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qg13.com - 为什么离婚】

总是会有很多的文章去描述情感，而每个人对情感的看法的都是不一样的，到底有哪些优质的情感美文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中国人为什么活得没意思？，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

有次去望京看朋友，下错了车，走过一个路口，忽见墙根下蹲着一老男人，皱西装，歪领带，皮鞋上满是尘灰，面孔扭曲着，老泪纵横。旁边站着一位女士，不知所措的看着他。

目不斜视走过，忽听中年男一句长恸：……我这辈子，活得忒没意思了……

霎时间我兴趣大起，心中亢奋莫明，转身回去，想看个分明。

见我过去看热闹，中年男止住哭声，一双猛虎般的铜铃大眼怒视着我：看你妈了个Ｘ，再看老子捏死你！

我赶紧假装没看他，施施然走过，手里捏着手机，强行抑制住心里的冲动——马上打电话给公司：公司吗？我在街头发现没意思男一名，性凶残，不好对付，马上过来几个人，带上捕鼠笼，把他捉回公司严刑拷打……

我不是想拷问这位中年男的个人隐私，我就是想知道，有些中国人，他们是怎么把自己的人生，弄得特没情趣特没意思特悲哀的。

二

前年南京，有家中学听取了学生们的意见，要一扫臃肿肥大的校服风，采用韩国版的校服，男生穿制服，女生改裙子，让校服变得漂亮起来。

学生们兴奋不已，回家之后还打电话和同学们热烈讨论，想像自己穿上裙子后会有多美，班级里的男生又会多帅……可怜孩子们太缺乏斗争经验了，全然没有注意到，父母那两双充满警惕的眼睛，正紧张的注视着她们的举动。

偷听到孩子们的讨论，家长们立即上网，搜韩版校服的样式看，这一看可不得了，家长们全都炸了锅。

韩国的校服真是太漂亮了，那简直是专为青春期孩子设计的，女孩的优雅男生的俊逸，这这这……这岂是自己家孩子应该享受的？

愤怒的家长们立即向校方投诉，指控称：太漂亮的校服，会刺激孩子对异性的好感。

家长进一步担忧：女孩太美，男孩太帅，会导致孩子们早恋，必须要让孩子回复到老土的出厂设计，让他们活着都没脸见人，必须的！

在家长的轮番轰炸之下，校方可耻的投降了，仍然沿用了“我很土、谁理我谁瞎了眼”的旧式臃肿体，孩子们顿时哀鸿遍野。

家长也是苦心，怕孩子早恋，影响了学习——可这事就奇怪了，韩国日本，他们的校服超级的漂亮，可也没听说他们的孩子走上邪路啊？

中国家长的紧张防范中，是不是疏漏了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三

前段时间有个日本朋友来北京，大家聚了聚，酒欢人散后，送他回宾馆。

路上看到大群的中学生走过，清一色臃肿体校服，肥鸭一样凫过马路。我突然想起南京校服事件，就问他：咦，你在日本上学时，学校是不是特漂亮？

他正色回答：我们，学校有专门的校服设计师，还会请最著名的时装师，根据每个学生的体形，设计出最漂亮的校服。www.qG13.cOm

我问：穿这么漂亮的校服，你们不早恋？

日本人嘴巴大张，鼓着两只眼珠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写着：我擦大哥我不知你这话从何说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看这日本人被彻底弄懵了，我才感觉到中国家长的思维，明显不在人类的轨道上。但究竟行驶到哪条线上去了，我还是没弄清，就问他：你们的，把校服弄那么漂亮，是怎么考虑的？

他又呆怔半晌，说：我的，不鸡造。

靠，连这个都不鸡造，你究竟是怎么在日本混大的？当时我很郁闷。

日本朋友没回答上来这个问题，感觉好丢人，回去之后应该是做足了功课，不久给我把解答发了过来。

大概意思是，日本之所以要把校服弄得非常漂亮，是因为他们视校服为成长教育的重要元素。

漂亮的校服，能够赋予孩子高度的自信心与自我认同感，克服自卑的天性，同时养成智性的审美眼光。正是这几样东西，能够让孩子长大之后，成为一个有品味的人，有趣味的人，有意思的人。

日本人是挖空心思让孩子自信，我们这边是绞尽脑汁，让孩子自卑。

四

青春期，是孩子人格形成的决定性时期，自卑也好自信也罢，人格一旦形成，这一生就已经定型。

一个人格饱满、充满自信的人，自然会重视自己的生命质量，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动感而有趣，因为他认为自己理应享受这一切。

而一个庞大的自卑群体，当他们长大后，就会终日生活在悲哀的状态下，心灵中缺少对环境的抗衡力量，对于负面的因素感觉犹为敏感。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的屌丝文化形成的本质原因，他们太自卑，无力感追随他们一生，无论你给他们补上多少剂鸡汤猛药，都弥补不了先天的缺陷。

自卑的人生，肯定是特没意思的人生。因为他们是一种被动式生存，浮萍一样由任环境翻覆上下。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一生都是阴暗的。

中国人去发达国家，最惊讶的是一个司机、或是一个清洁工，都活得趾高气昂，精致得体。而我们这边，从清洁工到公务员，都哭喊自己是弱势群体，要求社会关爱关注——之所以如此悲情，要求关注，只是因为普遍的自卑情结，摧毁了心灵深处的自强意识。

