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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会有很多的文章去描述情感，而每个人对情感的看法的都是不一样的，到底有哪些优质的情感美文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辽西往事”之三：豆包，欢迎阅读与收藏。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辽西属于半干旱地区，耕地往往开在山坡上，很少平地、都是旱田，土壤里混有很多沙石，水土流失的现象很多。贫瘠的土地、稀少的雨水，也决定了这里的庄稼种类。
人们辛辛苦苦耕种出来的，也就是高粱、包米、谷子、糜子、荞麦、豆子等这些粗杂粮食。包米、荞麦可以碾面，而高粱、谷子、糜子可以碾出秫米、小米、大黄米。
从我记事起，一年到头吃的都是包米面大饼子、秫米饭，赶上年景不好，这些还吃不饱，只能掺上糠皮、野菜凑合吃。老家的人们是把大黄米、荞麦面和小米看作细粮，都是用来过年过节、招待客人和女人做月子吃的。
那年头的白面、大米，好像是来自遥远的未知世界，特别地神秘、出奇地稀少。后来才知道，其实能出产小麦、水稻的地方，距离我的老家也不过就是几百里地，但统购统销政策让农民只能是种什么吃什么。
只有等到过年之前的两三天，生产队的马车才能拉着全队人的细粮，可怜的两袋子白面和一袋子大米，慢慢腾腾地从门前经过。
这事不用大喇叭广播，男女老少很快都跑到队部大院。虽然永远都是每人一斤白面、半斤大米的定量，但人们还是眼巴巴地盼着能早早分回家。
日子是劳碌的、清苦的，但老家的人们是乐观的、务实的。白面、大米只能在过年那天包上两顿饺子、焖上一顿大米饭，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表示上边对农民关怀了，但过年不能靠吃这个。
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在过大年的那段美好时光里，真正能享用的美食不是白面饺子、大米饭，而是自己亲手种、亲手打、亲手做的粘豆包。因为粘和年同音，所以粘豆包也就成了年豆包。那黄黄、粘粘、香香、甜甜，饱含着浓浓年味的豆包，承载着父老乡亲太多、太久的欢乐和幸福!
做豆包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黄米碾成的面，里头包的馅儿是用红小豆或饭豆烀的，又香又沙。由于糜子的产量很低，所以大黄米也是很稀罕的，只能等到过年时才舍得吃。
一般地，从进入腊月门开始，各家就着手蒸豆包了。条件好的人家要蒸一二百斤面的，一般的也要蒸上六七十斤，一直要忙到过了小年，但可以一直吃到出了正月。
母亲把大黄米倒进大缸里，先用水淘洗两遍，然后开始沙米。要用水瓢舀起一些米，和着水一晃一晃的，慢慢把大黄米沙到另一个大缸里，水瓢中最后剩下的就都是沙子了。一瓢一瓢，沙米所耗的功夫是很长的，但母亲很有耐心。
