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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情感方面的文章很多，情感这件事我们永远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什么样的情感美文才称得上质量高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落马》高洪波，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落马
高洪波
从小在科尔沁草原上长大，可惜从来没骑过马。
从没骑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住在县城里，没马可骑；二是从打记事起耳朵听的全是烈马拖死骑手的故事，害怕。
后来走南闯北，远离了故乡，在云南入伍，到京城定居，与自行车形影不离，与骏马则成为遥远的思念。
不过要说骑马的经历从未有过，也不准确。北京有一处叫做十渡的风景点，可以骑马照相，若干年前我骑上马背，留下过气概不凡的英雄姿态，那一次是一匹枣红马，站在十渡的河滩上，感觉不坏；还有一次是远在甘肃，在“西出阳关”的典故源头，背景是坍塌的烽火台，以及无尽的大漠戈壁滩，我骑在一匹白马上，不但照了相，还走了几十米，感觉仍然不坏。
再往历史的纵深处追寻我的骑马史，就是母亲的叙说了：在母亲怀着我时的某一次骑马，马惊人落，那马踏在母亲胸口上，蹄子若踏下二寸，我可能早就不会坐在这里写什么关于落马的文字了。当时我七个月，虽未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按照人道主义及人权主义的解释，我已具有一个人的权利，故而我骑马的历史已有四十四年，落马的历史与其同步。
最近的一次骑马是1995年8月26日，落马亦在此时。地点在故乡科尔沁草原，著名的风景点大青沟。
我此次回故乡，专程为的是一位蒙古族军旅作家巴根的长篇小说《成吉思汗》而来，来去匆匆；来科尔沁草原之前，我在长春参加一个与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有关的研讨会，这个会上午闭幕，中午我就驱车赶赴哲里木盟的首府通辽。巴根是该地武警支队的上校政委，以写《僧格林沁亲王》而著称，在北京曾专门组织过这部书的研讨会，及至到第二部《成吉思汗》，我们就索性出关一回。同时出关的，还有我的老领导、文艺报前主编谢永旺、老朋友雷达及蒙古族评论家特·赛音巴雅尔。
巴根的《成吉思汗》讨论得很成功，热烈、认真且深刻，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讨论过后有一日空暇，老谢与雷达没到过大草原，东道主拉上他们奔向扎鲁特旗，说那里有地道的草原风光让他们欣赏；我则提出一走大青沟，因为从不少人笔下读到过大青沟的奇特，说是大漠中横切出一条深达百米的沟壑，绵延几十里，直通辽宁地界，沟里溪水潺潺，林木蓊郁，风景十分奇丽。
于是兵分两路。
大青沟的确名不虚传，它事实上是地壳运动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从沟沿上向下探望，不见沟底深与浅，但闻人声传出来，我到过长白山的地下火山，与大青沟的地形十分相近。秋日的大青沟，青得异常彻底，知名或不知名的树木，密匝匝拥成绿的营垒，绿色成团地从地下涌上来，与蓝天接壤处，泅染成起伏有致的一条界线，如齐白石勾勒的苍劲有力的线条。青与绿，愈到近处愈分明。及至沿阶而下，刚走数步，清冷的气息便包围了你，青与绿的颜色具有了可感触、可呼吸的意蕴。
大青沟的确妙不可言。
