位，再说也没有电视看，以至于我们上学前，全然听不懂普通话。村里的水塔上有一只高音喇叭，每天在那里哇哇乱响着。我和哥哥经常互相问：喇叭里在说什么呀？有一句话我们听得最多，于是忍不住去猜了后来有文化了，才知道那是广播里在播时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我们俩长期在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说一遍呢？想啊想啊，哥哥终于告诉我：好像在说，刚得来（方言，刚才的意思）真好白相我点点头，觉得好像也是这个意思。是啊，我们那时的语汇里，除了白相，本来就没有别的了么！

二、国良

也是奇怪，小时候一起结伙玩的，都是光郎头，没有女孩子和我们一起玩的。大概和我们同年纪的女孩子也确实没有，或者，更确切的是我们不愿意和她们玩，不是嫌她们胆子小，就是怕她们向大人告密。

和我一起玩的最多的，除了哥哥，就是国良、阿伟、国秋、小小四个人。他们四个人分别有绰号：尖头、蛔虫、鳅瓜子、大腿。我的绰号叫嘎来菩萨（方言，弥勒佛的意思），据说是因为我小时候坐在坐车里，在门前一天到晚不哭，总是咧着嘴对着路过的人笑，只要爷爷给我吃饱。那时，村里绝大多数男人都有绰号。这些绰号，绝对精确无比地描述出了每个人的最大特点。有的叫眯细眼，有的叫白眼，有的叫白头发，也有的，甚至用最不文雅的词语作绰号，但大大小小的都习惯于叫，被叫的人也从来不会以此为羞耻。我常在想，如果现在也流行绰号，大概就不会发生见了面却忘记对方尊姓大名而万分尴尬的事情了吧。

国良家就在我家西隔壁的隔壁，他家里说话我们家里也听得到。国良最大的特点是老实，在我们的队伍里，算他最老实了。但尽管他很老实，我们也不会怎么恶意地欺负他，多数情况下，我们总会想法子让着他，比如在吃旁东的时候。所谓吃旁东，就是一起摘了桑果、蚕豆之类，堆在一起，我们席地围坐一圈，一起大快朵颐。吃旁东是有规矩的，大家从来都严格遵守，极少违犯。摘来堆在一起的蚕豆，会提前在其中几颗比人数少一，插入小竹片或者木片，然后混入一堆中，再起底翻身拌一回。接着大家一二三开始吃，谁吃到了暗插好的竹片或者木片，就会主动说啊，我吃到了！于是他就必须停下，不可以再吃，只好留着口水看其他人继续，直到下一个倒霉蛋来陪他流口水。那个一直没有吃到暗器的人，就可以把最后的蚕豆消灭干净，然后大家嘻嘻哈哈地回家。

和国良一起做过的有趣事情，很多，其中，捕蛇那次，应该是印象最深刻的。二十多年后，国良来上海，和我多年不见了，我问他，还记得那次捕蛇吗，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记得啦！

去捕蛇，是为了去钟管街上卖钱。现在想来，小时候我们真的有勤劳致富的精神，塑料纸、废铜烂铁，我们都会去捡了卖。夏天，我们潜到水底挖出珍珠蚌，也可以卖钱，五角一个呢。

那天想了很久，我和国良终于下定决定去捕蛇了，但不敢告诉大人，因为是肯定不被允许的。我从家里找到了一个化肥用完了的蛇皮袋，叫上国良，去了。那天天还挺热，我们沿着小河一直往南，绕过九学兜，来到了叫作上其王郎的地方，那里对于我们而言，已经是很远的半径了。朝南的河滩上，经我们用桑树条捣腾，偶尔会钻出一条条蛇，主要是水蛇，毒性不大。国良比我胆子大，一个箭步上去就把蛇踩在脚下，然后死死捏住它的头，提到我早已在边上张开好的蛇皮袋里。等我们走到龙山桥，蛇皮袋里已经沉甸甸的，足有好几斤了，于是我们背着斜阳，回家了。

当天已经来不及去钟管了，于是把蛇皮袋扎紧，偷偷放在我家前屋里。第二天，等我去拿下蛇皮袋，发现竟然少掉了一大半，原来，蛇真的有伸缩功，从我紧紧扎住的口子里逃跑了。没报告大人，也不管所剩多少，我和国良就去钟管卖蛇了。