瓢是以前辽西农家常用的炊具。春天，一般农家都要在菜园边上种几棵葫芦，长出的小葫芦趁着鲜嫩还可以做菜吃，但要挑选几个形状匀称的留着。等到秋后，葫芦完全成熟时才摘下来，放在窗台上晒干，干透的葫芦从中间锯开，掏空里面的干瓤子，就一下成了两个瓢，大的可以舀水，小的可以当饭勺。
无论秫米、小米、大黄米，里面或多或少都有沙子，这是因为庄稼收割后要在场院里碾压、扬场，地面上的沙子难免混入粮食中，而清除这些沙子最好用的工具就是水瓢。
淘好的大黄米要摊放在大盖帘上沥水，沥干米中的水分大约需要一天一宿的时间。母亲把沥干水的大黄米装进大口袋，父亲扛上口袋，母亲拿上簸箕、筛箩和小笤帚，就去村里的碾道 碾面了。
母亲把碾好的大黄米面倒进小矮缸里，我记得每年蒸豆包都是要用那口褐色的小矮缸。由于大黄米太粘了，还要搀进去一点包米面才行，加入温水后就开始和面。其实和面主要还是靠父亲，因为实在是太累人了。父亲把棉袄袖子挽的高高的，攥着两个大拳头，一上一下地和着面，现在想来那动作有点像冲拳。和好的面还要放在炕头上发一天一宿，等到出来一点酸甜味儿时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把散发着豆香味的红褐色豆馅烀好了。我家用的都是饭豆，因为它产量比红小豆高、种的多。豆馅里还要加入一点点糖精的，因为白糖实在太金贵，那年头买不到也买不起。
面发好了、馅烀好了、苏子叶也烫好了，两个大蒸帘往炕上一摆，一年一度的蒸豆包工程才算正式进入关键阶段。
老家的人们蒸豆包是必须要用到苏子叶的，苏子是辽西农家经常种植的，种子可以用来炒苏子盐，用大饼子蘸着吃别有风味。夏天苏子叶最大最嫩时，女人们就一片片采摘下来，用缝衣服的线穿成串儿，挂在房檐下阴干。一串串绿绿的叶子就像风中摇曳的风铃，煞是好看;一阵阵浓浓的香气宛如仙境飘逸的歌声，沁人心扉。等到年底蒸豆包时，取下成串的干苏子叶用热水一烫就能用了。
母亲手上先蘸点凉水，抓起一团面，在手中揉成一个面球，握在左手心，用右手大拇指一下一下将面球捏成面碗，用小勺挖起一小团豆馅放到面碗里，两手一扣，很快地团弄几下，豆馅不见了，一个豆包出现了，再半包上一张苏子叶，就全了好。一个个提溜圆的豆包，坐在一张张墨绿色的苏子叶中，在大蒸帘上摆出了一环一环的同心圆。
当一个大蒸帘摆满时，父亲就搬到外屋地的大锅里，锅盖儿一盖，开始烧火。大哥负责烧火，我来帮忙，因为烧火的主要内容是拉风匣，这个我也能做。弟妹们则手里攥着一小团面，屋里屋外、炕上地下的打搅混。
风匣是农家烧火的重要工具，类似鼓风机，但必须用人力推拉。一个大木箱子里面，立着一块类似活塞的木板，边缘都扎着密实的鸡毛，起到密封的作用，有两根长木杆连着一头外面的木手柄。里面底下还有一条开着两个口的风道，中间有风嘴对着灶台底下的进风口。风匣两头外面各开有一个小风门，推拉手柄时，两个小风门一开一合，交替进风，灶坑里的火也就越烧越旺了。
一大锅豆包蒸好后，父亲把大蒸帘拿到屋外，用铲刀蘸着凉水，飞快地把豆包一个个都起出来，先放到孩子们早就端着的碗里，剩下的都摆到大盖帘上等着上冻。再把大蒸帘用热水刷一刷，就可以蒸下一锅了。
等屋外大盖帘上的豆包冻得邦邦硬时，就可以捡到大缸里。就这样，母亲一帘一帘地包、父亲一锅一锅地蒸，蒸好、冻好以后，再一层一层装进大缸。当大缸装满后，父亲拿起一个大盖帘盖上，再压上块石头，脸上乐呵呵的，好像那里面装满的不仅是过年的美味，还是一年辛劳的收获!