五

媒体报道称，中国许多幼儿园，小朋友流行拼爹。

可小朋友哪来的拼爹意识？不过是教育者把自己的社会等级观念，传递给孩子。奇怪的是，整个事件过程中，最应该出来解释说话的教育口，竟然毫无响动，也无人追究。更不见有什么举措，改变这种毁灭性的教育。

相反，日本方面的教育口却是深耕细作，对孩子的平等教育和自信教育，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六

旅日学人萨苏，去一家日本幼儿园，看到小朋友们正在排演经典童话《白雪公主》。萨苏就站一边围观，看到七个白雪公主冲出来，跟七个小矮人载歌载舞。萨苏当时就震惊了，急忙问别人：喂，这演的是什么呀？

旁边人回答：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呀？

萨苏：……不对吧？白雪公主只有一个呀，你们这里怎么有七个？

啊？是这样吗？白雪公主太多了点，给你添麻烦了……旁边的日本人根本没想过这事儿，被问懵了，胡答一气。

萨苏不肯罢休，找到校董，问：喂，你们怎么乱改名著？这要是在我们那里，分分钟毙了你……你们怎么弄出七个白雪公主来？

校董：……这个，是这么回事，是上面的教育专业人士，说白雪公主是典型的社会等级观念，白雪公主才一个，小矮人却有七个，明显不够分呀。

你分个屁呀分，萨苏气愤了：白雪公主是王子的菜，你小矮人有什么资格享受公主？

校董不服：凭什么小矮人就不能享受公主？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力享受美丽的公主！人为制造社会层级，这是不公正的！

不是……算你狠！萨苏说不下去，再转身看日本版的白雪公主，看到七个后妈出来，各拿一个毒苹果，给七个白雪公主，七个白雪公主一起吃毒苹果，一起倒下去。萨苏终于看出破绽，大叫起来：这太恶搞了吧？七个白雪公主一起被毒死……智商呢？还有智商没有？

可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人充满自信，人人活得特有意思的社会，还会缺智商吗？

等到哪一天，我们的教育口也能够干点好玩的事儿，而不是板着一张后娘脸，把孩子装进自卑的套子里，让孩子形成根深蒂固的屌丝情结，我们才有可能活出味道来吧？

精选阅读

中国人为何强求夫妻白头偕老

在笔者看来，一切人类活动都有两种存在方式，一个是“生活实体”(人们自己的生活实践)，另外一个是“制度设置”(政权对人们的要求)。在性方面，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别人有了性生活，建立了某种性关系，这就是生活实体；而“法定婚姻”则是政权对于人们的性活动的强制管理，这就是制度设置。这两者不一定处处势不两立，但一定时时迥然不同。

研究者究竟是要研究生活实体还是制度设置，究竟把谁视为第一性，究竟为谁说话，这不是一个操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价值立场的体现。本书义无反顾地站在生活实体这一边。

专偶制度的来历

人们惯用的“一夫一妻制度”这个术语，早在1980年代之初就被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改译为“专偶制”。笔者不纠缠于此，而是希望说清楚：它在中国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在全世界的历史上，这种制度仅仅存在于基督教统治的那些地区和时期。非洲没有，印第安人没有，伊斯兰文化没有，印度没有，中国也从来没有。即使是欧洲自己，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也没有。中国从来没有。这不是什么“进步”与“落后”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它在中国无法普遍实行。

中国到了清朝中后期，文学中开始出现“才子佳人小说”，开始显露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追求。但是请注意，那是“才子佳人”的要求，至少也是丰衣足食的自耕农的要求(例如“牛郎织女”的传说)，与那些生活无着的妇女毫无关系。

到了“五四时期”，当时的西化的知识分子把“性”给高度地政治化了，把传统的婚姻制度丑化为“陈规陋习”与“丑恶现象”，把它归结为近代中国一切民族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他们把“一夫一妻制度”美化为“政治正确”的“精神文明”之一，似乎只有实行这个东西，才能建立新政权，汉民族才能“复兴”与“崛起”。结果，他们一方面高唱“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却志在剥夺小老婆与小姐的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的权利。

1949年以后，“五四”的理想扩大地实现了，直到现在。本来是建立在“爱情总会专一”这样一个人类现象的基础之上的“一夫一妻制”，被政治需要搞成了一种大一统的绝对的“专偶苛政”。所谓“男女平等”变成了良家妇女、大家闺秀与贤妻良母与她们的“成功丈夫”之间的平等，而“二奶”、“小姐”、“出墙红杏”这样的女人们，不但被当作道德上的罪人，而且被当作政治上的敌人，甚至越来越试图把她们变成《刑法》上的犯人。

说到底，这种“专偶苛政”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些有资格有能力获得与维系“一夫一妻婚姻”的女性，却断绝了那些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来“向上流动”的女性的生路。说白了，这其实就是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是上层女性对于下层女性的阶级压迫，只不过表现为“贞节”对于“放荡”的镇压。

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清朝中后期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人们更加推崇爱情，而不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也就是说，“真爱才需要一夫一妻制”这个命题，恰恰是在中国才能够得以证明，而且比西方更早、更强烈地呈现出来。