我们一行五人，上有老，下有小，老者为我的父执辈、原哲盟文化处长赵长青，他写过大青沟的四季散文，我称他为“大青沟沟主”。小者为蒙古族女诗人白晶，加上少壮派乌力吉，一位武警驾驶员、英俊的蒙族小伙子，《天骄》副主编、小说家杨文环。我们深入沟底没多远，便不肯再走，坐在一处林间空地上聊天，继而野餐，赵长青叔叔聊的是自己14岁时遇到苏联红军（俗称“老毛子”）的惊险故事，我谈的则是不久前走访台湾金门的趣闻，一历史，一现实，加上滋味醇厚的“大青沟”牌白酒，落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出得大青沟，只见三五成群的蒙古马，马旁有女骑手执缰，大声且热情地邀你骑乘。趁酒兴骑上一匹栗色马，马主人、一位东北口音的农村妇女递过马鞭，说我这马可听话了，“大叔你慢慢骑——”“大叔”叫得真亲切，透着乡情野趣。乌力吉早已扬鞭，他骑术精当，一看就是好把式；白晶也骑上一匹红马，她虽为蒙古人，却也是首次骑马，那马竟不肯走，俗称“欺生”；杨文环与赵长青叔叔不肯上马，只在一旁欣赏。我骑了三圈，感觉尚好，只是身体与马的动作协调不起来，有颠簸之感。
栗色马突然停住，前面是白晶和她的马，我挥起马鞭，替白晶赶马；我的马竟猛然一蹿，继而一停，我失去重心，一下子从马脖子上滚落。由于右脚插入马镫过深，急切间抽不出腿，于是只好用力抱住马脖子，死活不敢松手——刹那间我只看到马的温和的长脸，我从没有这样近距离地仰视过一匹马的脸！我相信此时我的眼睛里一定充满了绝望。只要栗色马向前跑一步，我肯定抱不住它的脖颈，马蹄定然会踏过我的胸膛，此时我仿佛已经感觉到了那马蹄子的坚硬与沉重……
然而栗色马一动也不动，四只蹄子稳稳地钉在草地上。我的满口酒气喷了它一脸，它亲切而温和地忍耐着，我敢肯定这是一匹有灵气的马儿，它知道每逢有这粗鲁而古怪的气味飘来时，骑手大多会出现落马的结果，它见怪不怪，浑似一位草原上的哲人智者。而且我相信如果这匹马会说话，一定会向我建议道：“您允许我学习笨骆驼的卧倒方式，让您安全着陆吗？！”
三天前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看电影，张瑜主演的《太阳有耳》，最后一幕就是女主角骑在一匹骏马上，把自己那位土匪兼军阀的情人活活拖死，那男主角的一只右脚插在马镫子里，至死也没有解脱。
我的落马，却有惊无险。全怪那一瓶“大青沟”酒。
平生第一次落马，落在故乡的草原上。一次晕眩而独特的跌落，恐惧混杂着惶惑甚至几分羞愧的挣扎，更难忘的，是那匹温驯而知趣的栗色马。
我错就错在不该举起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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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盟》高洪波
鸥盟
高洪波
昆明不是鸟岛。翠湖也不是青海湖。但在昆明能观赏到鸟类奇观却是近十几年的一件趣闻，成为昆明的一大景观。我先是在一些报刊上看到许多作家讲述与红嘴鸥邂道的奇异感受，在他们笔下，洁白长翅的红嘴鸥仿佛具有灵性，应约而至，应声而来，每年冬季赴约，春暖花开的季节离去，年复一年，使昆明人的冬季从此充满快乐的喧嚣。然而我却一直无缘相遇。曾有一次与红嘴鸥擦肩而过的机会，那是在1993年的11月，我同一位作家赴滇公干，在翠湖宾馆眼巴巴地守望到月中，朋友们不断告诉我们说海鸥照理应该来了，你们再等等……等到11月15日，昆明一家地方报纸甚至悬赏，说要给第一个看到海鸥的人颁发1000元奖金，海鸥却还是不肯赏光。我们终于等不及了，十分惆怅地告别了翠湖。到家第三天，友人从昆明打来电话，说海鸥昨天飞来了，你们没福气看到。多气人！
两个字：缘分。
内心里认定与鸥鸟们有一种盟约，或迟或早，早晚是要践约的。终于见到了相约十二年的红嘴鸥，借第二届“红塔山笔会”之机，热情的东道主专门将我们安排在翠湖宾馆住一夜。不为别的，只为了红嘴鸥那热情的翅膀。那一天有薄雾，早早出去一趟，未见鸥影，归房小坐，无意中向窗外一瞄，不远处的湖面上空，似已见到盘旋的海鸥，如一缕缕白云般在暗蓝色的天宇上飞掠。我马上兴冲冲地向汪曾棋、雷达、曹文轩、何志云、韩作荣等同伴通报消息，大家向湖边信步走去，刚出宾馆大门，耳畔已响起一片鸥鸟的聒噪，过得马路，便是翠湖岸边的栏杆，将面包屑掷向空中时，雪片样飞舞回旋的红嘴鸥们集结在我们的头顶，开始大口地叼食。它们飞翔姿态优美而典雅，在我看来有几分表演性质，像卖艺者般腾挪闪躲，把叫声与水珠宣泄在我们头顶，面对这群俯冲掠食的红嘴鸥，刹那间你会感到某种惊恐，生怕不小心它们会把你啄倒在地！