从蒸豆包那天开始，似乎生活改善了，只要蒸的够多，基本每天都可以吃上香甜的豆包，父母绝对不会阻拦。
豆包的吃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孩子们做零食吃。出去玩耍时，衣袋里常常揣上一个，和小伙伴们一边大打着片技，一边啃着冻豆包，偶尔再用棉袄袖子擦一下鼻涕，这是那年头辽西农村男孩儿们的特有情景。
二是平时全家做主食吃。把冻豆包从大缸里拿出几个，放到锅里的大蒸帘上，开锅馏十几分钟就可以吃了，吃豆包可以连同苏子叶一起吃，别有风味。后来我才知道，苏子叶其实也是一味中药，有化痰止咳、发汗解表、养胃醒脑的作用，还能解鱼虾的毒。但那时根本不知道，只是把苏子叶当屉布用的，免得豆包熟了沾在蒸帘上，同时还有香味，仅此而已。
三是过年或来客时用油煎着吃，这是最奢侈的吃法。锅里先放上大油，当然必须是能够杀得起年猪的时候，把馏好的豆包放到滚烫的油里，金黄的豆包浸满滋滋作响的大油，浓重的油香味立刻飘满屋子。用铲刀将豆包压扁，两面翻着煎，大约1分多钟就可装盘。如果再撒上些白糖，咬上一口满嘴流油，香里透甜、甜里裹香、香香甜甜、软软粘粘，一道那年头辽西人最爱的美食诞生了。我曾经认为这是人间最好吃的美味，但我的童年里，总共也就享用过两三回。
豆包还可以当作礼物，亲戚朋友之间相互赠送的，各家也趁机炫耀一下手艺。一旦有谁听到别人夸自己，说蒸的豆包好吃时，立马乐得屁颠屁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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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往事”之九：地道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有一部电影叫《地道战》，很多人都看过，我也看过不知多少遍了。然而，要说我童年时也参加过挖地道，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真真切切的。
那年头,有一条最高指示叫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曾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其实，称不称霸跟老百关系不大，粮食也没有真的广积起来，只剩下深挖洞成了干部们积极贯彻、农民们身体力行的大事。
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召开了全村人参加的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主任亲自传达最高指示，号召男女老少齐上阵，为粉碎美帝、苏修的原子弹侵略，坚决打好挖洞战役，每家至少挖一个地道。人们看到那么大的领导都来讲话了，相信这事一定相当重要、相当严肃，于是大伙儿很快就掀起挖洞高潮。
有《地道战》做榜样，人们挖起来既有方向、又有干劲，真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有在自家院子里挖的、有在房后山跟底下挖的、甚至还有在屋子里挖的。挖出来的地道又多种多样，有直的、有弯的、有一个口的、有两个口的、甚至还有曲曲折折多个出入口的。
人们除了要挖自家的小地道，还要集体挖生产队的大地道，因为上级说了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各队必须挖个大地道，在关键时候要准备装下全队的人。