可是，在后来直到如今的“专偶苛政”之下，爱情恰恰是最没有地位的，被紧紧地套在婚姻的框框之内。我们都司空见惯的是：未婚者如果不以结婚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爱情就会被认为不是恋爱而是“乱爱”。在法律上，结婚登记不需要爱情的存在，离婚诉讼又很难证明它的消失。尤其是婚外恋，全中国的人也没有几个会承认它是爱情。

不仅如此，如果女人出来主张“出轨的爱情”，那么就会激起一些人格外的愤怒。2005年的“木子美”、2006年的李银河，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因此说，“专偶苛政”不仅是反爱情，而且是反历史，与“中华传统美德”背道而驰。它更是反女性的，不仅是男女战争，更是女性之内的阶级战争。

社会性别分析

作为一种制度，所谓的一夫一妻，从字面上就确立了异性恋的霸权，排斥了任何一种其他性别结成合法性关系的权利。他们(她们)从来就被认为是违反法定婚姻的“另类人”，甚至根本就被禁止结婚。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女人、男人还是同性恋、跨性别等等，任何一个社会性别都可能冲决专偶制。男人也可以作“二爷”或者“鸭子”；女人也可以主动发起非婚性行为；而其他社会性别更不用说。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大众舆论总是偏偏揪住小三儿、二奶、小姐这些身份的女人，而且乐此不疲呢？为什么它们往往把实际情况偷换为“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呢？为什么还有人贬斥那些并不希望争取结婚权利的同性恋者呢？

为什么强求白头偕老？

在中国，专偶制里还有一个本来与它毫无关系的因素，那就是对于白头偕老的强求。

在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了，表现为离婚和再婚的比例越来越高，一生中多次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每一次婚姻中双方都可以做到专一。这就是所谓“连续婚姻制”，其实就是“一次式专偶制”：虽然一生是多偶的，但是随时都是专偶的。

可是在直到如今的中国，白头偕老却是一种强制的道德评判标准，甚至往往被搞成了“终生唯一专偶制”。

如此糊涂的想法，其实来自农业社会，仅仅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至少需要一年，经验与财富的积累则更是需要一生一世。结果，中国人的婚前恋爱时间也是平均大约一年(统计数字见本书第24节)，以符合春种秋收的农业生产周期。然后，一旦结婚则都企盼白头偕老，以适应农业社会的生命周期；往往即使双方打得头破血流，也不肯离婚再生。(注释：天主教也禁止离婚，但是它在中国普通人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尚缺乏研究。)

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遮住了国人的双眼，看不到“一次式专偶制”的最大好处：极大地减少了婚外恋。这是因为，一旦不再强求白头偕老，那么如果爱上婚外之人，自然就是解除原有的婚姻，再与那人结婚；根本就缺少偷偷摸摸搞婚外恋的需求。

当然，这必须来自法律上与生活中的充分而且现实的离婚自由。中国实际上仍然缺乏这个，因此至少有一部分人之所以不离婚而是搞婚外恋，很可能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无奈之举。当事人不愿、不敢、无法为“毁约”而付出应有的代价，只好采取“两害取其轻”的生存策略。这其实也是专偶苛政的必然产物。

结果，笔者的调查数据表明，当今中国的婚外恋比例高于一些被认为是“性混乱”的发达国家。这，究竟是谁更“纯洁”呢？为什么人家就能做出如此明智的选择呢？

专偶，不应该是制度，不应该是前提

以上谈的都是社会的问题。可是其背后有着强大的个人情感动力的支撑，因此需要搞明白下述的生活哲理。

第一点，专偶是一种生活状况，就是专一地爱一个人而且生活在一起。它是一种生活实体，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应该是一种排他的、强制式的法律制度。

例如在中国的某些婚外恋中，在婚的那一方其实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对情人的爱，在婚内只不过是在履行婚姻义务，甚至连夫妻性生活都没有了。这难道还不算专一？仅仅因为这种专一的爱情越出了婚姻之轨，才会被专偶制破口大骂。

第二点，对于个人生活来说，专偶这种状况说的其实是“爱情终归会走向专一”这样一种人类现象。也就是说，一夫一妻的实现和保持，只是爱情的结果而不是爱情的前提。

如果双方真的爱得死去活来，那么想不专一都很难。反之，越是把专一变成一种制度，越是首先就用这种制度来约束对方，往往就越是容易损害爱情。通俗地说就是：忠贞无大用，不爱必移情；只有爱得深，专一才成真。

错的不是专偶，而是苛政

说到底，专偶苛政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些有资格有能力获得与维系一夫一妻婚姻的人，却断绝了其余所有人的生路，更消灭了一切非完全异性恋的性关系的存在理由。说白了，这其实就是政权对于所有“异己”的政治压迫，只不过集中于“贞节”对“放荡”的镇压。

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更加推崇一对一的爱情，而不是为了剿灭异端。可是，在后来直到如今的专偶苛政之下，爱情恰恰是最没有地位的，被紧紧地套在婚姻的框框之内。司空见惯的是：未婚者如果不以结婚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爱情就会被认为不是恋爱而是“乱爱”。在法律上，结婚登记并不需要爱情的存在，离婚诉讼又很难证明它的消失。尤其是没有几个人会承认婚外恋也是爱情。这些都表明，专偶制不仅没有张扬爱情，反而把它的生存空间给人为地大大压缩了。