现在从家里到钟管街上，走路应该不超过半个小时，如果开车，发动机还没热就可以到了。但在那时，到钟管可是要绕来绕去，沿着河走过很长的石板路，再走过田野里很长的弯来弯去的烂泥路，过新桥、五福桥，走过高高的堤坝，再走过一片大大的田野，路上应该不会少于两个小时。

收购蛇的，钟管街上只有供销社一个地方，店面朝北开的。那里的大人告诉我们多少钱一斤，我们反正也不懂，就把蛇皮袋放在磅秤上给他们称。记不起来究竟是九毛钱一斤，一共一斤一两，还是一块一毛一斤，一共九两，反正店里那个人最后拿给我们的钱是九毛九分。我算反应快的，问他，能不能给我们一块算了，因为我们要两个人分的，九毛九不好分啊。但那个大人就是不肯，九角九就是九角九！是啊，那时候，一分钱还可以买两颗水果糖呢。

我拿了钱，和国良就回家了。本来很开心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有点闷闷不乐的。我在后面，国良走在前面。我心里在盘算着，九毛九，怎么分呢？我想国良大概也应该在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

就这样两个人有点郁闷地走回了村里。等到快要过大会堂的时候，我想问题总要解决啊，钱总要分啊。于是，我终于开了口，对一直没有说话的国良说，你拿五角，我拿四角九好了。国良说，好的呀。于是，我们就把用蛇换来的钱，分掉了。两个人一下子变得雀跃起来了。

三、阿伟

阿伟家和我家前门对后门，稍微有点偏，他只比我小十几个小时，尽管我是初七他是初八的生日。他从小长得快，个子高，又瘦，伟和蛔读音又相近，于是得了蛔虫的绰号，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叫他长脚怪鸟。阿伟话不多，脑子转得倒快。他父亲在村里或者乡里干活，大概有工资拿，所以家里条件在我们几个人中算好一点。

阿伟经常从家里拿出好东西（方言，基本是好吃的零食的意思）分给我们吃。他奶奶给一对杭州的夫妻带过他们唯一的女儿青青，那对父母大概偶尔来看女儿，估计也会带些糖果什么的来，于是我们也跟着享福吧。

阿伟很大方。记得比较有趣的是，阿伟家常常有一罐一罐的蜂蜜，不知道哪里买来的。这玩意，对于我们其他几个，可绝对是稀罕之物。阿伟于是常常从家里抱出蜂蜜罐，用小勺子舀了给我们一个个吃。有一次，只有我和阿伟两个人在一起，他用蜂蜜罐de盖子，倒了一些蜂蜜从家里后门溜了出来。我和他躲在稻草堆边上，伸出舌头，你一口我一口地舔着吃蜂蜜。那次从蜂蜜中飘出来的清香，我现在还想得起来。

阿伟在学堂里做数学题，打草稿的是村里或者乡里什么单位的便签纸，薄得透明的那种。家里没有上班的，就没有这种草稿纸用，只好买八分钱一大张的白纸，自己用剪刀裁开了打草稿。每次我向阿伟讨他的草稿纸，他总是很大方地扯下一叠给我，呶，拿去！

阿伟的打弹弓水平，在我们几个人中，是最好的。他的弹弓，做得也很精致，形状规整，橡皮筋也多，最多时候应该是二十四条，或者三十六条，中间夹子弹的是真的牛皮，是从村里皮鞋厂的废角料里捡来的。

在阿伟的带领下，我们每个人都装备了自己的弹弓，多数都是用老虎钳剪了家里的粗钢丝做的。子弹多数是小的圆石头，也有用爬到栎树上摘下来的种子的。一年之中，我们玩的道具也随着季节更替而变化，有三角包、弹珠、电池盖、竹箭、高跷、瘫牌位、跳绳、康角码、曲儿，等等，但弹弓似乎是我们常年的装备，一直在身上带着，大概这玩意最能显示出男子汉气概吧：谁也不要欺负我。