由于大人们都去生产队参加挖大地道的工作了，自家挖小地道的活其实都落在了孩子们的身上。我家的地道就主要是大哥带领我们几个弟弟妹妹们挖的，位置就在院子东边的土捱子底下，也是有两个出入口的。
地道的主出入口在土房的东面,这里原来是父亲在土捱子下挖的一个半圆形的柴火洞,有将近一人高,只有不到两米深, 是专门用来装高粱茬子的。父亲领着大哥在这个大土洞里，斜着向里挖进去七八米深后开始往左挖，又挖进去一米多，但由于土质太硬就暂时搁下了。父亲去参加挖生产队的大地道后，大哥就带领我们开始向右挖。
那年头挖地道和《地道战》里的一样，完全都是靠人工，使用的工具也就是镐头、铁锹、土篮子之类的最原始工具，照明也只有煤油灯。一镐一镐地刨、一锹一锹地挖、一土篮子一土篮子地向外拽土，进度很慢。后来，不知道大哥从那里弄来四个碗口大的轴承，又找来木板、木棍等，钉了一个有箱斗的小车，用一根大绳子拉着车子向外运土，可比用土篮子运土省劲多了。
慢慢的，向右一直挖进出去有十多米深，这期间又挖了两个猫耳洞，还挖了两个放油灯的小耳洞。后来又开始向右拐，继续挖了六七米，有一天突然挖着挖着见到了光亮，终于从菜园子里的土捱子下面挖出了另一个出入口。
其实，地道挖的一点也不规范，设在大柴火洞里的主出入口有半人多高，可以猫着腰走进去，可是走着走着，等到了另一个出入口时，就只能爬着出来了，地道是挖的越来越小了，可能是后来实在挖不动了。
各家的地道挖成后，虽然一直没有派上防原子弹的用途，却意想不到地发挥了另一个非常实用、非常奇妙的作用，几乎都成了家家户户的菜窖。上冻以前，把大白菜运进地道里，先在地上铺些秫秸，然后一层白菜一层秫秸地码放好，可以存放一冬天不冻不热也不烂。而大萝卜运进地道后，要在地上挖一个大坑，把萝卜码放在坑里，用土厚厚地埋上，同样可以存放一冬天不冻不烂也不糠。
我记得，家里的地道除了当菜窖，还成了我和弟妹们玩藏猫猫的最好地方，经常在里面摸黑爬来爬去的。至于生产队挖的大地道，后来做了什么用途，我就不知道了。
那年头挖地道的可不止是各家各户，也不止是生产队，原来军队也在挖地道。有那么两年时间，南山后面经常传来隆隆的炮声，听父亲说那是在挖山洞子。其实，跟军队挖的地道一比，农民们挖的地道根本算不上什么，别说原子弹，可能连一颗炮弹都抗不住。
后来我才知道，军队挖的不叫地道，也不叫山洞子，应该叫战备工事，从设计、选址、材料、施工、使用都是军事机密。这样的地道确实能够发挥防轰炸、防辐射、防化学武器的作用。
这样的战备工事，在大山深处究竟有多少、究竟有多神秘，我不知道，但我曾经进去过的一个山洞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挖地道两三年以后的事，在一个莺飞草长、山花烂漫的初夏。有一天我跟着父亲上南山里去放羊，父亲突然说要带我到山洞子里看看，我又惊讶又兴奋又向往。
我跟随父亲钻过茂密的灌木树丛，攀着岩石和野草，吃力地爬上半山坡，来到一处高耸巨石的侧面，眼前的情景让我立马目瞪口呆。只见一扇两人多高的绿色大铁门矗立着，不知道为什么，门没有完全关闭，敞着一条缝隙，刚好能侧身过去一个人，能看到大铁门足足有一尺多厚，门里面是黑漆漆的山洞。
父亲一手拿着一根棍子、一手拿着手电筒先走进去，我也战战兢兢地跟着进去，父亲叫我紧跟着别乱走也别说话，这里面说话的回声特别大。
随着父亲手里的手电光亮，我隐约看见山洞里也有两人多高，宽度能并排走四五个人，山洞顶上拉着很粗的电线，有亮晶晶的小水流顺着洞壁向地上淌，地面很湿滑。
走进大铁门只有十几步远，山洞就向左拐去。又走了几十步突然看到两束光亮，像两个贼亮的大眼睛，吓的我一下从后面抓紧父亲的衣服,父亲告诉我别害怕，那是两个枪眼。走近才发现这是一个圆形的空间，两个枪眼离地面有一米多高，是扁扁的长方形，顺着枪眼向外看却是不同的方向，左边的枪眼正斜对着山洞的大铁门，右边的枪眼却对着我们刚才爬上来的山坡。父亲说这叫暗堡，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我跟着父亲继续往里走，山洞弯弯曲曲、黑暗幽深、旁边还有几个不知道通向哪里的小洞。凉风飕飕地从山洞深处吹出来，冷得后背直发紧，嘴里上下牙得得地磕着。