例如，日渐浮出水面的“同妻”(同性恋男人的妻子)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在专偶制之下，夫妻双方都是既不能或不愿寻求真爱，也不能或不愿拆散婚姻，这才会形成一个烦恼，然后才被作为一个问题。反之，相当多的“同妻”并不这样处理生活，结果也就没有烦恼，更不会成为问题。

有些人认为，二奶或者“二爷”或者非异性恋的一方，是侵犯了夫妻互有的“专有权”。可是这恰恰证明了专偶苛政的必然恶果：婚姻本来主要是“共同生活的义务”，却被错误地扩大为“对于配偶的整个人身的占有权”。它的逻辑错误在于：如此说来，一方提出离婚，不也是破坏对方的“专有权”吗？法律为什么还要允许离婚呢？

举一反三，几乎任何一种涉及到法定婚姻的性关系悲剧与性行为焦虑，莫不来自专偶制对于天下有情人的绝无例外的统治。

因此，笔者并不是要否定一夫一妻这种性关系本身，而是反对把它变成天下一统的、绝不通融的、法网恢恢的社会制度，更反对它成为凶残的苛政。

笔者主张它必须网开一面。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可以提倡所有的人都应该做到异性专偶，但是同时也必须宽容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人与根本就不愿这样做的人；不仅包括这样的女人或者男人，还必须包括任何非完全异性恋的人。社会可以劝导他们，却不应该压制他们，更不能惩罚他们，反而应该保护他们所拥有的获得更好生活的天赋人权。

人定胜天？

无论对于社会制度还是对于个人生活来说，专偶的性关系(哪怕是终生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如果没有被制造成一种法律制度，如果没有变成排他的苛政，如果不加上惟异性的条件，如果听任人们自由选择与变更；那么只要爱情还存在，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终究还是会去建立与维系专一。

专偶的事实，本身是众望所归；但是把它绝对化与制度化，那就是某些人居心叵测；再用它来清除异己，那就绝对是另有所图了。史实如山，不言自明：土地革命时期以来，每一次新政权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之关头，连《刑法》都还没有之时，婚姻法却总是被最先制定出来。

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一建政就首先用专偶制来“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呢？它瞄准的究竟仅仅是性关系，还是个人的全部私生活？笔者懒得再说下去了，你懂的。

二奶专论

二奶现象确实在增加，但是谁也没有证据说它“越来越普遍”。在一般中国人的理解中，二奶显然不同于“情人”、“婚外恋”；却比较接近于“小蜜”、“傍大款”。

“二奶”也不是所谓的“死灰复燃”，因为二奶绝对不等于1949年之前的“妾”(小老婆)。其主要区别有三：

第一，1949年之前的小老婆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当时的婚姻制度的。可是现在的“二奶”，至少在广东省已经被规定为违法的了。“包二奶”的男人可以被“劳动教养”三年之久。

第二，以前的小老婆是居住与生活在丈夫的家里，与大老婆(正妻)生活在一起，而现在的“二奶”则基本上都是分开居住，类似于1949年之前的“外室”。

第三，以前的小老婆虽然地位低于大老婆，但是社会有一套规矩来保障小老婆的基本权益，例如小老婆生的孩子虽然是“庶生”，但是却不是“私生子女”，基本上能够享受与“嫡生子女”区别不大的各种权益。

但是目前的“二奶”却没有这样的社会保护，反而会受到种种迫害；例如2005年有的传媒报道：一个法庭本来根据丈夫的遗嘱，判决那个生了孩子的“二奶”可以获得一部分遗产。但是当地的“群众”因此“大闹公堂”(这时候可没有武警来维持秩序)，迫使法庭改判。结果那个二奶以及那个孩子都没有得到丈夫的任何遗产，不得不远走他乡。

因此说，二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当事人们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之下的一种具有反叛意义的生存策略。

二奶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男女不平等的延续与加剧。

在最近25年来，男人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机会与可能性，远远多于和大于女性。尤其是，男人可以用来提高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方法，更是远远多于女性。通俗地说，现在的中国女性还能怎么样？就算读完了博士，也仍然比男博士更难找到工作。莫非让中国女人都成为居里夫人，才能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当二奶”这个方法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然成为一些女性的最佳选择。虽然她们为此不得不付出身体的、道德的与心理的代价，但是在她们的世界中，“两害取其轻”的道理所具有的力量，远远超过社会灌输给她们的那些神圣的道德。

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即使在女领导干部或者富婆群体中，也仍然会有少数人去当“二奶”。这就是因为，即使是这样的“女强人”，与同阶层的男人相比，提高已有地位的机会与方法也仍然要少得多。她们不得不与更高层的男人做交易，而且不得不主要是通过“性”。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自从1949年以来被一夜之间强加在所有中国男女头上的“专偶制”，究竟符合不符合直到现在为止的中国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我坚决反对任何人把社会的错误偷换为个人的“道德败坏”。在这一点上，“二奶”与“小姐”一样。她们的选择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强制；在个人品德上，她们与我们一样。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扪心自问：我敢不听我的顶头上司的话吗？我不敢。因此我也是受到了社会的强制，而不能说我的品德有问题。因此，如果我主张“消灭二奶”，那就应该先去改造这个社会(包括我自己的顶头上司)；绝不能欺软怕硬！

