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阳光晒着我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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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间过后，总习惯出门走走，看人观景，丰满内心，晒晒太阳，增强体质，或者就是单纯的走走，享受日子，重复着小时候的习惯。不管是那种初衷，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回归自然，接受阳光终归是对的。

门外的路热浪阵阵，没走几步已是大汗淋漓。就算微风拂过，还是不会有丝毫的凉爽，空气里就传递着闷热的信息，一种桑拿的味道。看路人行色匆匆，打伞戴帽，遮的严严实实。唯恐有一丝儿阳光漏在了脸上，让自己的脸变成了小麦色。人们的生活方式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改变，都知道疼爱自己，在乎自己的美丽了，都希望显示的是美好的一面。我也是游走红尘阡陌的一粒微尘，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我不喜欢遮阳，而喜欢直接活动与阳光下，让太阳晒着自己的背。

我不喜欢遮挡阳光，所以没打伞，也没带帽，就这么跟阳光亲密接触着。从小就喜欢晒太阳，习惯了背上那种微热的温暖。只是此时的热风，闷闷的让人稍稍有点难受。人总是在长大后变得挑剔了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就不太接受，可小时候就没这么多的感受，舒服也好，不舒服也罢，丝毫不影响自己随心随性的在阳光下游荡。

小时候对冷热不太敏感，不管大雪纷飞的冬天，还是骄阳似火的三伏天，都阻挡不了爱玩耍而东奔西跑的我们。夏天时，父母总会在中午时分监督我们午休，不允许出去乱跑。但我们却经常会瞅大人睡着时偷偷溜出去，跟邻居家的孩子们躲在晒场大树后面玩泥巴，或者拿着自制的大网漫山遍野的抓蝴蝶，抓知了。就算头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两眼冒金星，也不会回家。

记忆里有那么一次，跟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晒的时间长，就能当上孩子王。我倔强的暴晒于阳光下，直到后来睡着了。可想而知孩子王是泡汤了，脸上倒是背晒脱了皮，感觉浑身被冰雪包裹着，冷得难受，打针吃药全都用上了，还躺了好几天。奶奶心疼的留了眼泪，后来只要是午睡时间她老人家都坐在凳子上看着，防止我再次出逃，直到太阳偏西，她才让我自由出门。我也在那时养成了必须睡午觉的习惯，直到现在。

到了冬天就不一样了，只要是出太阳的天，奶奶都会煮上一壶姜枣茶，带着我们靠着窗边晒天阳。或者带着零食，牵着我们去到阳光充足的山野捡拾柴火。累了就坐下来，生起一堆火，烤着红薯馒头，还有瘦肉，美美的吃上一翻。奶奶总是让我们晒背，她说晒背能增加阳气，能增强体质。我们都信，前面有火，后面有太阳，所以，儿时的冬天从来不知寒冷有多难受。我们经常会摘下树枝上的冰凌，认真吃着，或放在炉火上听它发出啧啧的声音。还会悄悄的放到其他孩子的颈项里，听他们的尖叫。童年在阳光的温暖里溜走了，只留下晒太阳的习惯。

我继续走在人来车往的马路上，让阳光继续晒着我的后背，让紫外线那的温度温暖着我的每一个细胞。奶奶是离开我很多年了，但她交给我的好习惯我一直留着。此时，我的心是欢快的，整个人是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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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南方的空气里暖暖晒着太阳

冬天了，除了满耳风声，除了墙角一丛丛的绿，除了暖洋洋的太阳，我更想在南方看到一场轰轰烈烈洁白的雪花，尽管我知道南方不下雪。

走过停车场，路边的野花该怎么开就怎么开，植被该怎么绿就怎么绿。除了树上有一两片叶子偶尔落下来，除了听到北方传来一两场雪的消息。我在的南方，暖和的简直没有冬天的样子。

我不喜欢没有雪花的冬天，不喜欢残缺的冷。可是我喜欢冬日的阳光。

Z姑娘是一个很可爱的广东姑娘，长相甜美，极招人喜欢。每次进出公司看到她，总是不免嘴角上扬，莞尔一笑。

有几次跟她一起吃中饭，她说真想去北方看看雪，南方的冬天太乏味。我就和她说起了北方的冬天，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北方。那里，农历一到九月末，天就开始凉了，十月已经穿起棉衣。每逢下雪天，我和雪儿总是趁老妈不注意偷偷跑出去，溜到村子里的池塘边，那里有白茫茫的雪地，柳树杨树一树树的白。我们走过的地方，有着深深浅浅的脚印，近处远方的房屋，就像童话里的白房子。兴起的时候，抓起一团雪，就能在雪地里打起雪仗、堆雪人。