在每个拐弯的地方都设有一个堡垒，枪眼正对着走来的方向。在山洞里还看到一个很大的蓄水池，里面竟然还真有大半池子水。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几件挖地道的工具和几个空木头箱子。
由于手电筒的光线特别弱，在山洞里走了好一会也没有发现其他什么特别的秘密。父亲说山洞越深手电光就越弱了，我们还是出去吧，另外的洞口可能在很远的山那边。
我出了山洞后，好大一会才暖和过来。我后来想，父亲真的很有胆量，他一定是提前自己先进去看过，是想带着我进去也练练胆子、长长见识吧
“辽西往事”之一：土房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历史上，辽西犹如中国的大西北，成了荒凉的代名词。听老辈人说，这里有三多三少，山多、石多、光棍多，树少、水少、姑娘少。由于女孩子出嫁早、生娃早，产后下地干活早，身体也就衰老的早，年轻的大姑娘当然就显得少了。辽西还雨水较少，经常闹旱灾，特别是春旱，有时候种下去的种子都出不了苗。
山，大都矮矮秃秃的丘陵;水，只有浅浅清清的河套;石，多是大大小小的糟石砬子，就连耕地里也有很多碎石头，这就是辽西的自然环境。
老家的土地适宜耕作的并不多，而且土地大都贫瘠、零散，但那年头人们的生活却又一刻也离不开土， 踩着泥土、顶着尘土、住着土房、睡着土炕、吃着土里生的、穿着土里长的，就连小孩生下来也要包在沙土里。那年头，似乎大人孩子们总是在跟土坷垃打交道。
因为穷，没有那么多的尿布换洗，女人们就把细沙土筛净、炒热铺在小孩的屁屁底下，拉尿后把沙土一抖搂再换。记得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大哥，由于贪玩没有筛净沙土，一根枣刺害得襁褓中的小妹妹哭闹不止，被母亲发现后挨了一顿揍。
辽西靠近蒙古高原的科尔沁沙地，夏天雨水集中、冬春风沙很大，但那年头农村的房子却都是用土筑成的，叫土房。
房顶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尖的，而是略成弧形，前后稍低、中央稍高，左右两侧的山墙高出屋顶，高出部分也被砌成弧形，房檐再压上瓦片，门窗不大，都是木头的。这种房子排水效果比平顶房好，又比尖顶的人字房抗风沙能力强，还能在上面晾晒粮食。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囤顶民居，体现了辽西先民的智慧。
砌筑这种土房的墙壁有三种，虽然用的都是土，但又很是不同。
泥垛墙最结实，但做起来最慢。
在和泥时要加入一些铡短的谷草，就是谷子的秸杆，这种草很有韧性。用一种叫垛叉的农具，将和好的草泥叉起来一坨一坨地垛墙，很像燕子用小泥团筑巢。这种墙很容易垛歪了，但老把势仅凭眼光也能垛得又直又平。这种墙每垛起一些，还要侧着用垛叉，顺墙面将露出的谷草从上向下打平齐。墙垛起来后，黄黄密密的谷草在墙面上全都顺顺地向下长着，就像给墙壁披上了蓑衣，可以大大减少雨水对土墙的侵蚀。
土坯墙比较结实，做起来也比较快。
砌墙之前要先用泥来脱坯， 泥里也要加谷草，脱坯用的坯模子是木条做的一个长方形木框。把和好的草泥放进坯模子里，用拳头反复压实、抹平，再慢慢把坯模子拿起来，一块土坯就脱好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土坯，晒干以后就可以用来砌筑土坯墙了。土坯就像现在用的砖，只是没有经过烧制，用来盖土房还是很好的。
