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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日是伯父九十寿辰，尚不知能否亲自回老家庆寿，除拜家中诸兄勤勉，摆宴以隆，写下文字，聊表崇敬，同时让家中晚辈了解祖上艰辛，得以勤俭持家，本分作人，知恩明理。

伯父张正全，生于1924年，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他的童年我无从知晓，但无论如何，生活不会那么好，因为我的祖父母都是安分守己的地道农民。从老一辈那里得知，祖父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勤勤恳恳，小心翼翼，算是置办了一些家产，包括几十亩土地。但由于当时世道纷乱，军阀混战，乡党营私，所以无论你如何努力，终究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

祖父于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去世，时年43岁。据伯父回忆，当年由于历史上着名的河南四大灾害（水旱蝗汤），造成民不聊生，人相残食，祖父由于积劳成疾，本已羸弱不堪，后又被乡党抢去家产（据说是被本家兄弟算计，里应外合），悲愤交加，暴病而亡，而祖母也由于不堪打击，于半年后撒手人寰。父亲曾回忆说，他唯一记得祖父临终时对他说的话是，咱们家死也要死在一起，一家人就蜷缩在阳光照耀下的柴草旁。许多年来，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话，定格于那样一幕，沦肌浃髓全是酸楚，我可以想见，一家人是多么的绝望与无助，面对生离死别时的悲壮，生命的渺小，人情的冷漠。

当祖父母相继去世时，伯父17岁，姑母12岁，而我的父亲刚7岁，他们还有一个弟弟刚3岁，由于缺乏应有的照料，不久也病饿而死，我们这个家族面临着空前的悲剧，即可能家破人亡。

当时在家乡已经无法生存，于是伯父领着年幼的弟弟妹妹随逃荒人群一路来到了山西绛县、闻喜一带，开始了大约5年左右的乞讨生活。我内心始终对伯父充满了崇敬之情，在那样的特殊岁月，那样一个年龄，能够以那样特殊的手段养活了他的弟弟妹妹，使得我们这个家能够香火存续。即便现在我们所谓的盛世，一个17岁的少年想要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又谈何容易。仅此一点我就觉得伯父应得到所有人的尊敬，我们所有的晚辈都当终生铭记他对我们的恩情。大恩不言谢，我们唯有永远铭记，这也是父亲的意思。

每次见到伯父，他总会讲起逃荒的经历。人记忆最深刻的东西一定是他的磨难，我深深地理解他，我可以想见他领着姑母与父亲蹒跚离开张家胡同，离开东留养村时的样子，那种无可奈何、生离死别、战战兢兢、孤苦伶仃的样子无数次在我的心头浮现，我甚至每每为此落泪。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有这种背井离乡的经历，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家族那段历史。只有记住才是对我们祖辈应有的尊重。

其间兄妹三人经历了人世间所有的辛酸，衣食无靠，饱受欺凌，不仅受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多是来自人世间的磨难，伯父与父亲都讲起过他们所遭受的种种危险，面临着真切的死的考验。其实，伯父当时是有机会过上稍好一点的生活的，但他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为了对九泉之下的父母双亲有所交代，承担了本不该一个少年承担的责任，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包括同村乡邻，也有素不相识的外乡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无从考证这些好心人，但心灵深处我及我们所有的家人一直默默的感激他们。

当时局有所好转后，伯父又领着弟弟妹妹跟着乡亲们回到故乡，但生活困难并没有任何的减少，但伯父始终用自己孱弱的肩膀扛着他本无力承担的重压，小心翼翼，步履维艰，后来我的姑母小小年纪便出嫁了，而我的父亲也走入行伍，虽然他们后来的结果都不错，但很多年以后，伯父谈起时依然充满伤感，妹妹早嫁，弟弟在那样一个岁月当兵也意味着风险，他害怕他们有任何的闪失，伯父对弟弟妹妹的拳拳之心一直在感动着我，这也是我今天对我的家人在尽自己的责任的榜样来源。

解放后，伯父开始了他一直至今的农民生活，由于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生活在贫困与劳累之中。我始终认为，他的性格有先天的成分在，但年轻时的经历对他也影响深远，他对生活始终是谨小慎微，对周围的人也始终是不那么信任，虽然他自己绝对不会去伤害别人。80年代之前，由于一直在生产队，期间生活完全跟着别人走，后来包产到户，有了自己的自由，因此他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辛劳，不为别的，为了自己的子孙能生活的更好一些。