晴天的时候，雪就开始融化，屋檐上的冰凌一滴滴的滴水，有时候看得心急，就直接拿个木棍，把屋檐上的冰凌一个个打下来，拿在手里玩。

除了这些，大概冬天最有意思的就是溜冰，那些雪花结冰之后就是天然的溜冰场。马路上，除了一些妇人闲唠家长里短，最多的就是小孩子穿着冬天的棉靴在雪地上溜冰，一阵阵的笑声伴着一次次的摔跤声，把冬天渲染得生机勃勃。

四年前离开家之后，我再也没在北方过一个完完整整的冬天。每次都是春节或者春暖花开的时候，在家里待上寥寥几天，继而出发南方。

离开之后，我才知道我想念那里的很多东西。一望无际的麦田，池塘边几颗长得不像样子的垂柳，小时候卷起裤管就能下水捉泥鳅的池塘，一片片亲切的砖瓦房，一朵朵悠然自在的云朵，寂静村落里的狗叫声猫叫声

一路向南。从冬天还会下一两场小雪的苏州，到人人喊着逃离的北上广深之一的广州，我第一次体会到没有雪的冬天是多么枯燥。

中午，和Z姑娘吃完中饭，闲坐在太阳下晒太阳。徐州妇产科医院她玩手机，我懒洋洋地眯着眼睛看天空。天空蓝得高远，云彩很淡，中午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让我想起几年前的时光。

有一年胃疾发作，在家里休养一个多月。整天除了涩口的中药，还有大把的中成药和西药，直到现在，见到医院和药物我都远远避之。不过，那样苦涩的一个月，也是最安心休闲的。中午，搬个小凳子，坐在太阳里翻一本书晒太阳。有时，帮老妈到菜地里剜一些青菜，做几碗暖胃的鸡蛋面。

直到今日，我忘了很多东西，却忘不了那年阳光的味道。我如此贪婪喜爱着那种暖洋洋的味道，迷恋每一寸暖暖的芳香，每一截柔软的光线，及每一个与阳光相关的人。

只是，多么遗憾，当我在南方的空气里暖暖晒着太阳，北方的童话里却在下着雪。

我是一个多么贪婪的疯丫头啊，想在南方的阳光里温一壶温暖，又想在北方铺天盖地的雪地里撒野。只是，最后，我还是选择在南方的空气里，采一束阳光煮诗了。

尽管没有雪，尽管没有你，南方的童话还有大片的阳光，还有我要找的梦境。安栖于城市一角，看看早晨的阳光万里，听听夜色叩门的声音。闲煮一壶茶，忙时偷闲发发呆，偶尔写一两句不成诗行的诗，无关情绪，不惹悲喜。

冬天了，当你的城市被大雪一遍遍洗礼，我却沐浴在盛大的阳光里。站在不同的风光中，你的心是否像我装着北方一样，装着一个南方。

南方的故事没有雪，南方的阳光里没有你。

日子如常，汤饭照旧，我的小桥流水与阳光为伍。

母亲背我去扎针

关于情感方面的文章很多，而每个人对情感的看法的都是不一样的，最全的情感美文都有哪些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母亲背我去扎针，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6岁那年我得了一场病。

病来得异常突然，如同那一场猛雨。

那天下午，母亲在北岗摘绿豆，中间回来蒸馍，馍蒸好后母亲擓了个筐还要到地里去。因为天空阴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雨，不把豆摘回来就要烂到地里。

母亲见我要撵，说：别去了，说不定一会就下了，下了跑都跑不及！

我不依不饶，还是撵去了。

一把豆角还未摘满，就起风了。我抬头一看，只见东北方一大片乌云像山锋一样压过来，又响起了几声闷雷。我说，妈，回家吧！妈说，刚跑来就回去，划不来！你看这豆角都黑了，一淋就炸。再摘会吧！母亲说着，连头都没抬一下。她的心全在豆角上。

黑云越滚越近，电光一闪，咔嚓一声，一个炸雷炸响了！我忙捂着耳朵，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炸雷就是龙要抓人了，于是催母亲快走，母亲说，你先走吧，我再摘几把。

我撒腿就跑。母亲在后面喊，别跑！慢慢走！

丢点了！丢在脸上凉凉的。刚出地块，就下起来了，转瞬之间，风裹着雨像瀑布一样浇下来，我被淋成了落汤鸡。

一口气跑到家里，一屁股坐到门槛上，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接着就剧烈地咳嗽起来。

这是一阵少有的猛雨！

猛雨，来得疾去得也快，大约半个时辰雨就停了。母亲在村北头避了一会儿雨，这时也回来了。见我坐在门墩上又咳又喘，忙问我怎么了。我说上不来气，又指着胸部说，这里憋得难受！