现在中国的一些舆论，往往把“二奶”问题偷换为“两个女人之间的斗争”，却放纵了夹在中间的那个男人的责任。

其实，那个男人错了，确实错了。但不是错在多了一个女人，而是错在没有撕毁那个“专偶苛政”的结婚协议。

这样的男人，其实也是大一统的绝对的“专偶苛政”的必然产物。他们不愿、不敢、无法为“毁约”而付出代价。他们实行的也是“两害取其轻”的生存策略。但是他们比那些“二奶”拥有更多的各种优势，因此从性别关系来看，他们是欺负“二奶”这个“软”，怕“社会”这个“硬”。按照中国传统道德来看，他们既不是男子汉，也不是大丈夫。

我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不是“浪子回头”，而是放弃婚姻！这样，自己自由了，社会也就没有“二奶问题”了。

“包养情妇”的搞笑

执政党开始白纸黑字地禁止自己的成员“包养情妇”。它的搞笑之处在于：“包、养、情、妇”这四个字，在这个文件里没有一个被清晰地定义。况且，在现实生活中，哪一个又能被定义得清晰呢？

“包”：

从时间上来看，我天天24小时都控制“她”才算“包”；还是“每个月在一起2个小时，除此之外一概不管”就算“包”？

从双方的关系上来看，我不许“她”再跟任何别的男人上床，才算“包”，还是“她”仍然有老公，也算我“包”她？

“养”：

从金钱上来看，我负担对方的一切开销才算，还是只要给了一分钱就算？

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我一分钱不给，却提拔她升官，算不算“养”？

“情”：

从程度上来看，我对“她”的感情要有多深才算？难道没感情的就不算？

从双方的关系上来看，如果“她”根本就不爱我，还算是“情”吗？

“妇”：

莫非可以“包养情夫”吗？

“小姐”算不算“妇”？

这个新规定其实仅仅是证明了我在前面说所的话：“性”与“二奶”都被高度地政治化了，被上升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吓人的高度，因此才会违背一切法律常识，制定出如此荒诞而且不可执行的制度。或者，这仅仅是“表态文化”之一种，压根就没打算实行？

可是，我要“弱弱地问一句”：大人们，您们考虑过那些“情妇”的生存状况、思想感情、切身利益与天赋人权了吗？她们难道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

如何理解仇恨？为什么最恨中国人的是中国人？犹太人的历史可提供

NPoussin，TheoftheTemple

600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屠杀，占欧洲犹太人口三分之二，世界犹太人口三分之一，这是上个世纪人类最著名的仇恨事件。

仇恨是人类行为的一个范式，像爱一样，仇恨也会一再重复。规模有大有小，但其结构总是相似的，理解仇恨是认知的重要组成，这样才能预防仇恨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最近内地人体验到了被极度仇恨的感觉，原来香港人的主流是如此无差别地恨我们，恨到可以随意殴打内地人和不同意见者，恨到放火杀人而无道德压力。慢慢找原因，可能就是在香港的教育、舆论与知识分子，几十年一再重复一个主题：内地就是一个体制邪恶，人民愚昧的人间地狱。这个主题可以在任何情境下自洽：内地贫穷，那当然是邪恶与愚昧的报应啦；内地富裕，那邪恶与愚昧的力量就更大，更要排斥。

被许多香港人仇恨，只会让内地人伤感，并不足以引发恐惧，大不了不去香港就是，对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把力量对比颠倒，香港人多达10亿以上，内地人是少数，而且必须生活在香港人当中，被歧视、辱骂、殴打还是政治正确，那就是上个世纪犹太人的处境，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仇恨的力量与可怕。

希特勒再有煽动力，纳粹再有战斗力，都不足以引发大屠杀。仇恨犹太人一定要具有强大的民意，甚至具有了道德优越感。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有贬低犹太人的成分。伏尔泰，启蒙运动倡导者，也宣称犹太人为劣等民族。纳粹的反犹法案，很多条文的立法依据，来自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一次会议决议。

换言之。犹太人被屠杀，是必然的悲剧，这是长达千年以上仇恨教育的结果，是公元1世纪就埋下的伏笔，犹太教与基督教在那时开始分裂。在之前，犹太教与基督教并无明显分界线，公元1世纪，两教对传统的解释出现分歧：犹太教认为摩西是正统，耶稣是荒唐的窃教者；基督教认为耶稣完善了宗教，犹太教徒忘恩负义。

公元70年，罗马人毁坏耶路撒冷圣殿，加剧这一分化，基督教徒解释为这是上帝弃绝犹太人，犹太教徒认为这不过是父亲式的惩罚，绝非弃绝。基督教开始系统性地出现反犹的“歧视教义”。