他总是尽力去干更多的活，一刻也没有停歇。在我的记忆中，每次见到他总是衣衫褴褛，总是行色匆匆，似乎有永远干不完的活，而他好像一台永远无法停歇的机器。伯父一辈子总是那么辛劳，因为他始终把别人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年轻的时候对兄弟姊妹，中老年的时候对子女，没有人能改变他，我概括他的一生：悲欢离合，一生坎坷，满是辛酸泪；含辛茹苦，终身操劳，受尽人间苦。对伯父如此的一生，我内心是非常酸楚的。

伯父的一生是卑微的，甚至是渺小的，但他的伟大也正是他用这种最微薄的力量挽救了一个家族，我们都应该记住他，父亲生前也是这样的意思，作为后人，我们都要记住我们的祖辈曾经的苦难，我们家族曾经的支离破碎。今天我们的生活虽然未必都尽如人意，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怨天尤人，比之我们的祖辈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我们应该做的是象我们的祖辈一样，诚实做人，勤奋做事，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为我们自己的后代做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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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伯父

我的故乡在灞桥区原十里铺乡董家门村。西安解放时董家门有13个大院，除1个院子外，其他都住的是姓董的人家。九伯父大名叫董鸿勋，家在村西头老2号院。由于他在自家堂兄弟中排行为九，小名九娃。

新中国成立前九伯父务农为生，农闲时给西安北关一家加工副食的粉坊老板驾驭一辆骡拉大车运输货物。九伯父秉性耿直、处事果断、热诚助人，在董氏家族中威望很高。

我母亲在世时多次向我讲述九伯父的救命之恩。

那是1942年秋，我母亲怀孕头胎临产。我父亲当时在西安东门内玄风桥一家私人商务印馆干印刷工，由于白天日寇飞机轰炸，西安城里人躲避，加上工作忙，要看门户不能脱身回家。家中有爷爷、奶奶和几位叔、姑。按当时我们那一带习俗，生小孩不能出村，只能请本村接生婆在家中接生，怕伤了家族的人丁旺气。请的接生婆发现我母亲怀的婴儿是立生，即难产，怕出人命，不敢出手接生。母亲疼痛难忍，家里人急得不知咋办。九伯知道后，当即决定：快把人送往西安医院。

那时，西安大医院只有广仁医院，即现在解放路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前身。幸好，九伯有一个妹夫在医院给洋医师当助医。这时有村民议论：日本飞机不时轰炸西安，城里拉警报人心惶惶都往乡下跑，咱现在非要进城，路上万一有个意外；咱不能破老先人的规程，生娃不能出村。九伯主意已定：想那么多能咋？救人要紧。

九伯铺了被褥，叫乡党帮忙把我母亲抬上大车，由我的一个姑姑陪护。九伯冒险驾驭自己那辆大车由通往西安的近道进中山门，经中正路（即现在的解放路）快速赶到广仁医院。九伯找到他妹夫，将我母亲送进接生房，经洋医生检查羊水早破，出血过多，腹内胎儿已夭折。若再延误半个时辰，大人的性命也难保住。洋医生不得不采取剖腹手术把女婴分解取出，终于挽救了我母亲的性命。

多少年来，母亲提起此事总是惋惜地对我讲：娃呀！今世你命已注定没有姐姐。

后来逢年过节父亲都要买些礼品送到九伯家中表示谢意。我懂事后也曾感谢九伯挽救母亲生命之恩。

西安解放后，九伯先后担任本村贫下中农协会委员、监察委员、生产队长，为生产队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出谋划策。

1990年，83岁的九伯父不幸病逝。当时我村一街四巷的男女老幼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送行。

夕阳里的伯父

伯父是个残疾人，此我记事起，他不会说话，到现在为止也不会说话，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土屋里，终身未娶，孑然一身。伯父黝黑的皮肤，高高的个头，瘦瘦的身躯，漂亮的眼睛，年轻的时候一定很美。

据大人们讲，伯父三岁的时候会说话，就因一次病治疗不及时，落下终身残疾，想必爷爷奶奶一定很后悔，但于事无补。奶奶在生下四叔一月后上了天堂，撂下爷爷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伯父当时只有十岁，四叔才一个月，爷爷长年腿有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无奈把四叔给了人家。一口破窑洞，两块破门扇，土炕上坐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眼巴巴地看着爷爷拄着拐棍抹眼泪。