母亲开了门，让我进屋躺下。她心疼得直埋怨自己，说不该让我到地里去。

也许她以为躺下歇一会就好了，谁知第二天更加严重，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憋得满脸通红。喘的时候，不仅连话都说不成，而且从嗓子深处发出一种难听的蜂音，既难受，也觉得羞辱。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寻方问药。

那种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哮喘--气管炎，农村叫黑瘘。黑瘘，医学上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字。

一病就是一年多。

背方用遍。香油炸鸡蛋、蜂糖炒鸡蛋、韭菜根炖鸡蛋，在犁铧面上煎鸡蛋直吃得见了鸡蛋就恶心，总觉得有一种鸡屎的味道，一说吃鸡蛋就跑就躲，母亲总是追着我，求爷爷告奶奶地让我吃。后来母亲又把油灯放在灶膛里烧，待烧红了，用火钳夹出来，在里面打入鸡蛋，加入黑糖要说该很好吃吧，我还是不吃，几个人把我按住，硬是一点一点地塞在我嘴里。

现在想来，如果是虚咳，变着花样吃鸡蛋也许有效，但我根本不是那回事。母亲给我治病心切，不管谁说个方子，她总要拿来一试！

太难为母亲了！我受罪，母亲更受罪！

吃了几个月鸡蛋，没有效果。又用煤渣泡水，甚至用驴屎蛋泡水，喝了一段也没有效果。

一天有人对母亲说，安皋有个医生干针扎得好，叫石国川，张湾人。母亲一听，像看到救星一样立马去了安皋。她要先打探一下，看我这样的病，能不能治？

安皋街在梁洼东北，有二十多里路程。路背，要翻岗过河，所以我们村上的人很少去那里赶集。

母亲来到石国川的诊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人俯卧在床上，光着膀子，脊梁上扎着七根明晃晃的银针母亲看得心惊肉跳。因为她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治病方法。

等了好长时间，母亲终于和石医生接上了话。母亲把我如何得病，如何治疗根根稍稍地说了一遍，一边说一边抹泪，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石医生听罢问了一句，怕不怕针？

母亲说，咋能不怕？没方了嘛！

不怕，用车拖来，扎一针试试。

他没有大包大揽，而是说试试。

母亲想，吹嘘能治百病、手到病除的医生往往靠不住。

第二天我就去了，不是用车拖去的，而是母亲把我缚在背上背去的。那时我父亲在外地工作，长年不在家，治病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

紧紧地贴在母亲的背上，两手圈住母亲的脖子，头歪在母亲的肩上，像坐摇摇车，晃晃悠悠的，很温暖，很舒适。母亲实在背不动了，就坐下来歇一会儿，或让我跟着走一段，但我没走几步就又趴在了母亲背上。母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伸出小手为他拭汗，但也不愿下来多走几步。

母亲用她瘦弱的身体背着我。因为爱，母亲把潜能发挥到极致。

在诊所里，面对银针，我没有恐惧，只有期待。

我梗着脖子，明晃晃的银针从喉咙扎下去，只觉得恍恍惚惚的，有一种麻沙沙的感觉向四周漫延。

母亲有些担心。因为她知道，同村赵某的外孙女也是这病，在南阳扎干针扎成哑巴了。

从安皋回来，母亲欣喜地对父亲说，娃硬着脖子让扎，一点也不怕！

父亲心疼地说，还不是病害够了，想快点治好。

一针扎过，明显见轻，又去了两次，一年零八个月的病就彻底好了。母亲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母亲逢人就说，多亏了石医生。而人们说，姚姑娘（母亲）心肠好，儿子的妖孽病，多难治，也治好了！要是换换人家，也许就落在身上了。

到现在，一听见我咳嗽，母亲就心神不宁，催我去看。她说，是不是那个病又犯了？

我说，这是感冒，不是一回事，她才放心。

在缺医少药也没钱的年代，什么都不怕，就怕有病。母亲把我抚养成人，是多么不容易！

母亲的恩情比山高，比水深！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爷爷的背

一想到爷爷，便会想起他的背。

爷爷是一位裁缝，听父亲讲，爷爷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十几岁就出来学艺，一直从学徒、伙计做到了裁剪师傅，是典型的小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后来，他和奶奶两口子一起加入了合作社，当时又叫缝纫社，不久，爷爷便成了社里数一数二的技术骨干，专门负责门店的裁案，对外接待顾客。爷爷在那个年代，应该也算是个名人吧，因为我生活的那时只有两三万人的小县城，像爷爷一样手艺好的师傅屈指可数，而且他做事的裁缝店是县城里唯一的一家，直到我能记事后的七十年代，都是只见他带着徒弟在那个门脸儿不大的临街铺子里忙碌，似乎社里只有他们两三个人。