我们玩弹弓终于太过分了，因为我们把弹弓还带到了教室里，下课了还拿出来炫耀给女同学看。陆老师实在不能容忍了，大概她最怕的是弹弓的子弹打到同学头上或者眼睛里，那是很危险的。陆老师于是下了命令：明天把弹弓统统上缴！

这下子麻烦大了，没有弹弓怎么过日子？！阿伟还是脑子快，说，我们自己另外做几把交给老师，真的不交出去。于是，第二天，我们几个交给陆老师的弹弓，只是我们临时用很软的铅丝做的假的，形状歪歪扭扭，毫无生气，橡皮筋也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大概只有四根或者六根。陆老师照单全收，竟没有一点点怀疑我们已经偷梁换柱了。现在想来，那时陆老师是不可能不知道我们那点小伎俩的，她只是不愿伤及我们的自尊心，也不愿真的剥夺了我们的童年。

放学的路上，阿伟露出一排牙齿，对我们说：那（方言，你们的意思）看，听我咯好否啦！于是，我们又钻进路边的树林，打绿豆子（方言，指一种羽毛绿色的小鸟）去了。

四、吃冷饮

自从八十年代初水田和桑树地分到各家各户后，父母就一刻不得歇息。上有爷爷，家里共五口人，分到的近八亩水田，要种三茬子（方言，指一年三季作物，两季水稻，一季油菜或大麦），还有四亩多的桑地，一年要养四季甚至五季的蚕，最多的四张种，最少的一张或者更少。爷爷也会帮衬，他当过生产队里多年的蚕桑指导员。

生产关系的改革，真的解放了生产力。记得那次，现在想来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父亲在晒谷场上，用掼稻场打稻谷。爷爷看到一大推稻谷，语气凝重地说：想不到，同样的田，同样的人，可以出这么多谷！尽管父母和爷爷如此辛劳，且没有遇到大灾或者倒霉的境况，粮食和蚕桑收成也不错，但那个时候家里的经济收入还是很低。

然而，尚不会帮助干活，或者大了一点后也只能帮着干点轻便活的我们兄弟俩，似乎在这种大人们始终处于繁忙劳累中又没有多少钱花的日子里，竟也体验着一丝丝的快乐和满足。其中，卖了稻谷在钟管街上吃一次冷饮，便是极大的一桩乐事。

早稻收好、扬干净、晒干，七月底或者八月初，就要用船载了运到钟管街上的粮管所去卖。因为叫作卖，我便曾几次问摇着橹的父亲：阿爸，这一船谷好卖几何（方言，多少的意思）钞票？父亲几次都同样回答我：一分洋钿也没有的！于是我还要问个为什么会一分洋钿也没有。父亲于是一次次和我们说皇粮国税的道理，尽管我们似懂非懂。父亲会接着告诉我们，等公粮卖完了，还有稻谷的话，就可以卖余粮了，就有钞票了。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卖完了余粮后的福分。拿到分分角角的一叠钞票后，父亲就会对跟在他屁股后面的我们兄弟俩说：去，吃冷饮去！母亲则总是不愿去，说她吃了冷饮要牙齿疼的。其实，那时是骄阳似火的夏天。

父亲于是带了我们兄弟俩，走到位于钟管街上唯一的位于东首拐角上的冷饮店里。店员会爽快地推开躺在地上的冰柜的盖子，要我们选，吃绿豆汤，还是冰牛奶现在想来应该是用炼乳冲的，还有清凉汤，一碗应该在一毛钱上下。我们父子三人每人要了一碗，坐在那里的吊扇下，慢慢地喝完。我总觉得那一高脚碗的冷饮实在是少了点，但也不会央着父亲买第二碗。没有空凋，头顶的吊扇足以把滚烫的温度降低很多，家里可没有电风扇。