那是个缺衣少食的年月，吃了上顿没下顿，穿了夏天没冬天，连柴火都是紧缺的，人们都在为嘴奔命，早起贪黑的劳作，还是填不饱肚子，烧不热炕，更何况奶奶又走了。

爷爷的病一天不似一天，渐渐的恶化，庸医误诊，把骨髓炎误诊成风湿病，延误了就诊时间，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疼的爷爷无奈之下，自断性命，走上了不归路。这下天完全塌了，四面一片漆黑，这个家就像散了架的房子，风一吹就到了，连一点余地都没有留。年长的扬长而去，剩下年幼的无依无靠，缩在一口破窑里瑟瑟发抖。

年仅十四岁的伯父是如何支撑这个家的，年仅十二岁的父亲是如何帮衬伯父的，我现在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一口大铁锅里煮着野菜糊糊，灶口里浓烟滚滚，衣衫褴褛的伯父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熬着日月，盼着黎明。年幼的父亲和三叔也开始学着做饭，挖野菜，拾柴火，抬水，到生产队里挣工分

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是跟伯父一起睡，伯父会把炕烧得热乎乎的，睡在上面很舒服。看着伯父吧嗒吧嗒抽旱烟，烟锅头上火星一闪一闪的跳舞。伯父一口气能吹十五个烟圈，由大到小，或者有小到大依次渐进。伯父有许多小玩意，都是我没见过的，像一些铜钱，铜圆什么的，那时候年龄小，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途，只觉得好玩，好奇。一闲下来，伯父会拿出来看看，数数，然后满足地笑笑，就有小心的收了。

伯父没念过书，但是他会写字，写的都是象形文字。他记得天气情况，让我目瞪口呆，下雨了，他画一个人流泪，留一点，就是小雨，两点是中雨，三点就是暴雨。吹风了，他画一个红旗，向北就是北风，向南就是南风，他每天都记，记在我做过的笔记本的背面，很详尽，没有间断过。

伯父心灵手巧，自己学会了配钥匙。把一些废弃的铜片，铁片收集起来，等村上有配钥匙的人家来了，他会很热情献上自己的手艺，从不要人家东西或者是钱，有的人过意不去，有时候会送些好吃的，伯父一般会接受。伯父爱喝酒，一般都不会醉，伯父为村上人配了好多钥匙，也帮了村上人很多忙，村上人心里都很清楚。

小时候如果有人欺负我，要是被伯父看见了，伯父会拿起石头吓唬他的，直至他跑得无影无踪方可罢休。一次暴雨后，我不小心掉进了涝池，涝池里的水满满的都快要溢出来了，伯父没脱衣服就跳下了水，幸亏及时，我的小命得救了。此后，伯父再不让我到水边玩了，为了救我，伯父喝了不少脏水。

也许是从小做饭的缘故，伯父做饭的手艺相当了得。我最爱吃伯父做的手擀面，红红的辣椒油漂在汤上面，油汪汪的，香菜末往上一撒，红里透绿，绿里透翠，筷头上挑起薄薄的白面条，嚼起来既劲道又滑爽，汤味麻辣十足，配上金黄色的金针菜，那真是一个香。吃上一碗还在想第二碗，吃的额头上冒汗，鼻尖上起露珠，嘴上油汪汪的一圈，还是想吃。伯父做的面条，至今我还是没有吃够，有时候梦里都在吃，吃的吧唧吧唧的，引的爱人偷偷地笑。

夕阳西下的时候，村子西头王三房顶上红了一片，杨树的叶子红的吐血，伯父在门口伺弄他的油菜，背驼了许多，古铜色脸上镶了夕阳的余晖，行动笨拙，看着伯父，我深深的歉疚。

纪念我的伯父

父亲去世的那会儿，我不记事儿，当时的场景，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母亲说，两个哥哥吵着闹着要戴尾巴，妹妹边吃奶边哭。尾巴是什么？孝布后面拖下来的布卷，两个哥哥看它像尾巴。

母亲说，父亲下葬的那天，雨很大，墓坑里面积满了水，棺材几乎在里面浮了起来棺材是公社伐了两棵杨树制成的，墓就是在地上挖了个坑，棺材放下去之后用杨树稍蓬了一下就盖土

总之，打我记事起，便是伯父领着我们给父亲上坟。伯父领着我们，让我们在一个土包包前面跪下，说是给爸爸送钱，边点燃手中的纸边说：孩子们都很好，你就安心吧

伯父是个钉秤的，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人，我们县能提起名的钉秤人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他的徒弟。伯父在爷爷得了麻风病、奶奶改嫁之后开始流浪，十余年的流浪生活，三十多岁才回到家。回家之后，伯父便开始钉秤，依靠钉秤成了家，娶了大妈，生了比我大半岁的堂哥。