这场面让我想起若干年前看到的一部影片《百慕大》，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小女孩在一个夜晚抱着洋娃娃登上甲板，突然从天空飞来大群的海鸟，当海鸟向小女孩俯冲时，她抡起洋娃娃遮挡，结果海鸟们纷纷落在甲板上，脖子全被咬穿，镜头这时摇向美丽的洋娃娃，她的唇边竟沾满鲜血……这个镜头把单纯美丽的形象与狂野的行为嫁接，留给人的惊骇极难忘却。
当红嘴鸥们飞向我们时，那阵势那场面，使我恍惚问成为甲板上那胆怯的孩子——当然，我手头没有魔鬼洋娃娃，有的只是大块大块的面包，这是订立鸥盟的信物。
我们把面包疯狂地挪向空中，继而又抛向湖面，密匝匝的红嘴鸥们掠食着这些并不鲜美的食物，我相信面包的营养谈不上丰富，充其量能够垫垫饥肠而已，但鸥鸟们这样忘我和兴奋地掠食，除了前面谈及的有几分表演性质外，怕也包含着对人类慷慨投食行为的一种鼓励和感谢。总之，在喂红嘴鸥时，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似曾相识的快乐。“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的那位高智商的古人，莫非也不知不觉隐人叹鸥的人群中么？
《高原雪》高洪波
高原雪
高洪波
北京连续一个月的大热，据老辈人说，这种大热在1947年那一年发生过，以后就再没碰到过这么说来，半个世纪一次的酷暑，一被我一不小心赶上了。
北京大热，大热到什么程度？火笼？蒸锅？还是湖北女作家池莉形容武汉那样：一群人浸在游泳池里听首长的报告？太夸张了，首长虽然爱作报告，但他面对一群赤裸裸的听众和浮在水面上的一颗颗充满期待的头颅，那感觉肯定好不到哪去。
池莉笔下的武汉，是五六十年代的武汉，还没有冷气和空调，灵台无计逃神矢，只好浸泡在水中以避酷暑。北京这次持续高温，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中午时分电视台的记者到某路口的交通岗，警察同志正挥汗如雨地指挥交通。记者把温度计拿出来，放在警察脚下一测，乖乖，水银柱噌地蹿上去，摄氏五十多度！
人在这种高温下生活，您怎么能不浑身冒汗出徘子！然后念叨一个字：烦。
正烦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听，是云南一位朋友的声音，忙打听昆明热不热？这位仁兄一笑，说我们这里很凉快，一早一晚还得穿毛衣。
你说气不气人！
为了安顿自己被高温烤炙得焦躁的心情，放下电话便琢磨让自己凉快的事，一下子想起了云南的雪，三月雪，这是一种意识流，超越时空的本能。
云南的雪，雪片不像北方那么大，有几分细碎，落在地上之后很快就融化成湿漉漉的雪水，从雪花到雪水的过程，十分短暂，也许因为三月的云南地气已很是温暖的缘故吧？
雪如果再起劲地落上几个时辰，地面的热气渐渐被雪花们的努力所遮掩，你会发现一层浅白从天空铺下来，先是染白了绿色的松树、黄色的土墙、黑色或红色的屋顶，高傲的公鸡尾巴似的竹子们，也禁不住弯下了腰，翠绿的竹叶托住高天的白雪，格外有一种楚楚动人的风韵。在雪花的侵袭下，最冷静也最倔犟的恐怕要数仙人掌了，它们举着自己尖刺密布的巴掌，不客气地一刺破雪花的身躯，一阵风吹过，雪花们委屈地从仙人掌上滑落，也许这种相逢本来就是季节的错误。
雪花们继续飞舞，降落，随心所欲地栖息在自己可心的地方。当傍晚时分暮色被白雪裹挟而至时，浅白的颜色渐渐变成银灰，再过一会儿，银灰色也消失了，一种朦朦胧胧乌乌涂涂的色调掩上来，远处的村落先亮起一星灯花，继而是一片灯火，夜色与雪色借助于迷离的灯光，显出了高原特有的别一种神秘，而寒意与凛冽，也就在这时浮动在夜空，你踩着薄薄的一层积雪走向远方，每一个脚印，都提醒你这是一场罕见的雪，高原三月雪。