我们小时候的外衣大多都是爷爷奶奶做。说做，其实不如用改更合适。我们年少时，加上姑姑的孩子，小兄妹有五、六个，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多岁，爷爷奶奶经常是把大人穿小了的改成大孩子的，再把大孩子穿小了的改成小孩子的，所以，虽然那个年代物质相当匮乏，但我们几个孩子好像都没有为了穿衣而发过愁。

在记忆里，爷爷的腰背一直都没有直板板地挺起来过他直起腰，也是中等身材早先还好，年岁大了，更加佝偻得厉害，就像一把手拄的承重太多的拐杖。这应当也是一种职业病。因为在那个光线不太好的门店里，除了为顾客量尺寸，记尺码，开单子之外，爷爷大部分时间都是伏在一块两米见方的案上裁剪衣服，舒展腰身的功夫实在少的可怜。

我记得大约是在爷爷五十多岁的时候吧，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到他家爷爷家和我家住里外院，离我上小学时的学校很近，只有二三百米远见父亲正帮着一位穿军装的医生给爷爷按摩。爷爷坐在炕上，手抵着墙，后背正对着我。在医生的治疗暂停时，他已经扭曲成s形的脊柱正好遇上我好奇的眼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爷爷裸露的脊背，当时只是觉得有些特别，还在心里嘀咕怎么爷爷的背部就不同于我和父亲的；后来长大了些，才懂得那是辛劳所致，就像每个人身上都会留下的岁月的痕迹，但打在他身上的烙印却比普通人更深更重。时至今日，那条变形的脊柱还常常像拧好的麻花那样在我的眼前晃动，可不知为什么，那个特写镜头每每回放时，我只是觉得难忘，却似乎从来没有认为难看过。

我的印象里，爷爷的面容始终都是温和的。他那张北方人特点很明显的国字形脸上，极少见到愁闷，就算是偶然生气，也好像装出来的一样，就像该生气的时候不得不用面部表情来配合似的，一点都不会让人感到害怕。我小时候功课也不多，下午五点多就可以离开学校了，一放学，除了去学校办的小农场参加义务劳动，或者和同学们一起玩儿，会常去他做事的地方，而且多半会向爷爷要一毛钱到隔壁的小商店里买零食吃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爷爷当年每个月的薪水只有三十几元钱，不仅要攒着给叔叔娶媳妇，还要接济住在乡下的小舅子一家六口人的生活。但即便如此，他也会豪不吝啬、毫不犹豫地掏给我。

夕阳的光影里，窗外的街道开始热闹起来。我坐在柜台前，一边听着街上传来的市井声，一边看着一块块色彩比较单一的、黑的蓝的灰的布料，在爷爷手里的画粉和剪刀下快速地变成衣服的形状，心里不知不觉就会涌上一种类似于观看艺术表演的感觉虽然那时我还没真正弄明白什么是艺术表演。只见爷爷先把布料打个对折在案子上铺展开，然后用画粉靠着一米多长的直尺去勾勒，寥寥几下，就按照事先量好的尺寸，画出了顾客想要的样子，如同一幅简笔画一般；接着他就握着一尺来长的剪刀，从容地剪下去，无论直角还是圆弧，剪刀过处，应声而就，那把剪刀在他手里随心称手，就像活了一样。他的面前，不管是大块的，还是边边角角，那些布料全都有用，领子、袖口、裤腰、衣服口袋、兜盖儿等等，在剪刀下逐一成形，几乎剩不下什么来，很少有浪费。我想，这也大概是人们肯找他做衣服的主要原因吧。埋头的间隙，爷爷的目光不时会抬起来扫向我，眼神里那份我孩童时还说不清的慈爱，让我浑身都会感到酥酥的，就像春雪在暖阳下融化的那种。是啊，儿时的记忆里，那间坐南朝北的铺子虽不太明亮，但丝毫没有妨碍我们祖孙二人享受彼此带给对方的天伦！

爷爷是在他八十四岁那年的腊月去世的，距离奶奶离世已经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当时，我和父亲都守着他在一个屋里睡。爷爷先前得的是肺气肿，出院后医生建议静养，但他不多久就走了。他走的时候没有一点痛苦，十分安详，安详到我们都不知道他离开的准确时间。那天早晨，外面飘着星星点点的雪花，我们洗漱完了觉得有点不对平时醒的很早的爷爷，依然静静地侧身睡着去喊，不吱声，试试鼻息，已然没了呼吸。

给爷爷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他居然可以平躺着了，也就是说，他的背能够伸展，不再是拱起的了。听老辈人在旁边讲，人死了以后，全身骨节就会松弛，所以爷爷的背自然就直了。

愿我的爷爷能够一直这样直着腰背，轻轻松松地，在天堂里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