在排他性的宗教争端中，谁都要真诚地相信自己正确，认错意味着宗教的死亡。在这场残酷的争端中，基督教以其压倒性的影响力，成为舆论战的赢家。

而犹太教徒以一种“只要你没有杀光我，我就不会输”的奇特坚韧，也没有输。虽然他们的历史极为凄凉，自公元70年失去耶路撒冷，他们就没有祖国，一直作为不受欢迎的“劣等民族”，被极度歧视，以至于出现自恨者（从这点可以解释为何最恨中国人的，是同为中国人的香港人，他们极力想摆脱中国人身份，以迎合他们心目中的优等民族），但主流犹太人似乎却习惯了在仇恨环境中成长，诠释了高度的“文化自信”，恪守自己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一代代人阅读他们的宗教典籍，最聪明的人成为拉比，回答教徒们的各种问题，将宗教教义与当下的生活结合起来。

在集中营里，著名拉比奥什里偷偷撕下各种纸，在上面回答问题。

上帝背弃了我们，我们在集中营里，多数要死掉，我们还要照例祷告，感谢“没有让我们成为奴隶”的上帝吗？面对这个绝望而尖锐的问题，奥什里答道：赞美上帝，并不是因为他赐予我们身体自由，而是他赐予我们精神自由，我认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否认这种神恩。相反，尽管我们身在集中营，更应诵读神恩，向敌人表明，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是自由的。

很多犹太人在走进毒气室里，口中念诵着“我相信”或“以色列，你要听”，坦然赴死。我即使不是犹太教徒，看到这些，都眼睛潮湿，受到巨大震撼与感召。犹太人的祖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是领土，而是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你可以杀掉我，但你无法征服我。

这种“文化自信”，除了让自己的种族幸存，最后等来与基督教的和解，可能也是犹太人在各领域有优异表现的心理动力，其他不说，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几个最有说服力的硬科学奖项，他们拿了20%的化学奖，25%的物理学奖，27%的生理与医学奖。

人类这种经常犯蠢的物种，好不容易知道无法通过仇恨与屠杀推销自己的信仰、观点与生活方式，要守护这个用血换来的常识。更要知道，和平、包容、尊重自己的优秀文化，是非常有价值的生存环境。而自恨者多了，将摧毁这环境。

（另外，下一次将解读牛津通识读本丛书的《数学》）

推荐：我为何每天感到幸福？

上文：中国人当然有信仰，还信得好

快乐or忧愁 中国人的节日负担为什么这么重？！

你会觉得春节轻松快乐吗？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春节恐怕不是轻松愉快的假期。未婚青年的痛苦，是又要面对亲戚朋友的什么时候解决个人问题的关切，已成家立业者的痛苦则更甚，你必须提着礼物把所有重要关系拜访一遍，仅送礼的人情支出就是笔沉重负担。

据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22.1%，尤其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城市家庭他们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人情支出竟占了总收入将近一半。对多数工薪阶层来说，年终各项奖金远不抵送礼支出。

中国的人情支出为什么这么多？可能有人将之归结为文化传统中国人是世界公认最爱面子的民族。但同属汉文化圈，儒家传统痕迹甚至更重的韩国，虽也有多达96%的国民抱怨红包炸弹，但2014年韩国工薪阶层平均人情支出约33万韩元，只占总收入的1%，与中国人相比，韩国人叫苦不迭的人情压力实在不值一提。

最爱送礼的民族

韩国的送礼压力虽与中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但已是全世界最像中国的国家。

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礼物交换的象征意义往往远大于实际价值。比如德国人最喜欢送的礼物是书，廉价酒、巧克力也是常见的伴手礼，如果礼物超值，德国人会觉得很尴尬在大量中国留德学生的回忆中，往往会出现礼物太贵导致对方拒收。而且，德国人还有当面拆礼并表示感谢的习惯，这在多数中国人看来都是粗鲁无礼的举动。

▍常见于西方的礼物篮子(GiftBasket)，一般多由食物组成，更注重礼物本身的实用性

欧美婚礼也极少见到塞满钞票的红包，多数情况下，新郎新娘会列出所需物品的清单，客人照此选择礼物，即便空手而来也不会有人太介意。最大的差异恐怕是鲜花，在中国，这种徒有其表、毫无实用价值的礼物一般只会出现在受西方影响的情人节，但西方人送鲜花已有悠久传统，并发展出适用于不同场合的花语系统。

欧美非常注重礼物的包装，这恰恰是中国人不太重视的。比西方更讲究的是日本，虽然送出的礼物大多也只是啤酒、糕点等快消品或瓷器、纸扇等廉价工艺品，甚至可能是指甲刀、挖耳勺，但日本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赠答文化，不同节日、不同场合，包装纸的选择，礼品绳的颜色、数量、系法都不一样，如不慎包装错误，则是非常失礼的事。

▍一些日本糕点会被当做特定场合的赠物

日本人婚宴、葬礼上也会送出礼金，但红白喜事规模比中国小得多，如婚宴一般在百人以下，受邀者只是平时关系密切的亲朋友好友，按中国酒席布置不到十桌人。这种规模按中国标准可算寒碜，通常会被认为混得不好，缺少人缘。婚宴动辄五六十桌甚至上百桌才被认为是有头有脸。

从收入水平与礼金数额看，日本人的礼金也远不及中国人出手大方。日本同样有过年给压岁钱的习惯，但大都只是象征性的几千日元，考虑到日本人的平均收入，实在是抠门得谈不上人情压力。