夯筑墙做起来最快，但不太结实。
照着墙的宽度，先用长长的大木板固定出槽，就往木槽里加泥土，再加谷草，一层泥土一层草，然后用大木锤反复夯砸结实。一段墙夯筑好后，就把木板向上移动重新固定，继续加土加草，继续夯实，墙就很快出来了，这种墙也叫干打垒。
我家的老房子就是父亲用土坯墙盖起来的，但院墙是泥垛的，听说还得到了村里一些乡亲的帮助。
老房子所在的小院儿其实是在一条长长的土沟里，沟底一条窄窄的马车道向南通二队、向北通一队，院子就是在道旁向东边生生开出的一块平地。
院子南边是邻居张大娘家，北边、东边都是高高的土捱子，现在想来有三四米吧。我常常领着弟弟妹妹欢快的爬上爬下，我还多次站在东边捱子上闭眼往下跳，害的很长时间做梦都是从高山上突然摔下而吓醒。西南角是猪圈和茅楼，西边是院门，门外就是那条马车道。
三间正房和两旁的小耳房紧靠北捱子，都是土墙土顶土屋地，但房梁、檩子、椽子都是木头的，檩子上好象还贴着画在红纸上的大鱼。门窗也都是木头的，窗户棂子上糊着纸，只有中间镶一块巴掌大的玻璃。记得有一年，父亲做了一扇镶着三块大玻璃的窗户，屋子里一下亮堂起来,高兴得母亲唱起了样板戏改天换地。
房前是一大片菜园子，园子边上还有几棵桃、杏、梨树。每到春天，母亲总是在园子里种上一池一池的小白菜、小生菜、小菠菜、小葱什么的,一冬天见不到青菜的孩子们,总是傻傻地盯着刚刚拱出土的点点嫩芽,盼着、盼着。
土房的当中一间是外屋地，其实就是厨房。进门左右各有一个锅台，对面北墙根放着几口大缸。冬天寒冷的早晨，父亲从很远的井台挑水回来，往大缸里倒水的哗哗声，常常就是叫醒我的闹铃。东西屋里各有一铺火炕连着外屋的锅台，我和父母、弟妹住在东屋，大哥住西屋，炕稍还放着粮食、杂物。
火炕也是用土坯搭起来的，炕上铺着用秫秸编织的炕席，只有晚上睡觉前，母亲才把破旧的被褥铺到炕席上，于是小孩子们就一哄地钻了进去。一般的，过年以前都要换上一领新炕席，因为火炕很容易使炕席变脆损坏，断裂的秫秸篾子也很容易扎伤小孩。我右脚的大拇指甲是分成两半的，听母亲说就是小时候在炕席上爬着撒欢扎裂的，那一年实在买不起新炕席了。
那年头，虽然辽西的冬天很冷很冷的，但老家的火炕好像总是热热乎乎的。早晨醒来，被窝里那种暖暖的、恋恋的感觉，总让我难以割舍!后来才知道，为什么老家的人们那么劳累、辛苦，却很少有腰腿疼的，原来硬硬热热的火炕，就是治疗腰腿病的最好药方。
土房虽然住起来冬暖夏凉，但特别怕雨水，所以房顶每两年就要重新抹一次泥、外墙每三年也要重新抹一次泥。抹墙的泥就是一般泥土加上谷草，但抹房顶的泥却大有玄机，因为正好火炕也要每两年重新搭一次，否则炕就会返烟。
无论搭炕还是抹房，对于农家院都算得上是大工程，还要抢在雨季到来前进行，但这时又是农忙季节。要想快，就得找人帮忙，但要招待大伙一顿好吃的;要想省钱，就得自己做，好象大多数都是父母带着大哥做的。
父亲把火炕里拆出来的黑糊糊土坯，全都搬到院子里，然后把炕墙内的烟灰打扫干净，再撒上些水就可以搭炕了。炕是否好烧，关键在炕洞的设计，搭炕在农村可算是技术活，但没文化的父亲却能做的很好。用一块块新土坯竖着砌成曲曲折折的炕洞，上面再用土坯铺成炕面，炕面上用草泥把缝隙抹严实，最后用很细腻的沙泥抹光滑就算完成了。接着要用大火烧两天，必须把新搭的炕彻底烧干才能用，否则人睡在上面会生病的。
搬到院子里的炕坯，被父亲砌成中间凹的一个大堆，然后往上浇水，每天浇两遍。大约四五天后，父亲领着大哥开始用镐头和锤子，捣砸那些湿透的黑炕坯。奇怪的是，砸碎的黑炕坯里面却是红的，就是红砖的颜色。
慢慢的，一个黑红的大土堆出现了，父亲说这叫炕洞土，用这种土抹房顶不漏雨。炕洞土有不吃水、比较重、耐冲刷的优点，是那年头辽西人用来抹房顶最好的材料，当然也要掺上柔韧的谷草。就这样，两铺炕拆下来的炕洞土正好够抹三间土房的房顶，这难道是老辈人也懂得循环利用吗?