父亲去世之后，天就要塌下来了！一个寡妇带着四个孩子，今后该如何生活？大姨夫首先到家来说媒，说是让母亲嫁给他的战友，母亲由于拖累太重拒绝了。当然，其中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在我们姊妹四个的安顿问题上达不成一致的意见。伯父坚持我们姊妹四个随着母亲一起走，大姨夫坚持孩子两边跑两边共同供养，后来伯父和大姨夫吵了架，从此大姨一家和我们断亲二十余年。

伯父最终做出决定：两家人合成一家人过，母亲不再嫁人，一家人全由他一个人养活为此，母亲便从29岁开始守寡。伯父做出这样的决定，这和伯父的生活经历有关。听伯父说，爷爷由于逃避国民党拉壮丁砍掉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后躲进正在开花的麻地里得上了大麻风，得病之后，爷爷的性情大变，不再管他和我的父亲。奶奶也由于爷爷的病改嫁到山背面的老刘家。此后，他和我的父亲相依为命，奶奶经常偷偷接济他俩儿，但之后都要遭到刘老汉的毒打。伯父说，他再也不能让我们过他和父亲一样的日子。

接下养活我们一家人的重担之后，伯父家原本比较富足的生活一下子便得难以为继。印象中，我们这帮半大小子经常在清明节前后就吃光了家里一年的收成。伯父便一麻袋一麻袋地买粮食，成了全镇有名的购粮人。粮食不够吃便用菜补上，但家里的菜是根本不够的，伯父便成筐成筐地买莴笋叶子、白菜帮子、萝卜缨子和甘蓝叶子。同时，家里开始了全民皆兵的大生产运动：种地的时候一人一个?头挖地，收获的时候，一人一把镰刀收割，大人挑，小孩扛，总能把粮食收到家。家里还养了猪，有母猪，也有肥猪，我们五个孩子每天一放学就挎着筐去割草，别人家的孩子用小菜筐，我们一般都用大柴筐。钉秤也是一样，粗活儿我们基本上全包，母亲和大妈用手拉锯解板，我们五个孩子就用小手刨把方木刨成圆圆的秤杆就这样，一家人的生活在艰难中挺着。

记忆中，每每逢集，我就和几乎同龄的堂哥带着妹妹在回来的路上接伯父。伯父的担子在肩头忽闪忽闪的，见到我们，他就停下脚步把担子放在路边，然后从工具箱里取出烧饼伯父惦记着我们这群孩子，赶集回来从来没有空过手，工具箱总是满满的一工具箱烧饼或者油饼。若是集上秤卖得快，我们还能得到一人一毛钱的零花钱，对孩子来说，一毛钱就是十个水果糖。那时候的烧饼很香，糖果很甜，在食不果腹的日子，伯父总能用别人家的孩子看着都奢侈的东西抚慰我们，让我们感到幸福。

冬去春来，伯父领着我们去看电影，嘴里总是念叨九九八十一，穷汉靠毅力，虽说不寒冷，可是肚子饥。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现在想来，伯父是在感叹肩上的压力冬去春来，孩子们又长大一岁，让人喜悦，可是吃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但我们一天天的长大，终究还是让伯父肩上的担子逐渐变轻了。大哥初中毕业就和伯父一起开始学钉秤了。二哥考上高中之后便没有去上，和母亲一起做豆腐了。堂哥比我高一级，初中毕业便出去到外地打工。

三个哥哥主动放弃学业使家里的负担变轻，也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我翻山越岭采药攒学费，更加努力学习，最终考上了重点高中。我考上重点高中那年，妹妹也主动放弃学业，在初二就辍学了。

我高考那年，伯父病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是他在病床上看到的。看到通知书时，伯父出奇地高兴，但高兴之后，他又陷入深深的沉思。此后，伯父和母亲东拼西凑为我筹集学费，使我勉强读完四年大学。

伯父的病一再加重，最终到了糖尿病晚期，于我毕业后第五个年头就去世了。伯父病重的时候，我回去看过他几次，每每坐在他的身边，他总是拉着我的手不放，一在要求接他到我的单位看看，说看看他就放心了，但直至去世，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伯父去世的那天，我在伯父的灵柩下一夜未眠，回忆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脑子里不时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伯父下葬的那天，伤心使我哭不出来，始终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妹妹哭着：伯父，你走了，谁还恳牵我们姊妹啊是啊，还有谁能像伯父这样牵挂我们，抚养我们，惦记我们？

今年就是伯父去世三周年了，三年来，我总是时不时地想起伯父，想起那段艰难的日子，一个肩扛重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