不过，日本人送礼金时有很强的仪式感不同场合礼金袋颜色样式不同，还要套上水引绳完成包装。礼金袋外层封套写法和折法，出席人数、关系还会影响具体写法及顺序;不同场合礼金袋的折叠方法也不一样，婚礼必须用崭新纸钞，丧礼则用旧币。而中国人的红包一般只写封包者的名字和几句吉祥话，仪式感不重要，重要的是包多少钱。

▍用于祝贺的日本红包袋

即便是同样为红包困扰的韩国，一般送的也多是廉价的日用品或食品，如韩国人搬家后经常会收到手纸、洗衣粉等礼物，中国人恐怕难以理解。

中国人的送礼文化在两方面与众不同：一是礼物价值，在经济能力范围内越贵越好，或干脆送现金，且送礼场合远不限于节日和红白喜事，几乎逢事必送，在计划生育初期的中国农村，甚至妇女做结扎手术也会有很多人送礼;二是缺乏仪式感，往往是钱到心意到，一般不太在意礼物的包装，各种颜色的塑料袋是常见选择。

中国式送礼被认为是儒家重礼文化的延续，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当代中国人对送礼的描述通常为送人情，这一模糊暧昧的表述更与礼乐制度规范身份等级的本义相去甚远，它与儒家传统的关系，甚至连外表都谈不上有多像。

▍极具中国特色的婚礼礼金条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传统观念，注重的是礼节、礼数，而非礼物的价值本身，直至晚清和民国，中国民间送礼也更重视礼品的象征性而非工具性，送礼过程有相当繁琐的仪式和讲究，与今天的日本类似。

其实，与中国人情文化最相似的国家，并不在东亚文化圈。

人情与庇护系统

人情并非中国的特殊国情，更非国民性的体现，实际上，它在前苏东国家普遍存在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叫布拉特(blat)，波兰叫dojscie，匈牙利叫protekcio。

布拉特和人情一样，都是无法用外语准确翻译的概念，它不是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礼物交换，亦不同于类似市场交易的等价交换，也不是简单的行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其目的是为了在计划体制下突破资源配置的限制，靠长期的人情支出维护发展出的庇护关系。

▍讽刺人情的漫画：平日常人难以接近的领导在生日那天开门迎客

苏东地区之所以普遍存在人情，是因为这些国家老百姓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干部手中，大到分房子、看病，小到为子女办准生证，甚至分配柴米油盐等日用品都在计划之内。

计划制定者即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可能把每个国民的需求都纳入国家计划，所以计划的美意往往会成为国民痛苦的来源从国家角度而言，能准确统计每年人均多少花布、多少双皮鞋、多少块肥皂、多少个避孕套，平均分配下去，它就是好计划，即使只给全体国民提供同一花色的花布、同一款式的皮鞋、同一功能的肥皂，同一规格的避孕套。

所以，计划体制在事实上是不可能被严格执行的，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基层具体组织、单位，无法被纳入统一计划的需求差异，都会成为计划体制的腐蚀剂，使之具有足够的弹性，而决定其弹性的，不是抽象的国家机器，而是具体决定分配权的各级干部干部也是人，多数干部是有人情的。

▍可以赠送，禁止买卖

在计划体制内，国民除了努力假装为国奉献，还要兼顾个人幸福，而个人幸福很大程度上与额外获得的资源多寡成正比，而额外资源的多寡取决于认识多少能决定资源分配的干部。

所以，在计划体制内，尽可能认识更多的人，尽量维持住已认识的熟人便成个人生存的最优策略根据六度分割理论，要想结识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般都只需通过6个人，因此，一个熟人也许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用，但当你需要获得某种特殊资源时，他也许正好可以找到能帮忙的人。

计划体制下的熟人社会与费孝通定义的传统熟人社会有本质差别。

传统熟人基于亲缘和地缘纽带，相互之间来往频繁，有大量的劳务和经济互助，因此送礼无需太贵，一般也不会出现货币货币体现的是直接的买卖关系，而人情的维系需要相对暧昧，尽量避免物化痕迹。传统熟人之间复杂微妙的身份和契约关系，往往也很难用货币精确衡量。

1949年以前，在农村和城市底层居民中，婚宴随礼大多是喜烛、小家具等廉价日用品，礼金并不多见或数额极少，正是传统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

最典型的是压岁钱，中国人给孩子压岁钱原意是驱邪降福，最初送的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币，本质是护身符，不在市面上流通。直到明清，压岁钱也多是用红绳串起的铜钱，挂在孩子脖子上，象征大于实用。

▍多种样式的铜钱款压岁钱

压岁钱的成倍增加，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在宗族文化发达、熟人社会痕迹保留较多的广东大部分地区，虽然经济比内地发达，压岁钱往往只有5块、20块，一般最多不会超过100块。

1949年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终结，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国民都被纳入与国家计划体制匹配的组织当中，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规则和纽带依然有效，但重要性被大幅降低，交往规则也变了。

传统熟人社会，决定关系重要性的主要是血缘、地缘这种天然纽带，关系的维护成本很低，注重仪式感和程序性，低价值的礼物往来就能巩固稳定的关系。

在计划体制下，能帮你解决困难的人或能给你制造困难的才是你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缺少天然的情感纽带，只能靠高频次、高价值的送礼才能建立并巩固可靠的关系，仪式感并不重要。