有一年过年前，父亲破天荒地从生产队一下子分到30块钱。在我的记忆中，那是童年里过得最富裕的一个年，母亲高兴地给每个孩子都做了一身新衣裳，父亲还高兴地买了几挂鞭炮。到开春时竟还有10块钱，父母就商量着要拿出3块钱来，请人好好地抹抹房子。
那年春天抹房时，父亲真的请来了好几个人帮忙，那天父母还做了丰盛的晌午饭来招待大伙。父亲先跑到很远的公社，买回来一大堆的面条、几捆二刀韭菜、三盒锡纸烟卷和一瓶子豆油。面条是用玉米面、秫米面、小米面合制的，而且是机器压出来的，父亲说这叫粗粮细作。
母亲用自家攒的鸡蛋炒了满满一大盆韭菜，连同煮好的两大盆面条都端到院子里的矮墙上。父亲就跑前跑后地招呼大伙吃饭，乐呵呵地喊着快来吃面条啦，还有韭菜炒鸡蛋呢。
乡亲们高高地擎着装满面条的大碗，上面是绿油油的韭菜和黄澄澄的鸡蛋。虽然累了大半天，可大伙还是有说有笑，一个个吃得汗流满面。那天,我什么活也没干，却撑的死去活来。
文革结束的那年，父亲以750元的价格，把老家的土房和院子一起卖给了同村的老李家，带领全家离开小山村，搬到了离城较近的农场里。
离开老家已近40年了，但那个土房子和老院子的事,还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辽西往事”之二：支农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那年头农村里的乡叫公社、村叫大队，大队又分成几个生产队。本来，村里每个生产队生产的内容也不太一样，一队和我家所在的二队是农业队，以种粮食作物为主;三队主要种蔬菜、四队主要种果树;五队由于处在山沟的最里边，是以牧业为主的队。但是，后来在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鼓舞下，基本上各队都主要种粮食了。
我上小学时，正赶上文革形势一派大好，学校的山墙上有一条大标语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我们都是农家孩子，学工、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好像都离的太远，就只剩学农最方便了，而且学得持久、扎实。
我记得每个学期下来，书本总是剩几课讲不完，还有一个学期，老师竟然只讲了三四课。不是老师不愿讲，也不是学生不想学，都是因为主管学校的贫代表指示了，小学生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课堂要搬到田间地头，要去支援农业生产。当然，那年头的军人也正在支工、支农、支左，我们支援农业也可以算做学习军人了。
所谓支农其实就是干农活，大人们干什么，我们这些八九岁、十来岁的孩子就要干什么。好在都是农家子女，从小跟着父母基本都学会了各种农活。
辽西都是旱田，种植最多的就是高粱、苞米。在我印象中，小学生们干的最多的是春天里给高粱、苞米间苗;夏天里给高粱、苞米耪地。
间苗就是把长出来的小苗，按一定距离、挑长势不好的拔掉，使留下来的小苗有更大的生长空间。高粱大约每隔15至20公分留一棵、苞米大约每隔25至30公分留一棵。耪地就是在高粱、苞米生长过程中，定期用锄头铲掉与庄稼争夺水肥和空间的野草，并把庄稼底下的土耪松了，为庄稼生长创造更好的环境。
在小苗长到10公分以后开始间苗，只需一遍就可以。但耪地却需要进行三四遍，从间苗后开始耪第一遍，等到耪最后一遍时，庄稼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
间苗基本属于细致活，而且是完全要蹲着进行的。不知道为什么，女生间苗总是遥遥领先，男生说什么也比不上女生快。我那时累得甚至都跪着、爬着了，还是不行。女生们都已经到了地头时，男生们才刚刚过了一大半，女生们就纷纷回过头接那些已经累得连滚带爬的男生们。