这当然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三月雪不同于冬雪，是老天爷恶作剧的一种表现，成心跟人们过不去。联想起北京七月间这场持续高温天气，下意识地，我想起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种种无奈，气温异常不过是小小不言的惩罚。
然而拿高原雪来抵御京都暑热，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却是我本人的专利，在写出高原雪的同时，屋外竟掠过一席凉风，甚至有几丝雨意，焦灼的心境，渐渐地复归于清凉。遥远的高原雪，还在落着吗？
《昆明雨》高洪波
昆明雨
高洪波
云南省电力局的工会主席汪兄，是个文学与摄影爱好者，由于曾聆听过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先生一次文学讲座，故而在冯牧先生逝世后，动了写一本关于冯牧与云南的著作的念头。汪见是说干就于的性格，1996年7月间，他在昆明海埂召集了一次小型座谈会，题目叫“冯牧文学之路研讨会”，我很荣幸被邀请参加。
住在海埂的电力局疗养院，不便进城，每日里开会发言，自己说也听别人说，听苏策、公浦、张昆华讲述与我的老领导冯牧先生一生的交往，许多故事新鲜又感人，我感到在不同角度的讲叙中，冯牧先生又回到我们中间，用他那一贯清晰、爽脆的话语，把我们引向属于他的那一种愉快、灵慧的氛围。
第三天下午，接到老友范兄的电话，约我傍晚赶赴一家饭馆吃饭，说晓雪、张长、李霁宇几位作家都在邀请之列，还有《羊城晚报》的一位编辑朋友。
便很愉快地答应下来。
车子沿海埂新修的柏油路急驶，愈进人昆明，速度愈慢，敢情堵车（昆明称“塞车”）已成为昆明交通的一大难题。堵车倒没什么，汽车正行进间，车窗外响起噼噼啪啪的雨点声，雨下得又急又猛，很快拉起一道雨幕，四下望去，尽是白茫茫一片，汽车顿时如一叶浪中扁舟，缓缓前行，寻找市中心的那一处饭馆，竟变成很困难的一件事！
昆明雨，在我印象中从来都是这么急性子，说来就来，风风火火，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昆明公出，以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身份参加《云南文艺》（现《边疆文学》的前身）的改稿会，有一天从云南大学会朋友出来，没来由地赶上一场昆明豪雨，我骑一辆自行车从云南大学的制高点俯冲而下，一直冲向位于国防剧院的一位战友家，雨点很凶猛地抽打我的脸，眼睛几乎睁不开；军衣湿成游泳衣，凭着军帽的那一点点帽檐的遮挡，使我不至于把车子骑到马路中间。我揿动车铃，铃声闷闷的，已被昆明雨浸得没有一点声响。无雷，但有风，风雨交加之际，昆明的银桦树簌簌地抖动身躯，它们仿佛也承受不住过于欢天喜地风气十足的倾盆大雨。
雨下到惬意时，马路上空无一人，只剩我一个骑车前行，躲雨的人们缩进屋檐或庭廊下，耐心地等待雨过天晴，他们经验十足，知道这种过山雨的脾气，十几二十分钟的闹腾，犯不上和它较劲。
雨过天晴的结局，真的立马应验，我进屋时雨就停了，默契得很，好像老天爷成心为我洗浴身心。看一眼灿烂得有些不成体统的阳光，我真为昆明雨的恶作剧而哭笑不得。
得，想不到二十几年后又让我赶上了。
雨大得使人无法走出汽车，但约定的时间已到，老友范兄指定的饭馆也亮出了幌子，不下车就太对不住朋友了。一咬牙让司机回去，我冲出车外，几步跨入那饭馆，心想老朋友准保都在笑吟吟地坐定——孰料此家饭馆是分店，正宗老店尚在前方百米处。
昆明雨再次捉弄了我，百米路程虽然不远，可你须忍耐瓢泼乃至倾盆大雨的侍候．况且今非昔比，再无当年的豪情旧日的慷慨，我把青春赌明天，如今已输不起这昆明雨的挑战了。
正踌躇间，服务员递过一把雨伞。撑着这伞，趟着没脚面的雨水，听雨点叮叮咚咚击打出的得胜今，我走向了朋友们的难得一次的聚会。
昆明雨，高原最捉狭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