那碗只有卖了余粮才有得喝的冷饮，实在是太好喝了。至今，我还记得那冰牛奶的香气。

母亲，则总在粮管所那里的树荫下，等着吃好了冷饮的父子三人回来，一起再摇船回家。

五、吃肉

老家的方言里，有很多非常达意的词语。其中，有很多用吃来指代某件事情的。

吃豆腐，是指人去世后办的丧事。至于为什么叫吃豆腐，大概一来是豆腐白色，显示出悲情，二来那时经济条件不好，这种餐桌上，豆腐确实是主角，而荤菜绝对只是搭配和点缀一下。吃粥是指吃早饭的意思。由于大人要下田干活，体力消耗大，所以老家那时一天都是吃四顿的。第一餐早饭就叫吃粥，也真是名副其实。每家每户都是吃粥的，最多外加一点咸菜过着，算是一顿早饭了。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或者包产到户条件好一点后，偶尔会用米粉做些糕点，大人们吃了不至于很快就饥肠咕噜了。

吃肉可是一件大事情。吃肉的意思是指喝喜酒。至于为什么这么称呼，大概是因为只有在喜酒上，平时荤腥少有的人，才有机会吃肉了。要知道，那个年代逢年过节，也不是经常有机会吃肉的。家家户户招待客人，主打的几个硬菜无非是红烧肉、肉圆、鸡肉、千张包、囫囵蛋等几样。主人会热情地给客人夹菜，把那几个硬菜分给客人们吃。但客人们心里都明白得很，小孩子也是严格执行大人在出门前作出的教导，不会轻易真的去吃掉主人已经给夹到碗里或者面前的这几样大菜，而只是盯着那几个小炒菜和素菜吃，最经典的是芹菜、包菜、茨菇、粉皮烧咸鱼等。等到客人吃完，主人收拾台面，就把那些已经分发出去的大菜，再夹回原来的碗里，等着下一餐继续吃。如此循环往复，一直要到正月底。

于是我们小时候很喜欢正月底做客。出门前，父母会一改教诲，意思是：如果肉夹到你碗里，主人说正月里没有客人来了，你们就吃掉好了，如果不说没有客人来了，就不要吃。正月底这样吃到的肉圆，基本上都是已经收缩得很小，也很干的样子了，但味道确实很香很香。开学后，我们还会带这种肉圆到学校吃。那个香喷喷的味道，至今难忘。等到肉圆吃完了，我们就吃咸菜，一连三天。

外婆是最好客的人，也是世界上最疼爱孩子们的老人。她不但要围着桌子给我们夹菜，还会把肉圆、鸡蛋捣碎，这样我们就不会不吃了。

上了岁数的人，都说现在的肉没有小时候的好吃了，我没有考证过原因何在，也不知道现在的肉是不是真的不好吃了，但我想，是因为那个时候肉少，所以好吃。至少，这是主要的原因。

其实，其他的一切东西，不也都是少的时候，才显得好么。

六、结语

读书年代，尽管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我是最怕写作文的，每次写出来的文章，自己总是不满意，老师也不表扬，但有一次例外。那次，就是我在初三时写了《我的小伙伴》。

在这篇《我的小伙伴》里，我写了上面写过的国良、阿伟、国秋、小小，写了和他们一起上山下水、捕鱼摸蟹的故事。他们各自的特点，我也写得淋漓尽致。当时的语文老师是副校长房老师，他郑重其事地当着全班的面，表扬了我的这篇作文。我还记得，他说，尽管文章的头起得很长，但因为后面的内容很翔实、很丰富，描写很风趣，所以也不显得臃肿。

等我上了高中，假期里从湖州回到钟管，老师们还在说，我的那篇文章还在被当作范文讲给师弟师妹们听，一直讲了几年。只可惜，这篇作文现在已经无从找寻了。

想在想来，不是我那次的写作水平突然提高了，而是因为我写的是自己的童年故事，在那里，有我刻苦铭心的美好往事，在那里，幸福，是很简单的事情，从来不需要修饰，那个时候的幸福，是没有附加条件的。

同样的道理，如果这次我是用笔在稿纸上写的话，纸面上只有很少的修改痕迹的，因为，这篇文章，尽管有点长，我也基本是一气呵成的。

然而，我还是在担心。尽管写到这里，我自己还意犹未尽，也已经心潮澎湃，但我还是担心没有触动读者的心弦，读者依然无动于衷。

如果，作为读者的你，看到这里，有所心动，有所浮想，那么，也请你拿起笔，把你的童年，写下来，因为，那也一定会打动我。

让我们，一起找寻童年的幸福。那种幸福，我们可以享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