耪地的情况就完全变了，因为这基本属于力气活，男生大都是领先女生的。
高粱、苞米在耪最后一遍时，已经进入盛夏，庄稼都已长的很高了，大人们走进去都没了顶，更别说小学生。孩子们抱着比自己还高的大锄头，一头钻进遮天蔽日、阴暗闷热的庄稼地里，一边吃力地除着草、一边抹着满脸的汗水。密密麻麻的庄稼棵子不仅阻挡了风、还阻挡了彼此的视线，使陷在这阴暗、憋闷的庄稼地里的孩子们，感到很无助、很绝望。
男生们这时候可以喊叫、可以咒骂、甚至可以脱光膀子干活，但女生不行。劳累、闷热、单调、孤独，种种困难一起包围着可怜的小女孩们，所以这耪地的活女生不可能不落后。好在男生们咬牙切齿地钻出庄稼地，喘口气后也知道纷纷回过头来，接那些连累带热带紧张，已经快要晕倒的女生们。
其实，对于小孩子们干活，生产队也没有完全用大人的标准要求。间苗时该拔的没拔、该留的没留;耪地时稀稀拉拉、草没铲掉倒把庄稼棵子铲断了的事经常发生，甚至有时还会出现意外事件。
我在高粱地里耪地时，就被扎破过脚，一根钉在烂木板上的大钉子扎透了我的破胶鞋，把脚底板扎了一个很深的洞。老师赶来后，禁止我按住伤口止血，反而叫一个力气大的同学用劲往外挤血。直到实在挤不出血时，老师才烧了一点草木灰按在伤口上，用手绢儿包扎起来。老师还特别嘱咐我们说，当伤口很深时，一定要及时挤出一些血后再包扎，使伤口里的细菌、脏物随着血液流出来，否则包扎上极容易感染。
对于我们小学生的支农运动，广大贫下中农和生产队干部还是很欢迎的。特别能体现欢迎的是有一年，也不知道是谁下的令，我们无论来到哪个生产队，队部都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中午饭吃。
到一队支农时，中午饭吃的是小米水饭，菜就是用酱油淹的生韭菜。小米水饭虽然很好吃，但韭菜吃起来却很辣。
到三队支农时，中午饭吃的是秫米焖饭，菜是熬大头菜。菜里虽然见不到一点油星，但菜毕竟是熟的。
到四队支农时，中午饭吃的是包米面大饼子，菜是用酱油淹的生葱叶。葱叶子也很辣，大饼子还贴糊了，咬到嘴里有股子烟味。
到五队支农时，中午饭吃的也是秫米焖饭，菜是炒盐豆子，就是黄豆放到锅里炒熟，再加上咸盐。使劲嚼了一中午的盐豆，腮帮子都累酸了。
到二队支农时，中午吃的那顿饭却是最最难忘的，虽然二队是最穷的生产队。主食依然是秫米焖干饭，但基本上没有沙子咯牙，而且菜是所有生产队里最好吃的，竟然是南瓜炖红烧肉。
听说是生产队长安排队部养猪的饲养员，埋里埋汰的老刘头，到村里唯一的供销社，买回来几瓶红烧猪肉罐头，并要求老刘头用罐头来炖生产队种的大南瓜。
我在吃饭时，无论怎样拼命地扒拉着找，也没有找到一块红烧肉。但是，那金黄色南瓜里偶尔能看到的红褐色碎肉丝儿，再加上浸在南瓜里那浓香浓香的红烧肉油汁，已经让我们这些常年闻不到肉味的小孩子们，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至今，我对南瓜炖红烧肉这道菜依然有着特别的感情。
饭后，我们一边回味着饭菜的美妙，一边打听谁吃到了整块的红烧肉，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有幸吃到。于是，大家伙议论起来，有的说是因为火候太大，把肉炖碎了，所以看不到肉块;有的说是老刘头在做菜时，偷偷把肉块从南瓜里都挑出来自己吃了;还有的说老刘头根本没放肉，只把肉汤倒进南瓜里，肉块都送给队长的女儿吃了，因为队长的女儿就是老刘头的侄女，而老刘头又是个光棍子，他最疼爱的人就是这个侄女。
总之，关于红烧肉的事,已经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