由于前三十年普遍存在的物资短缺，熟人送礼多以实物为主。1978年后，市场化改革丰富了商品经济，货币能购买的物品大幅增加，商品流通也逐渐抹平了地域差别，需要的东西一般都能买到，所以与其花费心思挑选礼物，不如直接送钱来得实在。

人情支出的不仅是金钱，实际上，在给重要关系送礼时，大部分人更烦恼的是在不方便送现金时，选择什么样的礼物能让对方满意，以及送礼时怎么不让别人看见你不但要避免送礼时被其他熟人撞到，也要避免撞见熟人送礼的尴尬场面，为此，有些人送礼前还要特意踩点。

这大概是中国人逢年过节最耗费时间精力的事，好在今天商业和物流的发达，深谙国情的京东顺势推出年货专场，高品质、多品类的商品不仅减少了挑选礼品的难度，15个城市当天送达、73个城市次日送达的春节不打烊配送，免去了亲自上门送礼耗费的时间与精力，降低过年痛苦指数。

最大的变化在于，今天留在体制内的中国人已变成了少数，体制外的人无需考虑为老板送礼，尤其对离开家乡在陌生城市工作的年轻一代来说，苦心维系社会关系的必要性被大幅降低。以婚宴为例，他们若在自己生活工作所在地举办婚礼，其人数规模已大幅降低。

朴睿咨询的《2015年末中国送礼市场研究报告》颇能显示出这种剧变：

绝大部分受调查者(30岁以下)年货是在电商购买，过年期间自我奖励、父母、伴侣的平均花费要高于公司领导或商业伙伴。考虑到不同地域和人群对电商的接受差异，受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应当是体制外的白领。

人情冷热与社会救济

虽然脱离体制使得在熟人社会构建庇护系统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但是，需要人情来解决的问题并未减少，因为又有了伴随扩大的自由出现的新困难：个人福利、工作变动、分房都已市场化解决，但是，脱离体制后，生孩子会遇到准生证、户口、入托、择校等系列问题，而医疗卫生、司法、企业经营机会等，往往都会因为是否有熟人而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所有与垄断性机构组织或行业交道的机会，通过人情建立起来的庇护系统都能显著地发挥效用。所以，中国人的庇护系统，只是从单位、组织的熟人社会扩展到了陌生人的外部社会，对多数人而言，依然需要通过人情建立起一个庇护系统。

今天，人情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一个庇护系统，它还是一个自我救济系统。有限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提升了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但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并无根本改善。

▍在中国，人情似乎已经可以列入学科范畴

在传统社会，社会救济系统建立在相对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上，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个救济系统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建立，在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独一神教社会，宗教组织承担了更大的救济功能。

今天中国底层社会的困境在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人口流出地区的救济系统濒于瓦解。这正是低收入阶层人情支出反倒相对更多的原因生活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在熟人身上的感情投资，正是为了防止自己失去生存能力后能获得救助农村的空巢老人如果有熟人照顾，也不至于去找药儿子和绳儿子。

西方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工业革命后，乡村居民大量向城市流动，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地缘关系弱化，早早终结了传统熟人社会，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契约社会，资源的分配、矛盾的解决全靠契约维持，制度给个人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比中国和前苏联小得多。

从传统悠久的宗教救助组织到二战后西欧普遍的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足够保障。即使是福利相对较弱的美国，发达的社会救助体系也能让失业者、破产者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这导致个人在生活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求助政府和社会组织，无需依赖亲友相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加简单纯粹。

▍美国，排队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市民

因此，礼物文化在西方和日本、韩国等国更符合其原始意义，礼物仅仅是模拟和巩固亲友关系的一个象征媒介，表达性远大于工具性。

西方社会的不讲人情，让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难以适应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的冷漠，对谁都客客气气，但除非兴趣相投，很难发展出真正亲密的、类似中国人之间的友谊。

除了西方社会的契约观念能够清晰划分出群己权界，更注重保护个人的私有空间，也因为彼此之间确实不需要互相帮忙。日本社会与之类似，日本人经常会把那些外表冷漠、对别人漠不关心的青年称为好青年，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实在难以接受。

而中国人情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关系边界的模糊，凡事喜欢讲感情、讲义气，把亲近的朋友称为自己人，朋友有困难也更愿意倾力帮忙。不过，中国人的热情明显亲疏有别，在美国街头常见的陌生人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情况，如发生在中国多半会被认为是有所图谋。

▍陌生人躺在地上痛苦不堪，扶或不扶在中国都是一个终极命题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表情对比是更有趣的写照前者在人群中大多表情严肃戒备，因为热情友善的表情暗含向他人尽可能提供帮助或付出的义务，而西方人尤其美国人脸上则远没有这种压力，因为再轻松的表情也不代表自己有义务做什么。

有比中国人更讲人情的民族吗?

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比中国人更好客、更讲人情，客人来后无论认不认识都会倾其所有地招待吃喝，有的甚至还会让自家女眷陪客。这恐怕并非是因为他们天性豪爽，生存条件的极端恶劣，和人口密度极小导致群己边界完全模糊，每个人都有帮助另一个人的义务，于是才有了草原汉子蓝天般广阔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